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本人与徐连达、李春博合作注译的《新译容斋随笔选》前不久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我近日刚刚收到样书。《容斋随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路曾风靡一时，但不久即偃旗息鼓了，为什么？缺少了引人入胜的分析和解释，缺少古今之间的沟通。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容斋随笔》选本的注译工作，只是尝试能否跨过这道坎，为此我们前后差不多花了五年时间。《容斋随笔》内容浩繁，洪迈作这些随笔札记时，都带有一些他所处时代的烙印，虽然历代多有人关注，但却没有注本，一切得从头做起。我们商量后决定选取《容斋随笔》中一百余条札记，在注释、语译的基础上进行研析，分析札记涉及到的相关史料内容，结合洪迈读书以及撰写札记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我们自己读书、思考、设身处地去理解作者的过程，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尽可能用历史的眼光，沟通过去与现实，以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启迪从而让死去的东西活起来。这便是我们着手进行此项工作时的宗旨，从工作完成到如今新书出版又过去了几年，如今回过头来再读几年前的注释、语译以及研析的内容，尽管在文字上留有不少匆促粗糙和值得进一步仔细推敲的地方，但至少在思想内容方面是健康向上的，还多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006年上半年三民书局约请我们对《容斋随笔》作注译工作，记得是从2006年10月份开始，我们三人在徐连达家，一条条地认真阅读《容斋随笔》，在阅读过程中圈选准备注释的条目。在此基础上我们首先选注了十余条，待三民书局认可我们的想法以后，2007年6月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2008年7月完成57篇札记的选注工作，2009年4月又选注完成40篇，2009年底又完成最后9篇，前后共选注106篇札记，之后因事延误，2011年5月才将书前的导读改定后寄给出版社。 　　 　　洪迈在南宋初年既是史学大家，也是文学家，故《容斋随笔》相当多的篇目都涉及到历史和文学，所以我们这个选本以文史类为主。此书是毛泽东经常带在身边随手翻阅的一部宋人的札记体著作，他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北京，至临终前一天他还要读《容斋随笔》之大字本。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许多篇目，皆与此书一些篇目的内容有关。作者洪迈是南宋初年的史学大家也是文学大家，故其随笔之许多篇章都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许多重大课题，文字易懂，亦很有启发性。洪迈是南宋初年的人，故对东晋南朝有偏爱，选了不少东晋南朝史方面的篇目，这一点也正是毛主席非常关注的地方，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毛主席将中苏关系视作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故在晚年对汉魏三国及东晋南朝的历史多有偏爱，他要标点注释的古文大字本，有许多属于这个时期，这也许与当时中国在国际大动荡的处境有关，北有苏联，东有美国，而东晋南朝处于弱势地位。但乱世出英雄，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国内的问题，以待机图存并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老人家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读这本书，并以此为线索去读史，对提高大家的思想文化水平，对思考如何应对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化有益。 　　 　　这个选本，文学方面我们选了与陶渊明、韦应物、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轼等人相关的条目，在研析中尽量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及其创作思想，凸现洪迈的文学观念，史学方面则尽量选择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相关的一些条目，诸如《刘项成败》、《汉文帝受言》、《灌夫任安》、《光武仁君》、《曹操用人》等篇目。考虑到洪迈对东晋南朝的偏爱，故也选了如《孙吴四英将》、《东晋将相》等篇目。经学、诸子等方面在《容斋随笔》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篇幅所限，我们只能选了个别篇目，在宗教方面我们也只能选了涉及佛教的《代宗崇尚释教》、《三教论衡》等少数几条。由于材料不足，洪迈能够看到的一些金石材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所以金石考证方面也只能选了个别篇目。尽管如此，所选《容斋随笔》的相关篇目，既有丰富的知识性，也有非常生动、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趣味性。 　　 　　