按：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一篇题为《次山谢表》的札记，我们的这个选本对其作了注释、语译和研析。元结，字次山，唐代文学家，是北魏常山王拓跋遵的后人，孝文帝改革姓氏，拓跋改为元姓。元结的曾祖父元仁基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征伐辽东，因战功得到赐封，故元结出身于官宦之家。但元结祖父早卒，父亲元延祖曾担任舂陵丞，不久弃官而去，隐居山林。元结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中进士，后安禄山反叛，父亲告诫元结对朝廷要有忠义气节，“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 元结遂招集邻里迁襄阳避难，可见其家教还是不错的。肃宗闻元结之名，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召问朝廷，元结献《时议》三篇分析时事，得到肃宗赏识，授以官职，抗击叛军、治理地方多有成效。后元结辞官还居武昌樊口，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九月起为道州刺史。道州今为湖南道县，位于湖南南部，今为湖南道县，《次山谢表》中提到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及两次谢表均作于他在此为官之时。 　　 　　文中提到杜甫对元结的赞誉出自其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秋所作《同元使君舂陵行>》，杜甫在该诗序言中说：“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诗中称元结“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赞扬两首诗“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可见杜甫对于元结的人品及诗品均十分推崇。《汉书·食货志》卷末赞语称：“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好的政治制度虽然重要，但好的官员更加重要，否则制度再完善，缺乏好的执行队伍，最终施行的效果会完全走样。如元结这样体贴百姓疾苦的官员可谓好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的注译工作，首引原文，之后是注释、语译和研析，现将其中《次山谢表》一文刊载，从中可见这个选本的体例，供读者参考。 　　 　　 　　 　　《容斋随笔选》之《次山谢表》朱永嘉 　　 　　《容斋随笔》卷十四 　　 　　 　　 　　元次山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1】，其序云：“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2】。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3】，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4】。吾将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辞甚苦，大略云：“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歩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5】。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6】。”又《贼退示官吏【7】》一篇，言贼攻永破邵，不犯此州，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8】。其诗云：“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二诗忧民惨切如此。故杜老以为：“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参错天下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9】。”遂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10】”之句。今《次山集【11】》中，载其《谢上表【12】》两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则乱将作矣。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其二云【13】：“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刻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诵其诗，以《中兴颂》故诵其文【14】，不闻有称其表者，予是以备录之，以风后之君子。次山临道州，岁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广德也。 　　 　　 　　 　　注释 　　 　　【1】元次山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元次山，名结，次山为其字。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为人不拘于时俗，性情诞漫，无拘无束，任性而为。天宝十二载（西元七五三年）进士及第，后举制科。代宗时拜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道州为秦置之舂陵故地。《舂陵行》是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所作。【2】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据《旧唐书·元结传》，元结任道州刺史前，西原蛮掠道州居民数万人入山，遗户才四千。结曾上书朝廷言：“臣州为贼焚破，粮储、屋宅、男女、牛马几尽。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骚离，未有所安。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余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税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朝廷许之。此诗为把百姓苦难之实情上达于朝廷，故末句为：“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3】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指元结莅任道州刺史的五十余日内，上级官府向道州征敛赋役税收的公文多达二百余封。