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我们注译的《容斋随笔》选本选了不少关于史学的条目，导读以君、臣、民三者关系为中心对洪迈的史论进行介绍，因原文篇幅较长，李春博在导读基础上删节后刊出，供大家批评指正。 　　 　　朱永嘉 　　 　　 　　 　　《容斋随笔》中的史论——以君、臣、民三者关系为中心的考察李春博 　　 　　 　　 　　（一） 　　 　　 　　 　　《容斋随笔》中涉及史学的条目很多，我们只选了四十余则，不可能每一条目都直接与洪迈的亲历相关，但它们多少都具备与这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相关，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带有典型意义的一些案例。阅读这些条目，不仅能从中读到洪迈精辟的论述，还能从中举一反三地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传统的种种印记也能多少从这些案例中反映出来。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始终处于乱世和治世不断交替的过程，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而在分与合之间，主导方面是合。即使在分的时期，无论三国鼎立，南北朝的对峙，宋、辽、金的南北对立，大家只认同一个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始终屹立于世界，就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由于中华文明的共同观念在各个民族之间，不断产生极强的向心力。再加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一切促使我们能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生生不息。《容斋随笔》关于历史的内容占有主要部分，乃是洪迈阅读历史的心得和体会，也是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他念念不忘的便是要从以往的历史中寻找长治久安的经验，以及某些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教训。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君、臣、民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三者关系在史家眼中，君臣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一部二十四史便是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历史。从历史上看，治世和乱世的君臣关系不同。在乱世，君臣之间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君择臣，臣亦择君。在治世，在统一的王朝范围内，为臣者就没有选择的自由，出处去就便会受到种种限制。君与民，臣与民的关系有联系又有区别，君与臣是统治者，民是被统治者，但民也不是消极的被统治者，他们对统治者有自己独特的反应，通过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人民创造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二） 　　 　　 　　 　　《容斋三笔》卷二有一则札记的题目是《刘项成败》，讲的是刘邦与项羽之间的逐鹿战争各自成败的原因。这个话题的核心，作为王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便是要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刘邦与项羽之间成败的关键是谁能用人，其关键在于能用人之长，能容纳人，能团结人，共同奋斗，用当代的话讲，那就是识别干部，处理好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洪迈从诚信的角度讲刘邦所以胜、项羽所以败，他说：“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怀）王之戒”，项羽则“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因而他说：“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这话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有一点书生气。还是刘邦自己的话有道理，他提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指出：“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项羽在用人问题上之失，是任亲不任贤，最终出卖项羽的都是项羽所信用之亲人，而张良、韩信、陈平这些人都曾经为项羽效力，他不能任用。这些人投奔刘邦后，皆能为刘邦所用，因而打败了项羽。故在楚汉战争中，胜败的关键是谁能用人，谁能团结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这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洪迈在《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条中指出为秦谋事开霸业者都是自六国前来的客卿，《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中详细地介绍了曹操用人所以得力之处，在于“唯才是举令”，这是他用人的原则。由此招纳了许多人才，为其所用，其中不少人都能够独当一面。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曹操所以胜出，还是在用人问题上高出群雄。