这本《容斋随笔选》定价55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0元。虽然两岸文化交流情况比过去好了很多，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该书在大陆购买尚存在困难，故有意于中国古代文史并对《容斋随笔》有兴趣者，如果有机会到台湾旅游的话不妨带一本回来以供闲时阅览。我相信，你们随手带在身边空闲时读上一二条篇目，读后会有不少有益的心得体会。 　　 　　下文是李春博结合书前导读对洪迈生平及其《容斋随笔》所作概要介绍。 　　 　　朱永嘉 　　 　　 　　 　　洪迈的生平、时代及其《容斋随笔》李春博 　　 　　 　　 　　 　　 　　毛泽东对《容斋随笔》有特殊的爱好，这本书他从延安带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带到中南海，外出时也带在身边，还随时在这本书上圈圈划划，并由此去读《通鉴》、读《史记》、《汉书》及前人的文集和诗词作品。毛泽东晚年有感于当时国内外大事而重读那些古文大字本之有关史事与文人若韩愈、柳宗元之散文及诗词，其中不少线索皆出自《容斋随笔》。故毛泽东直到临终前还想着要读这本书，等到排好大字本时，他已离开这个世界了。《容斋随笔》所以如此受到毛泽东的喜爱，乃是书中具有文史的博学通识，能给后人治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文化素养。 　　 　　 　　 　　（一） 　　 　　 　　 　　《容斋随笔》是南宋前期大著作家洪迈所撰的一本著名笔记，其学术价值在于经世致用，它的考证和议论对当代及以后文史学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别号野处，江西鄱阳人，生于高宗嘉定十六年（1123），卒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他出身于鄱阳的大族，父亲洪皓，在南宋之初，以通问使出使金国，金人诱降，他大节凛然，不屈使命，被长期流放在北方达十五年之久。南北议和，洪皓于绍兴十三年（1143）南返，高宗称他“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官拜徽猷阁直学士、直饶州。其学擅长诗词，著有《鄱阳集》、《松漠纪闻》。长兄洪适在孝宗时，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居宰相之位。洪适擅长文辞，又好收藏金石拓本，著有《隶释》、《隶续》及《盘州集》等。次兄洪遵，以博学鸿科起家，官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著有《泉志》，是南宋的钱币学家。 　　 　　洪迈自年少时起，便承父兄家学熏陶，勤奋读书，遍览经史百家，为准备科举考试，编录经史中的精粹言词成《左传法语》、《史记法语》、《后汉精语》、《南朝史精语》等，可见其读书用力之勤。绍兴十五年，他以试博学宏词科入选，赐进士出身。绍兴末年，召除秘书省校书郎。孝宗乾道二年（1166），以起居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参与国史的编纂，遂为孝宗侍臣，常召对便殿讨论古今治乱及国家典章制度的沿革。居官在家，读书作文，无日不辍，时人范式大推赞他为“平生海内文场伯”，友人沈继祖赞许他“绪余寄吟咏，直追风雅篇”。其著作洋洋大观，所编诗集有《万首唐人绝句》，文集有《野处猥稿》，小说有《夷坚志》。此外还主持编纂《四朝国史》、《钦宗实录》等官修史书。《容斋随笔》则是他用力精勤，先后积四十年的一部学术著作，它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文学、史学、典章制度，乃至天文、地理、医人佛道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言论。它在宋人的学术笔记中，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容斋随笔》，七十四卷，共分五集，即《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其撰述的时间，洪迈在《容斋四笔》的序中称：“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四笔》之成，不费一年。”他身益老而著书益速，乃是退闲后有余暇时间。前四笔每集皆十六卷，惟五笔仅十卷。《四笔》告成时洪迈已达七十五岁高龄。《五笔》本应与前四笔同为十六卷，但仅至十卷而止，洪迈当是《五笔》未成书而逝。 　　 　　关于《随笔》先后写作的时间，据洪迈《随笔》之序所署时间推算，大约在南宋高宗绍兴末年、孝宗即位之初即已开始写作，全书前后持续的时间长达四十年。 　　 　　书名为什么叫“随笔”呢？洪迈在序文中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这是他在读书过程中，兴之所至，心有所得，随手记录下来，故各条没有前后次序可言，也没有作什么分类，文字长短也没有什么限制，可长可短。《宋史·洪迈传》称：“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他在《四笔》卷十一还说到：“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从这些记录中可以见到他对《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些史著用功之勤。不仅读，而且手抄，边读边用朱笔点句，反复多次才能发现问题，提出议论。 　　 　　最早注意《随笔》价值的是宋孝宗，洪迈在《续笔》的序言中记有一段他与宋孝宗的对话： 　　 　　“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容斋随笔》的初刻本流行不久，便经贾人贩于临安书坊中了。