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汉代大商人商业活动的特征 　　 　　 　　战国至秦，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秦始皇表彰过几位著名的商人，到了汉初，对商人的地位便有所压抑。《汉书·食货志下》称：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这里对商人的限制有三条，一是加重商人的税负；二是限制商人的生活待遇，不得行奢靡之风；三是其子孙不得为官。汉初国家统一，关津阻碍少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又逐渐由恢复而趋向繁荣的状态，商人的社会影响也在增长和扩大。这在贾谊的《治安策》中亦有反映，首先表现在富商大贾的奢靡风气上，汉初对商人的约束处于失控状态，其云：“今世以奢靡相兢，而上亡制度。”（《汉书·贾谊传》）这个问题在晁错的对策中说得更加明白，其云：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贾谊与晁错的这些议论都是在汉文帝时说的，距离刘邦时期还没有多少年，商人的情况比之汉初已有很大的变化了。《史记·货殖列传》称：“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其列举的第一个典型，便是蜀卓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便发生在卓王孙家，《汉书·司马相如传》亦载其事。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客游于梁孝王，著《子虚赋》。梁孝王薨，相如归成都，家贫无以为业，临邛令王吉与相善，其文云：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比昆弟假贷，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司马相如是以文学才能为汉武帝所赏识，以后又为汉武帝通西南夷，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汉，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乃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汉书·司马相如传》） 　　 　　从上述文字可以知道，卓王孙是汉景帝到武帝初年在四川的富商，他经营的产业是冶铁，临邛在今四川邛崃，卓王孙与程郑都是那里的大冶铁商人，《史记·货殖列传》亦提到此二人，其中讲到卓氏云：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今四川广汉）。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按：汶即岷，《荀子》：江出汶山。其址为今四川茂县之北），沃野，下有蹲鸱（按：大芋），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从这条记载可以知道，卓氏靠冶铁起家，开铁矿，铸铁器，那需要一定的规模，僮千人不是一般家庭之仆役，而是冶矿铸铁器的生产工人，已经属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考古发掘的汉代冶铸遗址中，发现最多的铁器就是农具，据《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在河南郑州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达318件，其中农具206件，反映出农具是铁冶工场生产的主要产品。当农业生产进入铁器的时代，铁制农具的需求带有普遍性，铁器的市场需求普遍而广泛，故冶铁是当时比较易于致富的一个行当。《管子·轻重乙篇》讲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锃，然后成为农。”冶铁业亦为手工业提供工具，还制造战争使用的兵器，以及家庭日用器物。故冶铁铸器业是秦汉时代，随着农业的迅速恢复而发展最快的一个新兴行业。在临邛，除了卓王孙之外还有程郑，《史记·货殖列传》称：“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以冶铁起家的大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还举了其他几个代表人物，其文云：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大商人与官员及其子弟的交游往来，在当时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在卓王孙与临邛县令王吉的往还亦可见这种现象。此处所言游闲公子，即当地的官二代们，大都游手好闲，商人结交他们，亦还是为了结交官府，方便自己经商，谓其得“赐与名”，指其与官二代结交时表现慷慨不吝啬，因此而带来的收益要超过付出部分，故称其“赢得过当”，比起那些吝啬的商人来，反而是名利双收，所以在南阳的商人都是孔氏那样从容大度，这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官商之间的关系。回过头来再看卓王孙对司马相如的前倨后恭，则从令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对官员的态度。其文又云：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这里讲的是一业兼营他业，俯仰之间，只要看到有利可图的机会，什么生意他都做。贳贷，是指租赁和信贷方面的事务，行贾是指贩运。邹鲁之乡，本来是孔子儒学的诞生地，由于曹邴氏致富的效应，使大家去文学而趋利了。