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汉帝国边疆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族，那时称匈奴。关于匈奴最早的系统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因袭《史记》而来。《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这只是说明早在夏、商、周三代，便有游牧族生息于今天的蒙古高原了。考之于先秦的文字记载，在商周之间称鬼方、混夷、獯鬻，在西周末年称玁狁，春秋时则称戎、称狄，战国时称胡、称匈奴。从名称的变化上可以知道，有的是汉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有的则是他们自称的本名，胡、匈奴应是他们本名的音读。从《史记》的记载看，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习性，始终保持着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特征。他们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和耕作之作业，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语言约束，狩猎往往和杀掠结合在一起。水草的生长受季节影响，夏秋之交以后、入冬之前，他们便要南迁了，势必与华北地区的农耕区发生矛盾。当时的河南，即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往往是双方争锋的地区。故匈奴人季节性的向南方汉人边疆的骚扰和抢掠，也是它生产方式本所决定的，对中原王朝边地影响的大小，与游牧部落自身的组织状态有关。 　　 　　中国北方边疆的问题，从战国到秦汉也有一个变化，战国时期中国北部边疆是三股力量并峙，东边有东胡，西边有月氏，中间是匈奴。由西而东，秦、赵、燕三个国家在北面与胡交界。秦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在北方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抗东胡。《汉书·匈奴传》称：“当是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概括起来，战国时期，北方匈奴还没有统一，南方则逐渐为秦统一，南方的实力强于北方。南北形势的变化发生在秦汉之际，“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故秦汉之际，南北双方的力量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南方的动乱，为北方的统一和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时期，头曼之子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匈奴单于。楚汉相争时，冒顿统一了匈奴，控弦之士，号称有三十万之众，故刘邦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匈奴部族，汉之北部边疆还不稳固。在汉与匈奴之间，还有一些中间势力，若韩王信与陈豨，摇摆于二者之间。刘邦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的白登被冒顿四十万骑兵围困七日，便是因为韩王信倒戈于匈奴而引起的战争。此后，北面沿边的诸侯王若陈豨与卢绾的反叛，都投奔匈奴，他们成为匈奴在汉边境地区骚扰不止的带路人。惠帝、吕后执政时，匈奴来汉庭的书信，都还带有侮辱性的言辞。汉室对匈奴只能采取和亲政策，所谓和亲政策，是刘敬在平城之围以后，向刘邦建议的，《汉书·刘敬传》记载： 　　 　　“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这是送一个女儿过去，再加上丰厚的嫁妆和开放边关的贸易，以笼络匈奴。在文帝时也是如此，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汉文帝给匈奴的书信：“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匈奴“嫚侮侵掠”的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由凉州的朝那、萧关（今甘肃固原）入侵，兵锋逼彭阳、安定一线，离汉都城长安的距离已经不远。为此，汉文帝调集十万骑兵守卫长安，甚至考虑亲征。匈奴骑兵在塞内逗留一个多月，饱掠而去。所以才有汉文帝与冯唐讨论匈奴问题，汉文帝感叹：“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冯唐回答他说：“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为什么？匈奴那时的状况与战国时不同，战国时匈奴内部不能统一，东有东胡，西有月氏，现在匈奴统一了，而汉庭内部同姓王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南北对峙的态势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带有屈辱性的和亲政策，文帝接受晁错徙民实边的政策，也只是一种防御性政策，而匈奴对边境的骚扰从未停止过。景帝执政时期，这个局面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形势的变化发生在汉武帝执政时期。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可以自己亲政了。此时朝廷上重新讨论匈奴的问题，当时匈奴提出要恢复和亲，大行王恢在朝廷上提出不同意见。大行，是典客的官员，属于外交官的性质。他是燕人，数为边吏，习胡事，他与当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在朝廷上，关于匈奴和亲的问题，有过一番议论，事见《汉书·韩安国传》。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韩安国认为：“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当时朝堂上多数人赞同韩安国的意见。王恢主张在马邑设伏诱单于入关加以袭击，汉武帝心动了，提出“今举兵攻之如何？”为此韩安国与王恢在朝堂之上反复争论，最终汉武帝同意王恢的建议，动员了三十万军队，在马邑设伏，诱单于入关。结果是单于入关后，不到马邑便发现有伏，便退回去了，这次设伏无功而返，王恢为此自杀。过了五年，汉武帝再次出兵讨伐匈奴，这次汉武帝让卫青、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四将军，各率万骑出击匈奴。这一年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因是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从这一年起，汉与匈奴开始第一阶段的战争，到元狩四年告一段落。自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前后十年左右，几乎每年都有战争，都是先有匈奴入边境骚扰，然后汉军大规模出塞讨伐。汉军主要的将领是卫青与霍去病。从战略方针上讲，则是从前期的防御为主，到后期的主动出击，并取得阶段性的战果。 　　 　　（八） 　　我们还得了解一下，与汉王朝对垒的匈奴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它本质上是一个游牧式的军事与生产相结合的部落式的军事联盟。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以后，用军事手段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打败了月氏，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部落式的军事联盟。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其意为“象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实际上是以天之骄子自称。单于掌握内外军政一切大权，由挛鞮氏这个贵族世袭，一般是父死子袭，或兄终弟及。匈奴的政权结构，分成三个区域，一是单于庭，它的辖区在匈奴中部，南边与汉地的代郡和云中郡相邻。二是东部的左贤王庭，它的南面与汉的上谷郡相邻。三是右贤王庭，他管辖的是匈奴西部地区，南面与上郡及陇西相邻。匈奴尚左，单于以下则是左贤王地位最高，左贤王往往便是单于的储君，有时以太子为左贤王。匈奴那时没有文字，有语言，音译成汉字，在文化上接受叛降匈奴汉人的影响。在左右贤王之下，还有各个等级的军事和部落首领，若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他们分别统领着各自的部落，大的统领万骑，小的统领千骑。统领万骑的军事长官有二十四个，成为万骑长，以下有千长、百长、什长，以部众人数的多寡决定首领的地位，部落首领和辅政大臣都是由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担任。匈奴人通过互市与和亲大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通过对周边部落的掠夺获取了大量奴婢，那时他们已从汉人地区输入大量的铁器、铜器，这反映在他们的马具和兵器上。