淳熙十二年（1185），洪迈奉召入经筵馆，成为陪伴帝王读书侍讲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而且不断地被召对议论时政。诸如他与宋孝宗讨论过淮东边备之事，讨论过会子，也讨论过对金人的和战等。宋孝宗看重的是《随笔》的议论，也就是提出问题，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人事的利弊得失。无论史论还是文论，都与时论或政论息息相关，这才是引起孝宗对此书有兴趣的原因。因为有了议论，才能帮助和启发读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开拓思路，这是洪迈在史论和文论中之所以都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宋孝宗对他的议论有兴趣，就是因为他的议论能启沃心智，有益于治道。 　　 　　 　　 　　（二） 　　 　　 　　 　　《容斋随笔》共有随笔一千二百十九则，全书约五十五万字。内容包括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甚至医卜星算都有涉及。明李瀚在为该书作序时，称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既有精辟的考据和议论，又有广泛的趣味性，还有更大的资料文献价值，故其影响深远。《容斋随笔》在后世流传的版本众多。当代流行的大都是标点本、白话本，缺少注释和研析。我们从这一千二百余则中选取一百余则，在原文基础上，增加注释和研析，总的字数大约有四十万字，内容以文史为主，兼顾诸子，同时对趣味性较强的社会风俗等也选取一些篇目，在篇目的次序上仍按原书诸笔及其卷秩的次序排列，不打乱原书的编目，可能更便于读者随意地检阅。 　　 　　洪迈在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自婺州被召回临安，以直学士院与孝宗论对时政，并兼修国史。次年他“与同僚进读陆贽奏议终篇。乞宣付史馆，以彰不矜不伐，执古御今之意”。（《宋会要辑稿》崇儒七）君臣一起读史，用现在的话讲是为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也就是在南宋偏安的局面下，如何图存自强。读陆贽的奏议在当时有什么意义呢？主要还是从中吸取如何应对突发事变所造成的天下乱局。唐德宗时，朱泚作乱，皇帝逃到奉天，各地方镇叛乱纷起，时陆贽随德宗到奉天，“一日之内，诏书数百”，他建议德宗说：“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罪己之诏，结果使“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旧唐书·陆贽传》）所以从陆贽奏议中，可以得到唐中叶如何走出危局的历史经验。孝宗时，南宋外有强敌，内有诸多危难，此时君臣读陆贽的奏议，实际上是居安思危，君臣图存的一种基本愿望。南宋建国后，君臣共读史书的风气甚盛，在孝宗乾道三年（1167）正月，洪迈召对于选德殿，与孝宗论古今治乱之事，奉命作《选德殿记》，称孝宗：“独以闲暇，取《尚书》及《资治通鉴》孜孜而读之，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法其所以兴，戒其所以坏，口诵心惟，未尝一日辄去手也。”这里当然有洪迈对宋孝宗溢美之辞，但读史的风气甚盛，当是事实。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洪迈还希望孝宗能“自强不息，终始毋怠，……常以今日之心为心”。在《容斋随笔》的札记中，读史的部分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 　　 　　 　　 　　（三） 　　 　　 　　 　　《容斋随笔》是洪迈读书和思考在文字上的表达，他之所以读什么书及其对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在那个时代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读一个人的作品，要论其世，才能知其人，才能从他的作品中品味出各种甘苦来。在洪迈看来，他的议论是有所为而来的。尽管这些札记都是他兴有所致、意有所得的表现，他的所致、所得，对今人仍能有所启迪。 　　 　　《随笔》中与作者洪迈所处时代相联系的条目，卷八有一篇《东晋将相》，讲的是东晋在南方偏安一百余年，开创了东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这与南宋当时的局面有相似之处。洪迈思考东晋所以能如此的缘由是：“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对于带兵的将领，他以王敦、陶侃、庾亮、庾翼及桓氏诸人为例，指出他们“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洪迈这些话，从当时形势及南宋的政策来讲还是有针对性的。在这篇札记之末，洪迈又说到：“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可见这个问题，他曾经与宋孝宗当面讨论过，因为那时他以侍臣受到孝宗的宠信，有机会与孝宗当面议论。洪迈是希望孝宗用人要专一、要信任，使将相各有专任。而当时南宋的局面恰是用人不专，宰相与统兵的将领不断更迭，在军事上积弱的局面无法改变。宋孝宗即位以后，宋金对峙处于僵持的状态，女真人着力于在北方稳定其统治。南宋王朝便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北上收复失地，那就是以张浚、虞允文等为代表的主张。一是以史浩为代表的维持现状的主张。宋孝宗则是摇摆于二者之间，维持现状是底线，能胜则打，不能胜则委曲求全。