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对思维科学的探索是从自然科学的创造发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在那里抽象思维占主要地位，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占辅助地位。如果从文史及其相关的社会科学方面去思考，那么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的方法所占的比重也许要比自然科学更高一些。比如历史科学，已经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相关的联系，有的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有的联系就比较间接而疏远了。故而有时就很难用直接的逻辑方法去推演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对某一历史事件内部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因果关系，还可以通过逻辑的推演寻找它们内在的相互关系，至于它对现实和未来可能带来的启迪，有与当前现实直接相关的问题可以如此，没有直接相关的以往的历史，那就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维，从其相似与相异之间的关系来得到启迪，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相应的启发，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趋势及时地提出与之应对的各种可能与方案。同样的道理，你要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其中包含大量的历史案例，那么你才能为现实生活提出的矛盾和问题，找到相关的资料，为你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案。有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州郡的边界关系，那就应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才能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为具体区划它们之间的边界提供相应的线索。然而大量不属于这样的问题和事件，那么我们只能从相似与相异的关系去寻找处理问题的具体线索，那就只能依靠形象思维的办法了，从相似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中回应现实问题所需要的启迪，也仅仅是启迪，而不是直接的答案。当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一个国家兴衰有很重要的影响。五千年中华文明，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艰难困苦，自己如何为人，如何宽容地待人，如何持家，如何为国家分忧解难，如何对社会、对集体负责，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方面我们又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那可真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从中华五千年的绵长发展历史过程来说，那也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多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有那么多成败得失的案例，足以供我们从中选择相应的案例作为处理现实问题的参照系数。同样的道理，从个人来讲，要掌握这庞大的精神财富，那便需要持之以恒地读书学习，要为自己在大脑中积叠大量的资料，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型的资料库，那需要大量的多个方面的文化科技和历史知识垫底，才能应对生活的需要。其次是如何激活这些资料，使之能为我所用。除了其中有对我们现实问题有相应的针对性之外，还要能及时地选择相关的思想观念和各种案例，这些观念必须是发人深省的，这些案例必须是鲜活的，也就是对其相关的人和事的经验教训，具有从相似与相异关系上对现实问题具有及时而又鲜活的启发性，才能沟通反映那些深刻的思想观念之格言和相应的历史案例与现实的相互关系。这里对历史问题相关的人与事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既需要借助抽象的逻辑思维才能通过其中的因果关系，洞悉它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对于它与现实的相似关系之启发，则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维来建立两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从而启发人们去思考处理现实问题各种方案时之思想原则及它的得与失之权衡。 　　 　　毛泽东长期以来勤奋读书的生活经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首先，他读书的领域极其广泛，从马列著作、自然科学的著作到文学艺术、历史著作和社会科学，他都广泛涉猎。直到晚年他还在阅读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他曾要上海的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翻译这方面著作的大字本，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送给许世友一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便是我们这儿送去的。在史学方面，他通读《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有人说他《资治通鉴》读了十九遍，我相信他通读过《资治通鉴》，至于通读十九遍，那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想他翻阅《通鉴》应不止十九遍，相应的时间段，他会随时对照着正史阅读，因为正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各志是讲典章制度，如何用时间线索把人物关系、事件的经过及其制度背景贯穿起来，他只能借助于《通鉴》了。这些书他是根据需要放在手边反复读，反复揣摩其中复杂的相互关系，才能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联系现实问题，启发他去思考。资治，是为现实国家管理的需要。鉴者，是知其得失。何以鉴其得失，那就是读史时，要能设身处地去思考，设想自己处于那个时代，为古人去谋划，代古人去忧患。如何处理是得，如何处理则为失。若有得有失，那么得在哪里，失又在哪里，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那么自己在现实问题面前如何由危转安的借鉴和设想也就有了。这也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所言：“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设身处地进入古人的角色，才能体会其所以成败得失的所以然，这个过程，既有抽象的逻辑思维，也有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想象力的因素，这便是以史为鉴的过程。