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一节我们讲了过去人类积叠的一切文化知识，是先辈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怎样转变为个人自己的思想财富呢？这是一个长期积叠的过程，钱永刚讲他的父亲钱学森有一个很好的家风，就是喜欢读书，他们做学问是持之以恒，不功利，不着急，讲求一点一点积叠，积叠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系统。这一点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长期读史，积累时间长了之后，相关的资料自然会集合在一起。读书的习惯还帮助自己形成一个检索的办法，如何充分利用目录去找到相关的记载，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慢慢清晰起来了。所以如何激活这一份精神财富，为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服务，那就要把过去积叠的精神财富，检索和集中起来，这个检索和集中，就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加以综合，便能对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有启发性的处理方案，这个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学而不思则罔”，那么究竟如何去思考呢？它的前提是“博学于文”，那是指对过去文献资料广泛阅读和掌握。从钱学森来讲，他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就是要掌握当前科学技术前沿的状况和国家在这方面的需要。我是搞文史方面研究的，那就要关注当前的学术动态和时事形势，具体就是每天坚持读报，看文摘，上网。接下来是“不愤不启”，那是指现实生活的问题和矛盾对我们的刺激，生活逼着我们去回答这些问题。“不悱不发”，就是要求我们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矛盾和问题，那就是有针对性，并及时地给自己提出要求，然后把过去与此相关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异同，然后是“举一反三”，以方桌为例，你知道这方桌一只角是九十度的直角，那么其他三只角当然也是如此了。首先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向思考的主体提出要求，然后是思考的主体查阅和检索相关的资料，加以集中，再加以排比和分析综合的过程。如果以系统工程讲，是把分散的资料构筑成一个模型，举一反三便是假定这个模型是方型的，而通过类推以知其余的三个角的弧度。还有，事物总是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从事物过去到现在变化的轨迹，可以推知其未来之趋势。变易是进退之象，吉凶是得失之象，原其始，以知其终，这也是举一以反其三，中国古代的《周易》是考察事物变易的思维方法。说到底，我们要激活过去的精神财富应注意二条，一是针对性，那是把相关的资料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和分析，使之有结构，从而由此推测其未知的部分。二是及时性，是指反应的迅速，因为处理问题有时效性。这对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子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么如何通过人的思维达到这二点，就有必要研究思维运行的规律。 　　 　　要研究大脑思维运动的轨迹，亦有二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脑科学，研究大脑神经活动的机理，它的生物电波运动过程。这方面要寻求答案，那谈何容易，也许是遥远将来的事。另一条路是思维自身的运动规律，钱老也有两篇文章。一篇的题目是《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另一篇的题目是《关于思维科学》。前面一篇是笔谈的短文，只是提出问题，后面一篇则是进一步论述思维规律的问题。他是用技术科学的方法提出思维的问题。 　　 　　技术是科学成就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要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应用到具体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便是技术科学。那么在技术的研究中，当我们把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理论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时候，往往需要我们的工程师灵活地运用，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工程师常常运用的是经验的方法，联想的方法，或者简直是猜想的方法。反之，从实际上升到理论，往往也是如此。譬如怎么从苹果熟了掉在地上联想到地心引力，从烧开水时从水汽把壶盖冲开，由喷气在力学上的现象发展到蒸汽机的发明创造，都是通过联想或猜想的方法。如果要逻辑推演，那需要有很多中间环节。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工程师，他们在处理许许多多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时，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在运用这些“不科学”，也就是联想或猜想的办法，甚至是一时的灵感，然后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才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应该把思维运动在这方面的规律找出来。钱学森论述工程技术发展的过程，它先是作为工艺，比如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工艺方面的书《天工开物》，讲的是技术和工艺，理论部分讲的不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分为三个层次了，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这三个层次成为相对独立的学问体系，它都建立在严格的逻辑推演的基础上，那也就是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记得过去七十年代，杨振宁回国，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后来北大校长周培源强调大学要做好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个问题我就有保留了。为什么？我承认基础理论的研究确实很重要，我并不是反对有人去搞基础理论的研究，那是应该有人去做，但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它只能由少数人去做，而眼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我们国家工业建设中千千万万的实际问题，还得培养一枝庞大的工程科学和工程技术队伍，才能解决生产实践中如何应用的问题，这是放在我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所以让当时理科大学搞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在如何结合实践的问题上都下一点功夫，无论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理论研究如何深入，都有益处。纯抽象的理论研究及其实验验证，只能是少数人去做。这个东西见效慢，费用大，那时国家有限的经济实力也负担不起。