【4】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此言元结作为道州刺史的地方官，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执行上级的命令，造成地方的动荡，刺史也就难辞其咎；如果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要受征敛失期的罪责。【5】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邮亭，古代设有沿途供信使歇脚的旅舍。急符，即催逼赋敛的紧急公文。此言追逼赋敛的信使到邮亭的足迹先后相继不止。【6】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符节，指君王任命地方官的凭证。逋缓，指缓征的赋敛。意谓作为地方长官，当以安抚百姓为首要的职责。如果由于缓征赋敛而受上级的责罚，我心甘情愿。【7】贼退示官吏元结诗题。作者作此篇以示其所属之官吏。【8】言贼攻永破邵，不犯此州，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语出自《贼退示官吏》诗序。永，即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邵，即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邵、永、道三州皆为唐江南西道西南部毗邻的边缘山区。序言称西原蛮在攻破道州之次年，继攻永州，破邵州，对道州掠境而过。究其原因是道州因去年已被杀掠几尽，不可能再有什么斩获。此时为官者怎能再苦苦征敛赋役于道州之百姓。【9】故杜老以为：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参错天下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杜老，即杜甫。下之引文出自《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之序文。杜甫作诗的时间当在大历二年（西元七六七年），从四川成都到夔州这几年地方深受战乱之苦，杜甫有同感于元结二诗，故以《同元使君<舂陵行>》为诗题。从洪迈所引序文中，可见杜甫对元结二诗推崇备至。杜诗既有对时局的感慨，也有对自己病弱而无能为力的悲哀。希望多一些如元结那样的地方官，能“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日”，使天下得以小安。【10】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此谓元结之《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若秋月那样明亮，华星那样垂世于永恒。杜甫在诗中盛赞元结忧恤黎庶，词气浩荡纵横。还说自己“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可见他作诗时是以元诗“知者”自居的。【11】次山集元结的文集十二卷。《四库提要》称：“结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隐为作序。《文编》十卷，李纾为作序。又《猗玗子》一卷。并见唐志，今皆不传。所传者惟此本。”【12】谢上表系元结在广德二年（西元七六四年）在道州任上所进。谢表不仅表述谢上敕授，同时还叙述所见道州民情之荒残，“耆老见臣俯伏而泣，官吏见臣已无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余寇蚁聚，尚未归降。”所以当务之急是，“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畬种山林，冀望秋后少可全活。”接下来便是引文所言地方官若刺史的委任，不能再“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他建议对刺史的考核应是：“一年问其流亡归复几何，田畴垦辟几何。二年间畜养比初年几倍，可税比初年几倍。三年计其功过，必行赏罚。”史传还称他“上疏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十三万缗，帝许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万缗，结又奏：‘岁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时增减。’诏可。”道州赋役获赦以后，元结上了二次《贺赦表》，说明元谢表和上疏是得到当时朝廷认可的。【13】其二云指元结之《再谢上表》。此表进于永泰二年（西元七六六年），元结上表言在官之日，“虽百姓不至流亡，而归复者十无一二。虽寇盗不犯边鄙，而不能兵救邻州。虽赋敛仅能供给，而有司不无罪状。”故需自行辞免。他在《再谢上表》中对于这次再授道州刺史，表示自己“所以不敢即日辞免”，“待陛下按验虚实，然后归罪有司。”文中他还强调现在“官吏侵剋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寄希望于朝廷对人事的调整。【14】以《中兴颂》故诵其文元结有《大唐中兴颂》，序称天宝末安禄山陷洛阳、长安，玄宗幸蜀，肃宗即位灵武。后收复两京，玄宗还京师。这是对肃宗的歌功颂德。元结把这篇颂词刻在所居永州浯溪之石崖。唐人因《中兴颂》之故，称颂元结之文章。若皇甫湜有诗《题浯溪石》，亦刻于浯溪石崖间。洪迈在随笔卷八《皇甫湜诗》亦言及此事。此后，《四库提要》称“晁公武谓其文如古钟磬，不谐俗耳。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耳，不蹈袭。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亦可谓耿介拔俗之姿矣。” 　　 　　 　　 　　语译 　　 　　元次山任道州刺史时，作《舂陵行》，他在诗的序文中说：“道州的户口，过去有四万多户，在战乱之后，留下的户口不满四千，大部分户口再没有力量负担赋税了。我到官还没有满五十天，就收到上级衙门催征赋税的公文有二百多封，先后都警告说：如不能按期限缴纳，地方官便要削官贬职。啊呀！假使完全依照上级的命令去征收赋税，那么州县的社会生活将遭受破坏，刺史又怎能因此而逃避他的罪责呢？如果不执行上级的指令，那又要立即被贬责罚。我只能不应上级的命令，好好安抚百姓，等待上级的处罚而已。”他的言辞是那么苦涩。诗句的大体是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近。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另一篇题目叫《贼退示官吏》诗，讲到山民进攻永州，攻破邵州，而没有进犯道州，那仅仅是因为可怜道州的贫弱。上级官府怎么还能忍心苦苦地去征敛这里的百姓呢？他的诗句说：“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从这二首诗可以看到作者是如此恳切悲悯百姓的苦难。所以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的序文中说：“如今盗贼还未熄灭，能够知道百姓苦难如元结那样有十多人，能陆续参差地分散到各地去担任地方长官，那么天下多少有一些安宁的日子也许很快就能到来。”所以杜甫在诗中赞扬这二首诗“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的名句。如今《次山集》中，还收录有他的二篇《谢上表》。