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汉武帝时的算赋与“告缗令”的施行 　　 　　 　　汉武帝在财政上的另一项措施是征收财产税，《汉书·食货志》载其事云： 　　 　　“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小，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这里的“异时”是指汉初刘邦时，“令贾人不得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算，本是征税的计算单位，算人，是收人头税，高祖四年为算赋。轺车，指小的推车，算轺车，是征收车辆税费。缗钱，是指用绳索串起来的钱，一贯是一千钱。缗钱二千算一，是指非市籍之户，财产值每二千钱交纳税金一算。据《汉仪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一算，人一百二十为算。有手工作坊从事生产的，每四千钱交纳税费一算，三老与北边骑士，不收人头税，但轺车要收一算。商人的轺车，有一辆便收二算，船舶长度在五丈以上的，收税一算。交税的数额则由各户自报，如果自报不实，要罚戍边一年，而财产要没收归公，有人告发的话，以没收之财产的一半作奖赏。商人如果有市籍者，商人本人及其家属都不得购买农田，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有敢于触犯此令者，没收他的土地与货物，借此以制止商业资本兼并农地。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汉武帝的政策首先是限制商人占地。汉武帝这条缗钱令下达以后，富豪们并未响应而主动缴纳财产税。史载： 　　 　　“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 　　 　　汉武帝想树卜式这个典型，希望富豪们能效法卜式，输财以帮助官府解决财政上的困难，结果并不如愿，应者寥寥，“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故汉武帝最终只能采取告缗的办法，史载：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汉书·食货志下》） 　　 　　杨可发动大家来告发隐匿财产、逃避财产税的人家，因为告发者能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作为奖励，这样做的结果，是中产以上的人家都因之而破产了。杜周是著名的酷吏，这一类案子，到了他那里便没有能够从轻出狱的。朝廷同时从司法机关派人到各地巡视监察有关隐匿财产税的相关案子，结果是老百姓不再注意节俭和蓄藏财产了。“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弋猎博戏，乱齐民”，把整个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大家都抱着吃光用光的态度。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源充沛了，“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即没入的富豪之田地和奴婢皆转入国库。从这件事可以知道，征收财产税是一件很复杂的事项，自报财产数目，不一定都能报得准确，鼓励告发和举报，而且有重奖，那个核查就更复杂了。“中家以上皆遇告”，这个打击面就宽了，加上杜周这一类酷吏治狱，这中间有多少冤屈便很难说了。在这个背景下，大家当然都会只顾眼前的享受了。这个做法，在当时的官僚队伍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如大农令颜异因腹讥而被诛。 　　 　　 　　 　　十、从张汤之死看汉代官商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 　　 　　 　　汉初在官商之间，无论从观念还是制度上都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为官者不能经商，经商者不能为官。汉初孝惠、高后时便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到唐代，《唐六典》中记载吏部尚书选任官员时，有一条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这里大功是丧服名，属五服中的第三服，指同一祖父母之下的叔伯父母及堂兄弟姊妹。古代是同族而居，在同族之内有一亲人经商的话，同族的其他人皆不得入仕为官，这一条限制是够严的。反之为官者，当然也不得经商。那么自汉至唐，官商之间这条界线是否真能划得清楚呢？那就很难说了。在汉武帝时，盐铁官营以后，是东郭咸阳与孔仅来领盐铁事，他们一个是山东的大盐商，一个是南阳的大冶铁商，那就是官商一体，垄断了全国盐铁经营。当然也可以有一个说辞，那是国营的企业，不是为个人贸利。桑弘羊是洛阳贾人之子，为治粟都尉，那就突破了市井之子不得为官吏的规定了。当然这可以作为汉武帝钦定的个案来处理，官商之间的这条分割线还应该说是存在的，他们还不是为自己经商贸利。我们不妨再看一下张汤这个案例，张汤是汉武帝时著名的酷吏。 　　 　　《汉书·张汤传》称张汤是杜陵人，其父为长安丞，父亲去世后张汤为长安吏，跟了田蚡起家，曾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参预处理淮南、衡山、江都诸王反狱，皆穷根本。以后“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他是一个深文周纳为汉武帝服务的廷尉，之后又任御史大夫七年。然此人出身与商人有关，其本传称：“汤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与钱通，及为大吏，而甲所以责汤行义，有烈士之风。”田甲是一个商人，早年张汤受过他的接济，张汤任大官以后，与张汤还是有往来，官员与商人有交往亦是常事，临邛那个县令王吉还不是与当地的富商常来常往，《汉书·司马相如传》便反映了这种官商之间的应酬和交往。张汤数行丞相事，得罪了丞相府的三个长史，于是三长史合谋陷害张汤，张汤与田家的田信有交往，史载： 　　 　　“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为请奏，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它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 　　 　　这里汉武帝怀疑是张汤所为，但未点名。