除了毛皮以外，他们也使用丝绸作为自己的服饰。从游牧生产的季节性和马具、日常的刀具，他们也离不开与汉庭的关市贸易和闯入边关的掠夺行为。从汉初冒顿与刘邦对峙以后，到汉武帝时，匈奴单于也换了好几代人了，冒顿死了以后，是他儿子稽粥立，号为老上单于。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死了以后，由其子军臣单于继位。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秋，先有卫青出塞讨伐匈奴，冬，军臣单于死，由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降汉，不久便去世了。这时匈奴内部出现裂痕了，为汉朝进一步向其发动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条件。从那时起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间，这八、九年时间，汉与匈奴的战争连绵不断。直到元狩二年的那年秋天，出现匈奴西部昆斜王杀了休屠王，带了四万多人号称十万降于汉庭，那么陇西、北地、河西地区便不再有匈奴骑兵的骚扰了。当然在东部地区还有匈奴的骚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率军北伐，霍去病孤军深入漠北，追匈奴单于至北海，汉庭取得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战争的规模逐渐变小了。 　　 　　 　　 　　九 　　 　　下面我列一个表格简明地表示这十余年，汉与匈奴之间征战的历史过程。资料是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也是根据《史记》、《汉书》的本纪与《匈奴传》整理而成的。 　　 　　时间 　　 事件经过 　　 出处 　　 　　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 　　 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击胡关市下。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为胡所败，亡七千骑，李广亦为胡所败。 　　 《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十八 　　 　　同年秋 　　 匈奴数盗边，渔阳尤甚，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 　　 《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十八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 　　 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掠千余人。安国屯北平，病死。天子乃召李广，拜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李广为飞将军，数岁不敢入右北平。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同上 　　 　　同年 　　 主父偃等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又云：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战胜时，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资治通鉴》卷十八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正月 　　 匈奴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千余人，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诏封青为长平侯，（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按：这次出兵，汉军首次打了胜仗，是年，收河南地，武帝用主父偃计，置朔方。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汉书·武帝纪》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 　　 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之太子於单，於单降汉。 　　 　 　　 　　　同年四月 　　 张骞通西域。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稺斜逐於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骞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资治通鉴》卷十八 　　 　　同年夏 　　 匈奴数万骑入塞，杀代郡太守恭，杀掠数千人。 　　 同上 　　 　　同年秋 　　 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同上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夏 　　 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 　　 同上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 　　 大旱，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酒，醉。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右贤禆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属焉。（按：这是汉第五次出兵讨伐匈奴，才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卫青因此封为大将军。） 　　 《资治通鉴》卷十九、《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二月 　　 大将军青出定襄，击匈奴；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 　　 《资治通鉴》卷十九、《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 　　 　　同年夏四月 　　 卫青复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及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降匈奴。建尽亡其军，脱身亡，自归大将军。（按：这次打了败仗。） 　　 同上 　　 　　同年 　　 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击匈奴，为票姚校尉，与轻骑勇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余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藉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余级，封贤为众利侯。”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止赐千金。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赎为庶人。 　　 同上 　　 　　同年 　　 是时，汉比岁发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矣。 　　 同上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五月 　　 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国。滇王当羌谓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乃复事西南夷。 　　 《资治通鉴》卷十九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 　　 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事见《资治通鉴》卷十九、《汉书·武帝纪》及《汉书·匈奴传》 　　 　　同年夏 　　 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将数万骑俱出北地，异道。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行，可数百里，骞将万骑在后。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独与数十骑驰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皆服其勇。