这根本不涉及那时不转载周培源文章便是反对总理的人事上的纠结，到现在来看，我们那时的方针还是对的。从个人关系上讲，当时我们与北大校长周培源的关系并不坏，那时我们还请周培源来考察上海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我与徐景贤还在上海锦江饭店宴请了周培源先生，我们还欢欣地互相碰杯祝酒。在1975年，胡耀邦还托罗毅带信给我，说上海不是反对加强科研，上海对科研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更重视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据9月2日《光明日报》载《反思工科教育的不精不深》一文云：到现在为止，不仅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不足，在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同样落后于现实的需要。工业发展的四基，即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产业发展的基础技术，这四基的人才仍然严重不足，具体如铸造专业，我们便面临人才的严重短缺，它是汽车、电力、钢铁、石化、机械这些支柱产业不可或缺的加工工艺。与铸造专业相似的还有锻压、焊接、热处理，这方面的专业设置同样紧缺。在基础零部件中，如轴承专业人才也非常紧缺。我们工科大学的专业设置先是模仿苏联，专业划分很细，后来是模仿美国哈佛的宽口径通才，这样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要补学很多知识，适应能力差。这始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从思维运动的规律看，它也有不同的层次，抽象思维，也就是逻辑思维，它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基础上，无论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它都必须建立在一定规则的基础上，这方面的规则人们研究得比较多。另外两个层次，那就是形象思维，或者称为直觉思维，就研究得比较少。灵感，又叫作悟性，而这个悟性又有渐悟与顿悟之别，这些方面佛学和宋明理学中的阳明心学描述比较多，学理上的研究就很不足了。这三个思维运动的层次，从哲学上讲，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就以事物的因果关系这一点讲，在思维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逻辑推演来求证，也可以通过形象思维，通过灵感来发现它。从速度上讲，通过抽象的逻辑推演需要较长的时间，通过形象思维从相似性这个视角来处理便快捷得多。而灵感则往往带有偶发性，从因果律上讲，通过许多个别的同类事物的相关过程，慢慢便可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的现象到本质的关系，慢慢上升为理论了。而最早发现这个因果关系的往往是灵感或者联想，甚至是猜想。所以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思维方法是互相联系的。从对思维学的研究讲，我们对前一个层次研究得比较深入，成果也比较多。对后二个层次的研究成果就比较少，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二个思维方法却又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关于形象思维，钱老说：这个问题文艺理论家说得多（一般是指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思维过程）， 但还有待于深化。张光鉴同志对形象思维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他归纳了大量人们创造的过程，提出“相似”的观点。这个“相似”往往是凭个人的直觉，也就是感觉来的，它来得便捷，但往往并不可靠，须要验证。当然相似和不相似又是相对的，是辩证统一的，“相似”中有“不相似”（“相异”）是辩证统一的。相似的观点说明形象思维有时候在科学技术、工程技术的应用中在便捷这一点上很有价值。这里讲的“相似”不是几何学里的相似，那里的相似比较单纯，用数理逻辑就够了。但在这里则不然，在形象思维里，要从一大堆不那么准确的材料中提炼出准确的相似。譬如，听话听音，从语音讲，就有如何辨别人的语音问题，在电话中，一听语音，就知道是谁在讲话，是什么地方的方言，还有言与意的关系，声调的轻重长短也能感觉到言者所要表达的心意，这都是靠经验来识别的。此外还有对言外之意的理解，往往有这样的场合，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们常常能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情景。又如看一个人的笔迹，那就是图形识别的问题，比如我们对老朋友的语音、脸型和笔迹的识别可以反应很迅速，有时相隔很多年，尽管有不少变化，它也会很快辨别出来。这便是一个复杂的、多途径的、多回路的思维，人脑对语音的识别与图形的识别比计算机要快而准确。这里便有好几个层次，象，即图形，言，即文字到声音，意指思想内容的表白。西晋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这里的象是卦象，它是古人用来达意的工具，象，实际上是图形，它可以表现为卦象，可以用阴阳二个符号的组合来表示，也可以用图画、色彩和文字来表达，严格意义上，象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文学上讲的形象，本质上也是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言是明象的工具，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象、言、意三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形象思维的作用。西方的文字，以英语为例，二十六个字母只是表示声音的符号，它只与语音有关，字形只是语音的标志，汉字则不同了，它具备好几个要素，由于它是象形文字，把图像与声音结合在一起了。汉字的六书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中间形与声是二项，即图形与声音，在一个文字的结构上有形、声二者的结合。指事就复杂了，既有具像，还包括事物本身时、空的概念。至于假借与转注，那边涉及意的内涵。一旦文字组合成词语，那就更复杂了，汉字的结构比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的语音符号之组合要复杂高级得多，当初汉字拼音化、汉字的简化，只是图方便，实际上汉字是世界历史上最珍贵的一份遗产，千万别把它丢了。简化字应与繁体字并行不悖，如果把繁体字退化和遗忘，那是中华文明最大的损失，现在我们要解读金文和甲骨文都困难呵！毛主席讲，汉语是我们自己的两条腿，这话无比深刻，从文字上讲，汉文与英文也是如此。为了与国际接轨，怎能把汉文丢弃呢？燕京学堂要英语化，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叛，这里有一个主辅关系。再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和字面意义还可以双重化。例如“吹牛”的字面和语义是两回事，又如在餐厅的广告语有“吃不了，兜着走”，如果离开那个场景便是另一番意义。靠什么来理解语言文字上表现的双重意义，那得靠人的思维，这过程既包括经验的形象思维，也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掌握它在修辞上的规则，因为它开始由言进入意境的领域了。然而一旦进入意的领域，它就能进入抽象思维的领域，通过推理和演绎以得新意，这个言虽是原来的言，通过思维与言者当时所处的场景去领会却能具有新意了。这个言外之意的意，不仅仅是它的思想，还有情的问题。在人的生活中情与意也是紧密联系的，情实为一种意境，故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情往往与景联系在一起。