他在第一封《谢上表》中称：“现今在地方上任刺史的，如果没有武略来制止暴乱，没有文才来挽救百姓的困疲和治理好各种弊端；如果刺史没有以身作则清廉为政来约束下属；如果没有变通的办法，以救济一时的急难，那么祸乱立即就会发生和蔓延开来。臣估计如今州县没有多少人能再忍受苛捐杂税的负担了，户口已经破败得差不多了。百姓中间留恋祖先坟墓的已很少了，想流亡逃生的人很多。这个时候对于刺史的委任，必须精细和谨慎地选择，并委以重任。那就不能再固守原来选官的次序，以及让那些通过贿赂买官，或者出于向势要权门求官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了。”他在《再谢上表》中，再次重申这些原则，他说：“现在四方兵革尚未安宁，赋敛还没有减轻，百姓离土逃亡越来越厉害，官吏对百姓的侵蚀盘剥一天比一天多，实在不能再任使那些凶残、平庸、低能、贪婪、懦弱无知、办事愚蠢或通过贿赂权贵势要来谋取官职的人以充当州县的地方长官。”读元次山这二封《谢上表》的话，在感谢朝廷敕授官职的表文中，能如此透彻地论述百姓穷困吏治恶劣的现实状况，并劝天子要精心选任地方长吏。这种写法，自有谢表以来从未见到过。人们因为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中激烈地褒扬他的缘故，或者稍稍注意并传诵他的诗句，或者因皇甫湜写《中兴颂》的原因，传诵他的文章。但没有听说过有人称赞他这二篇《谢上表》的，因此我把他的表文记录于此，用来讽喻后来的正人君子们，不要忘记这个榜样。元次山任道州刺史的时间在癸卯年，那年正是唐代宗初元的广德年间。 　　 　　 　　 　　研析 　　 　　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对元结的诗品、人品都作了极高的评价，元结的这二首诗确实抓住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症结和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品德。这也正是杜甫切身感受最深的地方。安史之乱以后，肃宗虽然收复了京城，但战争并未结束，地方的乱局反而有所加剧，处处都是危机丛生。矛盾的焦点便是《舂陵行》一诗开头的几句话，“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兢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一面是由战争带来的军需无穷无尽的扩大，另一面是百姓不堪赋敛的重负。道州更是大乱之后，他叙述百姓的境遇是：“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在这个背景下，地方官员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上司对赋敛的催逼，“邮亭传急符，来往急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如果硬逼百姓，那就是“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他还在诗中反映了老百姓的怨声，“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天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作为道州的地方官，他如何权衡利害得失呢？他说：“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那么他自己又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呢？“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那就是为官者必须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才是为人正直而不亏自己的良知。全诗以情胜，用古朴淡泊的言词，不用典、不雕琢、不尚辞藻的白描手法倾诉作者以道州刺史的身份，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表达得那么委婉而又曲折细腻。这也正是这首诗最能打动人的地方。《贼退示官吏》是讲为官准则的问题，他在诗中把官与贼对比。对于山贼，他说：“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对于官府，他说：“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那岂不是官不如贼吗！对于为官之人，他说：“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表示自己如果为了让上级称自己贤能而绝人之命，那宁可弃官而去。为官决不能坑害百姓。元结不仅在诗中这样说，而且认认真真地去做。所以他二次上疏朝廷要求宽缓对道州百姓的赋敛。他的两篇《谢上表》说的主题也就是对州县的长官，必须精选谨择，决不能如过去那样或拘限于官次，或得之于货贿和权门，再不能让那些凶庸贪猥之徒通过“走后门”、“捅路子”来窃据刺史、县令的职务以欺压百姓了。对地方长吏的选择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汉宣帝便说过：“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李世民说：“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朕故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常看，在官如有善恶事迹，具列于名下，拟凭黜陟。”（《唐会要》卷六八）唐太宗是否真为常思百姓之事而夜不成寐姑且勿论，至少表示了他对刺史的人选和治绩是关心的。实际上从唐初起，州县地方长官的选任始终是一个问题。贞观十一年（西元六二八年）马周便上疏讲到：“今朝廷独重内官，刺史县令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边远之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从唐太宗以后，高宗、武则天、玄宗时期都有人议论过这个问题，可见这已是唐代吏治的一个痼疾了。所以元结的这二首诗与他的二封《谢上表》具有很大的针对性。他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诗歌，而且在于他的人品，言行是一致的。在《元次山集》卷六载其《自箴》云：“有时士教元子显身之道，曰：‘于时不争，无以显荣。与世不佞，终身自病。君欲求权，须曲须圆。君欲求位，须奸须媚。不能为此，穷贱勿辞。’元子对曰：‘不能此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我自作箴。与时仁让，人不汝上。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这恐怕不仅是古人为人的准则，也是今人为人的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所奉行的是时士教元子的显身之道，讲究的是如何争以显荣，佞以安身，曲圆以固权，奸媚以求位，以达到升官发财之罪恶目的。若官皆如此，民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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