而“通”则是沟通古今之间的联系，通其所以然之理，这个通也是举一以反三的思维过程。这个“通”必须借助于论，这个论既是“博而证之”，又是“协而一之”，是一个归纳和演绎的过程，是抽象的逻辑思维的过程。那么读《通鉴》经过鉴与论的过程，以达到资治的目的，其中既有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而资治这个目的既包括治身也包括治国，治身是如何为人，治国是如何治理国家大事。长时期勤奋读书，那是毛主席为自己建立一个庞大资料库的过程，在遇到实际生活的重大问题时，那历史上许多有益的格言和经验便信手拈来，不费功夫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激活了他大脑中那个庞大的资料库，有针对性的案例或资料自然会涌现在脑际，然后他拿来启发人们如何去思考和应对现实问题，没有长期的勤奋读书，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这么敏捷地为他所用的。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朱升这个文人的地位，在朱元璋建国前后，似乎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早年我读过《明史》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物。在朱元璋左右的文人如李善长、刘基、宋濂这些人物的影响都要超过朱升，而朱升这篇传的篇幅很短，并不显眼。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人物，注意到了他对朱元璋的建议。那时朱元璋东边有张士诚，西面有陈友谅，南面有方国珍，北面有韩林儿及蒙元的势力。朱元璋刚刚占领集庆不久，在各股势力的中间，他是最弱小的，但他能虚怀若谷，而朱升的眼光最深远，这九个字，对当时实力最弱小的朱元璋取得最终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72年中美关系刚有转机，我们还处在美苏夹缝之间，论国力，它们都远比我们强大，毛泽东能从《明史》中信手拈来这个典故，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引申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更加生动和具体化了，成为我们基本的战略方针。我们知道毛主席很早就关心和阅读《明史》了，他关心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是总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1942年时，把这本书列为整风文献，是告诫全党，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建国前后他关心过吴晗的《朱元璋传》，《明史》他是通读过的，至少朱元璋时期《明史》相关的人物传记他是很熟悉的，这部分内容是总结明朝建国的历史经验。他关注《明史》的一头一尾，其中有成有败，否则他怎么对吴晗的《朱元璋传》提意见呢？吴晗《朱元璋传》的缺陷，便是他不懂朱元璋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对新中国建国的历史价值。从这些事我们可以知道，在毛主席那个大脑的资料库中，《明史·朱升传》是有印象的，所以才会在1972年那个形势条件下，想到如何应对国际国内这个大局，把自己国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确定我们应如何去适合当时的形势，把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战略方针借来为我们所用，而且用得那么贴切，是毛主席在两者之间建立联想的相似关系，这完全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其所以能如此，是毛主席的大脑中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在现实形势面前把它有针对性的案例及时激活起来，为大家所接受，他能这样做也是熟能生巧，某种意义上也是灵感的一种反应。这一类案例在毛主席身上很多很多，如毛主席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那可是1972年的事，把刘盆子用在王洪文身上，实在太贴切了。在启用王洪文时，便告诫他不要成为刘盆子那样的历史人物，王洪文没有理解主席的用意，后来不幸成为对王洪文的谶言了。毛主席要周恩来读《汉书·汲黯郑当时传》，周恩来读了立即领会了，说“自叹不如”，毛主席是借这篇传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要周恩来注意在十大上要提拔新干部，也不要忘了解放老干部，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主席晚年身体不好，讲话、写字都困难，他往往只能通过推荐大家读历史、古文，借以启发大家如何处理好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这方面的案例，我可以举出几十条来，最后几年，他讲话总要拿出一点历史典故来教育大家。从思维的角度讲，形象思维占着更大的比例，当然也包括抽象的逻辑思维。毛泽东晚年曾要我们标点和注释的那么多史书和古文，从他当时如何借助阅读历史、古文以喻今人，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可是一笔非常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应该引起后人充分的注意和关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非常有益的启迪，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们必备的素养。 　　 　　从钱学森之问讲到如何培养杰出人才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是人文科学的领域，大家都应该认真读书，下苦功读书，但决不是死记硬背，不是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在于理解，在于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组织自己已有的知识，便是学而有所思的过程，这必须既要有自然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也要掌握形象思维的方法，甚至要激发自己的灵感，大脑中要有一个庞大并且不断充实和补充的资料库，而且要不断能结合现实的需要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地激活它，才能真正取得创造发明的新成果，成为我们这个光辉时代杰出的有成就的在各个学科与各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就是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谈的第二条意见，即学校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学艺术，学文科的要学一点自然科学的道理。从思维规律上讲，只有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地结合起来，才会帮助我们开辟广泛的创新之路，世界第一流人才只能是从这条道路上诞生，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和结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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