“汤不谢，又阳惊曰：‘固宜有。’”这件事张汤没有想到有人把此事坐在他身上，故未谢罪，而认为这是常有之事，这样使汉武帝失去对他的信任。接着张汤入狱，当责问其相关事项时，张汤矢口否认，但张汤还是被迫在狱中自杀了。就这件具体事情讲，张汤是被冤屈的，而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长史，还有丞相青翟。从张汤这个案子看，在汉武帝心目中，为官即使高至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的地位，也不允许官员用内部消息与商人交换利益，从而达到损公肥私的后果。“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清理张汤身后的财产，他所有的财产来源正当，都是薪给和汉武帝的赏赐，没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说明他与田信的关系是清白的。那么官员与商人的私人交往是允许的，但不能有私底下的利益输送。张汤死了以后，“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按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复稍进其子安世。”这一段记录说明张汤的母亲知道儿子是被诬陷而死，她并不因此而沉默不言，公然以薄葬来抗议司法不公。这说明司法之公与不公，要由事实来说明，不决定于谁定的案，即使是皇帝老子定的案，如果不公正，同样可以表示不同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汉武帝还是开明的，他不仅没有因此而追究张汤之母来维护自己永远正确的威信，对与错，不是谁说了就能定的，而必须依照事实为根据，不同的意见可以充分地、自由地以不同方式表达。这一点在古人尚且如此，在今人更应不成问题了，不管什么权威定的案，都不是铁定的，事实的根据才是铁定的。汉武帝在这一点上还是好的，有错就改， “乃尽按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复稍进其子安世。”那就是严厉处置了故意制造冤案的相关人员，并且给张汤家以适当的补偿，启用其儿子张安世。张安世一直平平安安为官到汉宣帝时，汉宣帝亦优容张安世，其本传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织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焉。”从这一点上看，汉宣帝对张安世比较放心，第一，张安世家里勤俭持家，财富是家童劳动收入，不是侵吞国家的公共财富。第二，他在政治上没有野心，霍光是权势欲很强的人，故在汉宣帝心目中如芒刺在背。官员的亲属搞一些实业还是允许的，但不能乘机侵占公有财产。尽管有此案例，从观念上讲，还是不允许的。汉元帝时的贡禹，“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汉书·贡禹传》）这是从道理上讲，官商之间这条界线是必须严格遵循的，官员不得兼私营贩卖，与民争利，搞什么一家两制，这至少会损害官府公共职能的形象。《唐六典》上这条规定，对官员任职作了更加严格的限定。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部门的招商引资与官员们下海经商，以及官二代的转业，官员家属及其子女在其权利范围内的经商活动，使官商之间的界线模糊了，从而为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打开了闸门，这样贪腐和奢侈之风由此而起，故在官商之间这条必须清晰分割的界线，迄今仍然令人注目。2004年中央出了《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2006年人大通过的《公务员法》又进一步规定公务员不得干预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2013年，中央组织部对这方面的规定从“原则上”这一带有灵活性的用词改为“严禁”、“不得”、“不准”这些硬性的用词。中央之所以对此三令五申，用词越来越严格，是因为这些年官商之间的这条必须严格遵循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自然成为滋生一切腐败现象的土壤，官员思想意志不坚定者，利用官商之间的亲密关系来谋取私利。自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以来，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的8万人次，完成清理的5.5万人次，那么多官员兼职，表面的理由是为了便于沟通和协调各方关系，其本质还是官员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受损的往往是公共利益。官员热衷的兼职大多是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公司，以及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平均每三家上市公司便聘任一名官员为独董，尽管有的官员强调自己未领薪酬，但他们在企业中享受的福利待遇，吃喝用车，报酬签单，都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一部分。有的在位时，为企业谋取不当利益，开了方便之门，退位时就会拿兼职的好处，安排亲属进入企业领取干薪。政府和市场职能之间的分割线，防止以权谋私，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如何使人能自觉遵守这条分界线，这才是反腐倡廉治本上必须做到的要求。发展市场经济，尽管形势变化很大，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但是在士大夫如何为官、商人如何为人上，无论从正面还是从负面讲，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古老的文化传统，应该还是非常有益的。（全文完）

浏览：556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5/1/25 9: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