孙权能偏安江东，其得力处亦在善于用人这一点上。《随笔》卷十三《东吴四英将》讲了孙权用人之专一，如对周瑜、鲁肃，始终信任不渝。他还能培养人，如对吕蒙、陆逊的不次提拔。没有这四英将，孙权在东吴就难以立国了。 　　 　　从为君的角度讲，就是要识人，会用人。从为臣的角度讲，在乱世君择臣，臣亦择君。《随笔》卷十二有一条《汉士择所从》，便讲了荀彧与郭嘉他们在袁绍与曹操之间，尽管当时袁绍的势力大于曹操，他们却选择了曹操。其他如高柔在张邈与曹操之间选择了曹操。杜袭、赵俨、繁钦在荆州不选择刘表而选择了曹操。此外如周瑜选择孙策和孙权，诸葛亮选择刘备，也都是臣择君的案例。为君者要吸引人才，尤其是乱世为王者，不仅在于一时势力之强弱，而在于其作事为人之魅力，在于其自身之智慧和才能，以及容人之度量。否则的话，如何能够吸引一时之人杰到自己周围来呢？ 　　 　　在王者这一群体中，还有一类人如楚怀王熊心那样的人物，亦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笔》卷九有《楚怀王》一篇，洪迈认为反秦诸将所以要拥立熊心，乃是借楚王族之后裔的名义，以号召抗秦的各种力量。然而他毕竟是被拥立起来的傀儡，自己没有力量，所以项羽得势后，说废也就废了。西汉末年，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也是因为他是汉室刘氏的后裔，所以拥立他为王，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师出有名。但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赤眉军的将领，最终与之共亡。文革时毛泽东起用王洪文，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也就是暗喻这个道理，告诉他仅有工人出身，不一定能镇得住功臣宿将，在功臣宿将们看来他只是个儿童团而已，如果你不能取得功臣宿将的支持，并驾驭他们，那么你只能落得与楚怀王和刘盆子同样的结局。 　　 　　 　　 　　（三） 　　 　　 　　 　　帝王制度是终身制和世袭制，帝王政治是宫廷政治。当社会稳定，王朝统治相对稳定时，帝王之接班人的培育，离不开深宫大院，在后宫中实际培育太子的是其母后。在这样的格局下，就会存在母后干政的情况。《随笔》卷二有一则《汉母后》的札记，文中列举了文帝、景帝、武帝时母后临朝的事例，此后在元、成、哀、平之世也都有这种政治现象。即使汉武帝独揽四十年朝政大权，也要等到他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去世以后，才能摆脱母系外戚干政的局面。在西汉历史上，母后干政时间最长的是孝元皇后王氏，她活到八十四岁。成帝、哀帝、平帝时期都有她干政的痕迹。与母后干政相关的便是外戚问题。汉武帝时，窦婴与田蚡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太皇太后窦氏家族与太后王氏家族之间的矛盾。武帝夹在中间无法客观公正地处理这个矛盾。《随笔》卷二有题为《灌夫任安》的一篇札记，叙述灌夫重义气任使，看不惯田蚡仗势欺侮窦婴，在筵席上行酒时冲撞了田蚡，田蚡劾灌夫大不敬之罪，最后因为太后生气的原因，灌夫与窦婴皆弃市。这是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武帝尚且如此无奈，外戚因母后干政之蛮横由此可见一斑。其他如孝元王皇后的王氏家族，前后有十侯五大司马，结果全部政权落在王莽的手上，国号也被改为新。到了东汉，幼主在位接连不断，母后直接临朝，外戚与宦官专政的格局更甚于西汉。母后预政，几乎是秦汉时期宫廷政治既定的格局。 　　 　　在宫廷政治下，幼主在位，很难避免母后临朝及外戚专政的格局。那么君王长寿是否就是王朝之福呢？其实也未必。《随笔》卷八有一篇札记的题目叫《人君寿考》。他列举汉魏至五代共一百三十六位君王，寿考在七十以上者五人，即汉武帝刘彻、吴大帝孙权、梁武帝萧衍、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这五个人主晚年都很凄凉。这五位长寿的君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到了晚年如何处理好权力的交接问题。如李渊、李隆基晚年都处于失控的局面，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废戾太子，吴大帝晚年废太子孙和都是以悲剧结束，梁武帝轻信其子萧正德，导致侯景之乱，身死台城。这五个人的遭际都说明，帝王之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父子兄弟之间往往兵刃相见，最终皆以悲惨和凄凉了结自己的余生。《随笔》卷二有《田千秋郅恽》与《戾太子》二则笔记，《续笔》卷二有《巫蛊之祸》的条目，讲的都是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废戾太子的经过及武帝事后的悔恨懊丧之情状。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国迄今的二千余年历史过程中，几乎是常演不衰，这样的教训实在惨痛不已。《随笔》卷二《灌夫任安》中的任安被诛死便是由于巫蛊之祸。太子起兵诛江充，时田仁为司直主城门，认为太子与武帝骨肉之亲，故开城门让太子过诸陵，因而被下吏诛死。而任安则是受太子之节后闭门不出而同样被武帝诛死。田仁与任安都是考虑到父子之间的关系，不愿事态激化，结果却以此殉难，可见为人臣之难。故俗云“君老不事太子”。但不事太子也难。君老死，太子有权也要找你算帐。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任何人身处其境，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很少有人能侥幸避祸。 　　 　　我们选了《田千秋郅恽》这一条目，因为他多少能在事后给这一类惨烈的案例以一些温情。田千秋借着梦见白头翁言以讼太子之冤。他对汉武帝说：“子弄父兵当何罪？”武帝因此而感悟，故“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为此武帝“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悔恨。