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坊市商业活动的状态及规模 　　 　　 　　唐代京师与东都的行业，据《长安志》记载，京师的东市有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的商业要盛于东市。东都据《河南志》记载，唐时的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十余肆，已突破了每市二十肆的规模了。市的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可见市场相当繁荣。具体的行业，见于史著的有肉行、衣行、绢行、铁行、面行、米行、秤行、药行等。在各个行业内都有经纪人，行业内的交易有行话交谈，外人无法知晓。诸行的内部有行头、牙人、行东、师傅、帮工、学徒之类的职务，这些在唐宋的传奇小说中亦有反映，如安禄山、史思明二人年轻时便曾都是互市的牙郎，行会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等级关系。 　　 　　坊市与草市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坊市不如草市灵活方便，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类似后之庙市，商贩在指定场所赶集。刘禹锡在元和二年写了一篇《观市》，起因是沅水以南久旱，唐代沅江属岳州，江水东入洞庭湖，那一年由于久旱不雨，沅水不足，故郡守迁市于“城门之逵”，逵即城门口的交通要道，刘禹锡有机会参观了这次市集的热闹场面，对市场上各类人物的面貌，描述颇为细致，今录其文于下： 　　 　　“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按：目前城管也应为小商小贩在交通要道与人流繁忙的地段预留一些空间，因为只有人流繁忙的地段，才有繁忙的商业活动。）其左右前后，班间错跱，如在阓之制。其列区榜，揭价名物，参外夷之货焉。马牛有綷，私属有闲，在巾笥者织文及素焉，在几阁者彫彤及质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细焉。业于饔者列饔饎（指熟食和酒水），陈?饵而苾（指香气扑鼻）然，业于酒者举酒旗涤杯盂而泽然，鼓刀之人设高俎解豕羊而赫然。华实之毛，畋渔之生，交蜚走，错水陆，群状夥名，入隧而分，韫藏而待贾者，负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时者，奇赢以游者，坐贾颙颙，行贾遑遑，利心中惊，贪目不瞬。（按：这里各种商贩在利益驱动下惶惶然的心态皆活龙活现于字里行间。）于是质剂之曹，较固之伦，合彼此而腾跃之。冒良苦之巧言，斁量衡于险手，秒忽之差，鼓舌伧佇，诋欺相高，诡态橫出。鼓嚣譁，坌烟埃，奋羶腥，叠巾屦，啮而合之，异致同归。（按：这里充分显现了卖家之间竞争和买卖双方种种勾心斗角的形象。）鸡鸣而争赴，日中而骈阗，万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阳光西徂，幅员不移，径术如初。中无求隙地俱，唯守犬鸟乌，乐得腐余。是日倚衡而阅之，感其盈虚之相寻也速，故著于篇云。” 　　 　　《周易》之《系辞下》有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刘禹锡在文中叙述的就是这种情况，更加具体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各类人物在交易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市肆上各种商品的陈列，酒店和餐饮业的兴隆，各种熟食及饼饵的陈列，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心理状态，各种形象纤毫毕现，从鸡鸣争赴到阳光西徂的整个过程，交易结束以后，只留下野犬在那儿享受腐余。这一类在交通要道上庙市的兴隆，说明唐代不仅京师、东都等大城市有坊市的设置，即使如沅江这样的小城市，也有坊市的建置，同时它又反衬了坊市对市场交易的束缚，说明市场最终会冲破坊市的约束。刘禹锡这篇文字反映了士大夫对市场还是抱着一种讥讽的笔调，全文的第一句话是“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礼》有焉”，反映了那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市场交易的生活还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一年也正是刘禹锡遭受贬斥的时候，这个文章亦有借市肆喧嚣溷杂之状以讥讽朝士之争夺如商贾一般。在古代士大夫与商人之间有明确的身份上的界线，士大夫是不能进入市肆的，官员与商人不能兼有两重身份，不仅对个人是如此，对整个家族也是如此。以当今而言，为官不是为妻儿老小们借机生财有道，而是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谋福利，这也是考察为官者是否清廉的一个重要标准。 　　 　　刘禹锡这篇短文，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所由参加市场交易的成员都有原始的利益驱动，因此而出现各种欺诈现象。可见市场上利己是本能，满足他方的要求，是被迫的，所以需要有第三方的监管。这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那是以双方共同遵守协议为基础的，至于市场能自然通过无数交易，达成供需的平衡，交易双方的平等，那也许只能是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空想，真能那样的话，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哪来那么多的经济危机呢？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呢？如果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者，与交易的某一方穿一条裤子，必然导致交易平台的坍塌以及监管信誉的丧失和交易平台的重组。 　　 　　 　　 　　四、古代士农工商身份的区划及游走于官商之间的几个历史人物 　　 　　 　　中国古代的商人，《管子·小匡》有管仲对齐桓公的一番议论，其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还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士农工商四者各有分工，农、工是生产部门，商是流通部门，士是行政管理部门，所谓“国之石民”，是指这四者都是国之柱石，缺一不可。四者不能杂处，否则的话，议论与办事皆会乱了规矩。从历史事实看，在古代为官与为商有区分，但还不是泾渭分明。孔子的弟子子贡，学的是言语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他善于做外交和说客，“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周游五国，孟子周游列国，故毛泽东同志曾把他们列为纵横家的先声。先秦诸子的观念有时互有联系。子贡才能的另一方面，是“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按：此言子贡会囤积货物，买贱卖贵以贸利），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货殖列传》称：“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由此可知子贡一面出使，游说于诸侯之间，一面还转货贸易，家累千金，故在孔子弟子中，子贡是最富的。但不能以富而骄于人，孔子弟子中原宪是很穷困的，“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他是言语出身的，最终以失言为过，但他毕竟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经商只是他的副业。