明日，复力战，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会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而票骑将军去病深入二千余里，与合骑侯失，不相得。票骑将军逾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裨小王七十余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户，封其裨将有功者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煇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会，当斩，赎为庶人。是时，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骑，票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而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匈奴入代、雁门，杀略数百人。 　　 同上 　　 　　同年秋 　　 　　　 　　 匈奴浑邪王降。是时，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令报天子。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票骑将军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票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票骑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为列侯。益封票骑千七百户。浑邪之降也，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对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祭天主，故赐日磾姓金氏。 　　 同上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 　　 有司言：“县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同年春 　　 　　　 　　 上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乃粟马十万，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复四万匹，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票骑。票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票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李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瓤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拏，杀伤大当。当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余粟而归。 　　 　　前将军广与右将军食其军无导，惑失道，后大将军，不及单于战。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遇二将军。大将军使长史责问广、食其失道状，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为人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猿臂，善射，度不中不发。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及死，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十余日，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票骑将军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绝大幕，直左方兵，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卤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天子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列侯，从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为关内侯，食邑；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九） 　　在这里不妨小结一下汉帝国自汉初到汉武帝前期与匈奴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政策，从汉高祖平城被围以后，到汉武帝以前，它的基本政策是采取和亲政策，嫁一个女儿给匈奴的单于，陪以丰厚的嫁妆，再加上边关的互市，目的是减少匈奴对汉地的掠夺和骚扰。在这一段时间，汉王朝的国力也没有完全恢复，事实上匈奴对汉朝北方沿边地区的骚扰并没有停止。这有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游牧的生产方式，本身与狩猎和劫掠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劫掠又往往带有季节性，草原上草地的生长是季节性的，当北方的草地枯黄以后，他们自然由北向南迁移，他们对农耕区就会进行各种劫掠性的行为。劫掠的对象包括农耕区的人口、牲畜和粮食，被劫掠的人口成为匈奴的奴婢，叫作“赀虏”，换一句话说，便是把俘虏来的人口视为财产。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单于十八万骑兵入朝那、萧关，至于彭阳，他派出侦查的骑兵深入到甘泉，影响到首都长安的安全，汉文帝不得不考虑守卫京师的问题。这次入侵，掳掠农区人民畜产甚多。故在文帝时，就存在如何防卫边疆的问题，文帝因此而想到战国时抗击匈奴的名将了。汉朝当时已开始作战争的准备了，著名的将领如李广、程不识，在那时已经崭露头角。建元六年那场关于对匈奴政策的讨论，汉武帝实际上倾向于王恢的主张，认为必须用武力反击匈奴的骚扰，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于是有了引诱匈奴单于到马邑然后聚而歼之的设想，汉庭作了准备，但匈奴发现了这个情况，没有钻进汉人预设的伏击圈，这次伏击宣告失败。此后虽然关市的贸易并没有中止，但匈奴对边境的骚扰加剧了。 　　 　　由上面表格所列内容可以知道，双方正面的正式大规模作战是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组织大兵团主动出击。从上述十年征战过程看，在战略目标上，双方争夺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即黄河的河套地区和河西与匈奴左地。前期双方的争夺在河南地区，后期则在河西及匈奴左地。前期是相持，匈奴虽稍占优势，而战场开始由漠南转向漠北。后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为汉兵的进击提供了有利条件。转折的时间节点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在王位继承上发生矛盾，军臣单于之子降汉。那一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四万人来降，号称十万。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21年），卫青、霍去病在漠北围单于，这一次把匈奴部落打散了，兵锋到瀚海，今之贝加尔湖。经过这次战役，双方交战暂告一段落。汉兵虽稍占优势，但双方仍处于相持的休战阶段，而匈奴则退居漠北地区，休养生息。 　　 　　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这十多年时间，双方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以武力进攻为主转向劝降为主。这个时间段，双方的使节来往频繁，匈奴希望恢复到战前汉与匈奴和亲的状态，而汉王朝则要求匈奴遣子为质于汉，称臣于汉，结果双方都扣留对方的使节。关于这个阶段，《史记·匈奴列传》称：“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双方对对方的使节都抱不信任的态度。《汉书·苏武传》亦称：“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单于刚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送匈奴使留汉者，结果苏武在匈奴被扣。苏武在匈奴二十年不降，他回国那一年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已有六年，随苏武一起回国的有九人，回国后，苏武只能去拜谒武帝园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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