同时还处理了那些挑拨他父子关系、并加害于太子的人，族江充家，杀黄门苏文及加兵刃于太子的李寿，这一场悲剧是两败俱伤。相比较而言，同样是废后换太子，光武帝处理得温和多了。光武帝废郭后时，郅恽婉言劝谏光武帝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让后人为此而有议论。光武帝是聪明人，郅恽亦善于恕己量主，大家心照不宣，不把话讲明。故光武帝在处理废郭后、立阴皇后及更换太子时，并没有动杀机，这就避免了重蹈汉武帝的覆辙。 　　 　　 　　 　　（四） 　　 　　 　　 　　在历代君王中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属于平庸之辈。乱世出英雄，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是乱世的英雄，在和平稳定的时期，君王必然是庸常之主，故他们遇到棘手的事情时，便不得不让朝廷大臣和议事官来共同商议，择善而从。《随笔》卷二有一则题为《汉采众议》的札记，列举汉元帝时处理珠崖造反的问题，汉成帝时处理匈奴呼韩邪单于使节诈降的问题，哀帝时处置匈奴单于朝贺的问题，东汉安帝时，要不要放弃凉州的问题，顺帝时如何处置交趾反叛的问题，灵帝时如何处理凉州兵乱的问题，这些事情经过朝廷众官的议论，最终都处置得比较妥帖。从这一条札记中可以看到汉朝还是有一定的议事、决策和行政制度规则。在汉代，遇到重大事项时，通常都要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们一起议论，然后由帝王裁决。公卿、大夫是行政长官，博士与议郎只是参加重大政事的议论，汉代的郎官与博士，用现在的话讲大都是干部子弟与知识精英。君王不是明主，也就是不存成见，所以才能在许多不同意见中择善而从。如果君王是一个如秦皇、汉武那样有雄才大略、有主见，不管他们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朝廷议事只能顺着君主的意旨去做。《汉书·公孙弘传》讲到汲黯批评公孙弘狡黠，什么事都顺着武帝的意思说，这就是在专制君主治下议事必然遵循的准则。因此朝廷议事规则的效果，往往因君主的状况而异。君主只是中等才能，那时遇到问题，博士和郎官中往往会有一些真知灼见，因为他们比较超脱，不受行政事务的羁绊，思考的自由度相对高一些。同时，他们也只有通过议论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一旦内外官员出缺时，他们便成为候选的对象了。这样的议事，比只是在极少数官员之间议事要高明一些，对决策官员也多少有一些牵制的作用。当然，在庸主之前，若在朝廷议事时，犯颜直谏，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亦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只要冒犯了君王的逆鳞，即使你说的完全正确，亦还是会造成巨大的历史悲剧。 　　 　　给皇帝提意见，叫直言谏诤，《续笔》卷三有一篇《折槛行》，这本是杜甫的诗题，专为谏争而设。其中讲到汉成帝时的朱雲是个敢于谏争的直臣，他上书请斩佞臣张禹，引起成帝大怒，命御史将其押下殿去，朱雲不肯走，攀折殿槛。后经左将军辛庆忌以死争，成帝才息怒。其后官府当修治折槛，成帝曰：“勿易！”用以旌直臣。杜诗有“至今折槛空嶙峋”之句，意谓至今空有嶙峋的折槛留在殿上，可见直言之难。还有一些君王对臣子的直言，虽不处分，却仍是我行我素，把忠言只是当作耳边风。《随笔》卷十三有《魏明帝容谏》这一条札记，最终引《三国志·魏书》谓明帝：“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其实明帝所以不敢奈何这些直谏的大臣，是因为这些大臣都是其父、祖留下的功臣宿将，还奈何他们不得。故关键不在于能否容忍，而在于能否接受正确的意见。 　　 　　 　　 　　（五） 　　 　　 　　 　　在统一王朝之下，士大夫的出路只有二种选择，那就是治生或者从宦。所谓治生就是通过经商或者经营土地以置产业，从宦就是做官。洪迈在《随笔》卷八有以《治生从宦》为题的札记，讲的是为官与置业二者不可兼得。他所举的张释之与司马相如这二个案例，都是通过注赀为郎，在宫廷侍从于皇帝周围，并没有别的官位和职权，而且还需自己拿钱来维持个人的生计。张释之十年不调，减损了他仲兄的产业。司马相如为郎官时“家徒四壁”。国家统一后，士大夫都挤在从宦这个独木桥上。洪迈引韩愈《从仕》一诗破题，反映了韩愈十九岁去长安求仕，经十六年苦苦的追求，却从未在仕途上得意过。说明要挤上从仕这条独木桥还很不容易，不如今日仕宦子弟们幸福，他们可以经商置业与从仕为官二条道路上选择，哪条路钱来得快来得多就走哪条道。或者兄弟合作，兄从仕，弟从商，且有老爷子的无形资产和潜在影响可以利用，当然在官场和商场都能左右逢源。然而这样的日子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因为富与贵一般都难以超过三代以上。 　　 　　不过在古代即使从仕，风险同样也很大。《四笔》卷十五有一条札记，题为《四李杜》，洪迈把历史上四对姓李、杜者组合在一起。从时间上看，前面三对是东汉时期的人物，第四对李白与杜甫则是唐玄宗晚年与肃宗时期的人物。从事件上看，李固与杜乔是士族上层与以梁冀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李云与杜众则是桓帝时中下层士族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李膺与杜密包括范滂为代表的则是中下层士族与汉灵帝时宦官集团的矛盾，具体便是东汉末的党锢之祸。这三对李杜都以名节相尚，为此甘愿接受统治者强加的罪名而死于非命。东汉末的党锢之祸，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大案了。这一类的大案多了，对一个王朝而言决不是好兆头，往往是亡国的先兆。因为这样办大案的结果，必然是使国家大伤元气。同时这类大案往往包含着大量冤案、假案、错案，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案件出现反复，必然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结果是王朝解体，社会秩序濒于崩溃。