尽管孔子总是批评子贡，但子贡仍忠诚于孔子的思想，他评价孔子说：“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孔子晚年曾喟然长叹：“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临终前，想到的还是子贡，“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於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去世以后，诸弟子服丧三年，“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这些记载都说明子贡是一个亦儒亦商的人，既会理财，但没有理性经济人那种唯利是图的气息，仍然保持着儒生的神韵。为人要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明代的徽商有一点这方面的气息，他们一面在外经商，一面在家乡崇尚儒学，为人还注意基本的伦理关系。要懂得人与人相互关系是多重的，人的角色和地位也是多重的，如果把所有人际关系都较于利益，那么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怨恨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春秋末另一个亦官亦商的人物便是范蠡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史记·货殖列传》谓：“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硃公。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硃公。”君子谋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也就是计然之策，经商要选准地理位置，要使自己处于交通的枢纽。陶，谓山东济阴之定陶，当时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之中心。与时逐，谓逐时而居货，随时而逐利，那就是计然所言之“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也就是根据市场行情的起落决定商品的去留，促使货币的周转，贵卖，贱买，使商品与货币的流通像水流一样畅通无阻。再说贸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那要选择对象，相互要讲信用，你不负于人，人亦不负于你。善于经营的人，既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要注意商品流转的时令。最终对财富要懂得聚散之道，有聚有散，才能长盛不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讲范蠡二个儿子的事，也是讲对财富必须既懂得聚，也要懂得散，不懂得散，那么财富对自己的子孙反而是祸害，“富不过三代”是客观生活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如果自己不懂得主动去散，那么子孙也会被动而且败家地散。这世上的财富没有只聚不散的道理，自己主动去处理好财富之聚与散，实际上是为自己子孙后代积德积福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非常辩证地对待财富的科学观念。在现代生活中，那些资本家搞一点慈善事业，实际上也是为了寻找财富由聚而散的比较合理的途径，这个办法是否真好，是否能散得合理，是否能正确解决财富之聚散的问题，那可是要看你如何具体去做的。财富的聚与散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那些富国何以招怨而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其道理也在于此。一个富人如果只知守财的话，那岂不成为“守财奴”了吗？如果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的面目就显得非常狰狞可怖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我赞成恐怖主义袭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应该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否则的话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战国时另一个最典型的商人便是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战国时属韩，他经商则在赵国的邯郸。《战国策》的秦策五讲到，“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世，愿往事之。’” 异人即后来的秦庄襄王子楚，吕不韦出身于阳翟，在邯郸是一个富商大贾应无疑问，否则他怎么能拿出那么多财富来安置异人呢？又哪来那么多钱去贿赂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战国策》中吕不韦与其父亲那一段对话找不到旁证，《史记·货殖列传》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商人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工这二项，在这一句之上，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财富的积叠也是役属子民的一个工具，那什么人有力量役属子民呢？那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诸侯王了。故在阳翟大贾的心目中，帮助子楚成为接班人，那当然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了。吕不韦父子之间这段对话，也符合当时投机商人的心理。《史记·吕不韦列传》讲到子楚为质于赵，“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那就是把国家权力的交接视为投资的对象了。《史记·吕不韦列传》叙述了吕不韦与子楚二人商谈这笔交易的过程，其云： 　　 　　“（吕不韦）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从子楚与吕不韦二人的对话过程来看，他们是把谋取秦国王权接班人的地位作为一笔交易来看，交易成了，与吕不韦分享秦国。这个子楚后来便是秦国的庄襄王，吕不韦与子楚这笔交易是做成了的，子楚即位成为庄襄王以后，便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吕不韦作为丞相，在秦国执政十三年，至秦始皇十年败亡。吕不韦这笔交易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并没有达到“泽可以遗世”的目的。吕不韦通过权谋的交易进入权力核心，而权力的运作与市场上商品的交易完全是不同的二回事，权力具有排他性，子楚能容许吕不韦为丞相以执掌权力，秦始皇成人以后，就不可能允许吕不韦与之共享权力了。吕不韦进入权力圈子以后不再言商，他主持组织的一部《吕氏春秋》也没能专门去谈市场和商业贸易方面的问题。从历史看，权钱交易的结果都不好，商人进入权力中心，很少能有善终者。反之官员与商人相结者，一般也很难逃脱成为贪官污吏的结局。汉武帝时一个进入权力核心的商人桑弘羊，最终不也是被霍光处置了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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