王国维有一个境界说，他说：“景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景和情的结合，它的基础是真，换一句话说，这也是形与意的结合，景是形，情是意的表现方式。我们不妨以李后主（煜）那首《浪淘沙》为例，其下阕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前半句是景，后面“别时容易见时难”是情，那是他“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亡国之痛。“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前面的“落花流水春去也”是景，“天上人间”是情，是他亡国之痛的表达。情与景相融为一，两者都非常真实。他的《相见欢》中，前半阕“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景，而下半阕“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他亡国之痛的情。又如《相见欢》的另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东流”，这里“水东流”是景，“人生长恨”是情。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言之境界说，这个境界也就是形与意融为一体，这个真显示在认知的主体身上，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经过长期努力，这个过程，王国维认为有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有所感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这是讲艰苦努力反复思索的过程；“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讲由苦苦思索到悟的过程，也就是思维过程中的顿悟。王国维通过形象来表达人们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人们思维运动的规律。文学创作是通过形象，典型的形象来显示事物的一般，它带有普遍性的意义。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有时得借助于灵感，那个“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便是灵感的显示。在形象思维到灵感思维者中间，“为伊消得人憔悴”，实际上也包含了一定意义上的抽象思维。这三个境界既是文艺创作的规律，也多少反映了人们思维的规律。成功离不开刻苦努力思维的过程，创新还是离不开个人的刻苦努力和磨练。 　　 　　至于灵感，这个问题还与潜意识有关，从上面王国维的第三境界可以知道，它有一个酝酿、成熟、沟通和突然涌现的过程，这也是在人们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有的人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又突然想起来，有的是朝思暮想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有时会豁然想通，即由渐悟到顿悟的过程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便是对顿悟的描述。有的人甚至会在梦中忽然想通了，高兴得从床上跳将起来，喜欢吟诗推敲文字的人往往便有这类经历，它说明潜意识不仅是一个信息的贮存与提取，似乎在暗中另有一套信息加工和处理的系统，它是在人不知不觉中突然冒出来的。钱老把这叫作“多个自我”的学说。关于灵感问题，现在的研究还只是现象罗列的起步阶段。 　　 　　钱老主张要多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抽象思维方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或直觉思维，甚至有时会得益于灵感或顿悟那种思维方法。他说爱因斯坦就倡导过这个观念，后二种思维方法，很难作学理上的推衍，都还停留在经验的感觉和积叠，如果要深入下去，从学理上讲，便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开发了，也就是用电子计算机来开发应用人的大脑功能，比如量化的计算，有了大型计算机，计算速度大大加快了，通过大数据在分析问题时会提供给我们许多帮助。但量化的处理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量化找到答案，量与质相关。有的事物的特征不是都能通过量分来表现的，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考卷上的分数都能真正表现学生的智商水平吗？量化对事物的认识有作用，但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对人与事的评价，积分只是考察的一种方式，不能把这作为考察一切人与事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只是官僚主义者懒惰的思维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态度，要误事害国的。在这方面，计算机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作用。此外，也就是机器人的问题。尽管机器人的问题只是局部的功能，有不少人认为大脑的功能结构如同电子计算机的程序结构。尽管还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但对我们理解思维运行的过程有启发。当然，它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开发，对信息化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尽管在这些方面我们比发达国家的成果还落后一大截，但不管人工智能发展得多么好，它比起人脑来讲，还差很大一截。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条件下，还得充分发挥人大脑的作用，那些东西只是人之大脑的副产品。所以还得关心和研究有关人思维运动的科学。 　　 　　钱老是搞自然科学的，他这样关注思维科学的问题，是为了培养我国科学家在思维途径上寻找更多的突破口，不要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后面走，只是模仿，不敢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找超越和突破的途径。这不是提倡胡思乱想，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掌握思维的规律，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一代具备创新意识的新人。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也曾经讲到：“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中国应该每年有新东西，每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那我们就得在科学技术上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意识的新人。而如何培养新的一代如钱学森那样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结合他自己经历的经验来谈的这个问题。真正使我们的教育工作的思想观念成为科学的理论，在思维方法上建立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思维学说，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不断积叠经验，逐步使之系统化、科学化，钱老这种探索和思考问题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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