故在战争打响前他积极启用主战派，希望北上收复失地，以稳固其南方的统治。一旦战争失利，他就立即转向妥协求和的一边，调整人事关系，将相易人。故当时的政局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对于带兵的将领，宋代传统的政策为了防止军人跋扈专权，决不把兵权专属一人。南宋初年汪藻上“驭将三说”，强调“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故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方能驭将、弭盗与御敌。所以宋代帝王对将帅始终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对女真人的态度则是且守且和，目标是保持小朝廷偏安的局面。如果不改变“兵不适将，将不适兵”的军事管理思想，那这个积弱的局面很难有改观的希望。洪迈也与宋孝宗一样，摇摆于二者之间。从感情上讲，他与主战派更加接近一些。从得失利害的衡量上他又倾向于保守偏安的一面。因为保持偏安是孝宗决策的底线，故《东晋将相》对东晋的政治军事经验，只能停留在议论上，没有办法改变南宋既定的国策，只能以“时有不同，不能行耳”为结语。当然东晋有世族支撑着政权，南宋连这一点也没有。我借这一条札记说明洪迈读史的《随笔》，如果放到他所处时代去分析，处处可以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烙印。许多条目他都是有感而发。 　　 　　《随笔》中与其个人经历相近的札记，卷二有《漏泄禁中语》条，讲到这么二件事。一是汉元帝时，京房向张博泄漏禁中言，张博因此而弃市；二是王章与汉成帝在宫廷中议论王凤之罪，王音闻之，告诉了王凤，王凤又向元后哀告，元后为之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于狱中。事实上，因泄漏禁中语而治罪始于秦始皇，为什么如此呢？《韩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所以神，则在于他常常能出人意表，使臣下捉摸不透意图。唯其神而灵，方能服众。泄漏禁中语，如果涉及权力结构上的根本性利益冲突，那就关系到相关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宫廷密谋，历来都是先下手为强，故这直接关系到帝王自身的安危。为了防微杜渐，如果发现有泄漏禁中语者，轻者被帝王所疏远，重者遭灭顶之祸。又如《五笔》卷七的《张蕴古<大宝箴>》记载，张蕴古是个直谏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倒不是因为奏上《大宝箴》，而是因为李好德言涉妖妄一案，张蕴古言其有风疾，太宗允许将给以宽宥，可是张蕴古却对李好德密报其旨，并与好德在狱中博戏，为御史所劾奏。可见张蕴古身为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语，并与相关案犯一起博戏，从而导致唐太宗发怒，处以死刑。洪迈为张蕴古抱不平，称其“无罪受戮”。唐太宗在杀了张蕴古之后，心中不胜懊恼，追悔莫及，由此下决心对死囚的决审从一日覆奏改为二日五覆奏，表示对死刑要慎而又慎。这二条札记对洪迈而言，亦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自己也碰到过同样的事件。乾道三年（1167），洪迈与其兄洪适都受到孝宗的宠信和重用。当时知阁门事龙大渊和曾覿二人都与洪迈相善，他们私下告知洪迈将迁西掖，任中书舍人。洪迈去见参知政事陈俊卿，讲了这件事，陈俊卿为此与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孝宗说：“朕何尝谋及此辈，必窃听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于是黜龙大渊与曾覿二人。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称其曾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罢斥之。故洪迈在乾道五年（1169）便被罢官退归乡里。可见洪迈在随笔中所作《漏泄禁中语》与《张蕴古<大宝箴>》这二条札记是有感而发，既是为自己，亦是为京房、王章、张蕴古三人抱不平的。不过同样是泄漏禁中语，夏侯胜对汉宣帝说：“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处分了。这件事还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牵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异。从根本上讲，一方面王者无私言，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政事还是公开透明的好。属于阴谋诡计的宫廷密谋毕竟是专制主义帝王制度的伴生物，让政事见阳光，可以避免和减少许多悲剧，政治也能步上正常轨道，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另一方面，帝王也有私生活，也有随口聊天说笑话的时候，可不能句句当真，如果句句当真，人就难以开口说话了。谚云：“为臣难，为君亦不易。”由于洪迈曾亲身经历此事，故感慨万千。 　　 　　本书既以《随笔》为名，就是不拘一格，没有篇章结构的束缚，随遇而就，所以很难理出一个严格的系统来。从分类上讲，主要是论史与论文这二大类。选本只能分这两类作一点稍有系统的叙述，以便于读者阅读时能大体上理一个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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