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东汉末的党争，唐末的党争，宋代的党争，明末、清末的党争，都最终导致了王朝解体。 　　 　　 　　 　　（六） 　　 　　 　　 　　士大夫中有一些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在乱世中企图力挽狂澜之人。《随笔》卷十四题为《次山谢表》一文中，所言之元次山即元结，便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文章抓住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之序言，推重元结诗品及人品。《舂陵行》是元结任道州刺史时作。他在诗的序言中说自己到任未满五十天，道州的户口乱前为四万，乱后只剩下四千，再也没有力量负担国家的赋役了。他到任这不到五十天内，上司催征赋税的公文有二百多封，如不按期征纳，要削官贬职，如果强行催征，结果就会是官逼民反。所以他只能不理上级催征的命令，安抚好百姓，自己则等待处分而已。《舂陵行》诗充塞着他内心的苦涩，为了安抚百姓，宁可自己受责，当官不是为自己的前程，而是为了老百姓有一个安静的生活。这是元结为官最可贵的地方。除《舂陵行》之外，元结还有一首《贼退示官吏》诗及他的二篇《谢上表》，也是极论民穷吏恶，劝告君主要精择清勤的地方长官，这便是士大夫中的另类。元结还有一篇文章，题为《自箴》。他在文章中说，有人告诉他为官之道：“于时不争，无以显荣。与世不佞，终身自病。君欲求权，须曲须圆。君欲求位，须奸须媚。不能为此，穷贱勿辞。”这是二千年来，迄今尚未大变的官场常态，元结对朋友的“忠告”是这样回答的：“不能为此，乃吾之心。反君此言，我自作箴。与时仁让，人不汝上。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所以我说他是士大夫中的另类。现今知识精英们讲究的正是如何汲汲于争以显荣，佞以安身，曲圆以固权，奸媚以求位，圆通于官商之间，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若官员与士人皆热衷于此，那民何以堪。 　　 　　 　　 　　（七） 　　 　　 　　 　　君臣关系如上述，那么君臣与民的关系又如何呢？洪迈又是如何表述的呢？洪迈在《次山谢表》中引元结谢表极论民穷吏恶，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官民对立之甚。君、吏、民这三者关系上，直接与民众对立的是官吏，因为君王是通过官吏来加强其赋敛和统治的，君民之间的对立夹着一层官吏，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首先针对着地方官。我们看《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反抗的特点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洪迈在续笔《卷五》，有一条题为《盗贼怨官吏》的札记，他列举了自秦末到宋代，农民起来反抗时，他们追杀的目标往往就是直接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他讲到陈胜起兵，各地“争杀其长吏以应胜”。东晋末孙恩作乱时，“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隋末群雄并起时，“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进京，“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北宋方腊起兵，“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陈通在杭州起兵时，“毎获一命官，亦即枭斩。”洪迈归纳这些现象，认为农民反抗所以如此激烈，实际上是官员长期刻剥百姓所激起的一种情绪性宣泄。这种宣泄当然有不少过激的行为，其所伤害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恶人。这些记载亦有士人渲染恐怖的成份，这一点古今皆然，故对这方面记载要有分析，事实上起来反抗的民众对官员也不是见官便杀，还是有所区分的。这种自发性的反抗和暴乱，一般都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只有当一部分士族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时，这种反抗才能成为王朝致命的威胁。《四笔》卷十一，有一条题为《李密诗》的札记。李密曾参加杨玄感起兵反抗隋炀帝。杨玄感被镇压以后，李密设计逃脱，以后又参加到农民军中。瓦岗军有李密这样的人参预其中，对时事的见识变得广阔起来，规模也日益壮大，农民反抗暴政的性质也开始向逐鹿战争变化。由此亦可知士人参与农民起义的两重性。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关于历史的笔记是随见随记，断断续续分散在各笔之中，一条一条孤立地看，似无系统，也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结构。但中国历史的演化自有其内在结构，如果按君臣民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排列起来，其中有不少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因为现实和未来毕竟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它们之间总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读《容斋随笔》的益处，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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