其文又云：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这是利用奴仆经商的案例，不仅古代有，到了明清亦有，若徽商有此类事例，晋商也有这样的做法。商业活动地盘扩大以后，需要人行贾于诸郡国，所谓“桀黠奴”，当然是奴仆中有才干者，让奴仆去替主人经营，其经营规模扩大以后，那么他们“连车骑，交守相”，也就很自然了。这只是说明这些奴仆能干，在现代生活中，这些“桀黠奴”就成了资本经营的代理人。其文又云：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师史是洛阳地区商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洛阳地处齐、秦、楚、赵，即东、西、南、北之中，所以洛阳的贫穷人家都为人所雇而久贾于外。转毂，指推着手推车载百货行贾于诸郡国，这些富商手下有上百辆手推车，有人替他载货以贸易于各地，他们能勤奋地过家门而不入，任用这样一群行商，师史能藉此盈利数千万，这比刁间要低一等了。其文又云：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这是讲一个世代管粮仓的官吏如何发家的，他靠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人取金玉时，他窖仓粟，战乱和饥荒时，粮食涨价了，豪杰的金玉转归任氏。别人富而奢侈，他保持节俭，人家买便宜货，他买质量好的，自己在生活上坚持节衣缩食，他的富裕是靠勤俭起家的，这也是一种致富的类型。 　　 　　 　　 　　八、汉代前期官商关系的演化——盐铁专卖与平准均输 　　 　　 　　《史记·货殖列传》讲的基本观念，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而贫富二者是变化的，即所谓“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是不断流动的，不会停滞在一处，一切决定于你是否能干。司马迁笔下所写诸商人，皆各有所能，自秦至汉初，囊括了各个地区的代表性商人，有边远地区的如卓王孙、程郑出于临邛，中原地区若南阳有孔氏，东方鲁有曹邴氏，齐有刁间，作为都城的洛阳有师氏，关中则诸田氏。行业也包括各个方面，有手工业，有商业，有高利贷者，有力田畜积粮的，正史中专为商人列传的唯《史记·货殖列传》，而《汉书》只是照搬《史记》的相关内容。从《货殖列传》的内容看，汉初的商人及其子女没有为官的记载，也没有官员经商的记录，官商之间虽有交往，但从身份上讲，二者之间还是有界线的。汉初，“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这一条是被遵守的，在汉文帝与景帝时，富商大贾的社会生活已经可以与王侯相比拟，故《货殖列传》称其为“素封”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故贾谊、晁错为此大声疾呼，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到了汉武帝中后期，这方面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由于对外战争，加上水旱灾荒，国家收支不能平衡，国库空虚，“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样政府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就突显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对商业盈利最高的二个行业，那就是盐与铁由官府垄断专卖，提高价格，收入归公，实际上是变相的增加人头税，因为盐与铁这二项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必需品。《汉书·食货志下》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至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汉武帝打破了汉初的规定，用商人为官，要官营盐铁以谋利，也只能启用商人，用商人子为官，桑弘羊是商人之子。司马相如有一句名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有非常之人，那也势必在非常之时。汉武帝是一个非常之人，他在位的中后期实际上也是非常之事，这个盐铁官营垄断是他开的头。《汉书·食货志》续言：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这件事实际上是让大盐铁商作官营垄断盐铁的经营，提高盐铁的价格，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条政策此后一直延续下来。今天的国营企业与之不一样了，有一些国营的资源性行业，实际上还是处于政府垄断价格的条件下。从汉武帝讲，这在当时解决了财政上的燃眉之急。 　　 　　盐铁专营以后，还有各地方和部门官员之间的竞争，于是要由中央统一管理，设置平准和均输，以稳定物价。《汉书·食货志下》载其事云： 　　 　　“其明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卜式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 　　 　　这二项措施，一是国家统一规划物流系统，借以保障供给。二是设置平准，国家直接掌控物资来平抑物价。其最终目的是保障财政上的供给，财政富裕的结果，则刺激了汉武帝的高消费。“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这一点桑弘羊便没有办法加以节制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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