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前不久春秋书院邀请我讲张居正改革，这是我为讲稿写的两篇序言，特刊载出来供大家讨论。讨论要心平气和，有理有据，这样才能说服人。前不久投了一个小石子，没想到惹得鸡飞狗跳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文章中哪儿说错了，或者什么地方没有依据，尽可以写文章加以批驳，个别网友在那儿乱扣帽子，完全不讲道理，这算什么事啊！不去管它，我还是读我的书、作我的文。 　　 　　叙言之一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一下开场白。今人为什么要读史？那是因为继往才能开来。那么作为今人，应如何从古人那儿吸取教益，《孟子·万章下》讲：“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此言若要师法古人，必然要咏其诗，读其文，而论其所处的时代，才能知其如何为人，这便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用现代的话说，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诗文都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联系。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但毕竟时势是第一位。 　　张居正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人物，他去世以后，过了十多年，是他儿子张嗣修为他编了一本《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六卷，其中有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集六卷，此外有《女诫直解》一卷。要论张居正之为人，当然离不开他留下来的书信、奏疏和文章。《明史纪事本末》之卷六十一《江陵柄政》，便是专论张居正行事之专篇，《明史》有张居正传，《明实录》亦记载了与张居正相关之事迹。咏其诗，读其文，是我们了解张居正为人必须的功夫，要论其为人，还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卒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享年五十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隆庆在位六年，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加起来前后有九十九年。张居正参政和执政，则是隆庆的六年与万历最初的十年，前后十六年时间。如果要给张居正作一个历史定位，那就必须了解明代中后期嘉靖至万历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状况。在这九十九年中间，从隆庆到万历十年这十六年，应该说是明代中后期最好的时期。在此前和此后，明代政治经济上所反映的趋势都是矛盾重重走下坡路的过程。这说明在张居正参政和执政的这十六年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波浪形的，既有谷底，亦有波峰，那么张居正参政和执政的十六年，是处于波峰的阶段，此前是谷底，此后从万历亲政起，也是走的下坡路。万历身后，经历天启与崇祯这二代，不过短短的二十四年，明朝便垮塌了。 　　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生活，这个社会生活总是在相应的制度框架下运行的，任何个人都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生长和发展。人从出生起，便离不开家庭，家庭在那时便有宗法制度的约束。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离不开那时的社会制度，那时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步入政坛便离不开那时的学校制度、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张居正进士出身以后踏入那时高层的政治生活，就离不开那时的翰林院、内阁制度、后宫制度、宦官制度，也就是帝王制度下的政治架构及其运行的法则。同时我们还得知道这一套政治架构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制度都是经过历史上的习惯，或者惯例而逐渐制度化的，由习惯法到成文法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对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中国文化传统常用的是“沿革”二字，沿是讲因袭，革是讲变异。现在讲改革，实际上也是既有因袭又有变异，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因而只要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国家存在，这个沿革便没有终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也没有终点可言，它始终是一个进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总之，它的形成和变革，还都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拿人们的婚姻关系讲，总是先有两性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实际状况和私有财产的状况，才有婚姻法的出现。所有各种制度，都是人们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为了规范相互关系，而在逐渐形成的习惯基础上，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用法律或规定把它固定下来，从习惯法转化为成文法。制度设计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规范人们行为关系需要的基础上，通过法令把它巩固下来，最终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法规，但这个法规能不能成立，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故制度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神仙和上帝规定的，不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权力机关能任意设计和强制推行的，顶层设计是否切实可行得靠实践来检验。朱元璋在位三十年，也做过一些制度设计，《皇明祖训》便是他制度设计的一个文本，如他总结历代王权与相权的矛盾，故在《皇明祖训》中明文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事实上，明代的内阁，便是没有丞相名称的丞相制度。为什么朱元璋这个规定行不通，因为依照嫡长制，如果继承皇位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怎么让他去治理国家大事呢？明朝的内阁制度便是违背了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而慢慢形成的。当然也不是说顶层设计都没有用，朱元璋吸取历代女主和外戚专权的教训，在后宫制度上作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在有明一代还是有效的。而朱元璋关于不准宦官干政的一些规定，那就很难执行了。事实上明代宦官专权，比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以证明，顶层设计必须可行并符合实际情况，才能有效。 　　张居正的成长和参政、执政及其身后之事，都离不开当时他所处的制度环境，我们今天对张居正进行评价时，就必须了解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制度背景，此外还必须了解他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矛盾。张居正出生在嘉靖中期，成长在嘉靖后期，他的参政是在隆庆时期，他执政是在万历的前十年，那么张居正的所谓“改革”，面对的问题是嘉靖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经济上的问题，此外还有内政和边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在这个相应的制度环境下，如何应对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他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对既定制度的因袭和变革，及其所采取的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和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生前，还要与他生前身后的状况作对比。历史发展有其本身的趋势，不完全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这一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能显示他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出这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张居正身后的名声，在万历十年后以及万历皇帝死后的情况就有不同的变化，对一个人在历史上功过的定位，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即时的、依仗一时权势的定位往往并不可靠。历史在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自会给他定位，这时候就会摆脱当时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从而对古人作出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评价，这也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如市场的商品价格那样，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如对王安石的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便有高低的落差。明神宗在张居正去世以后，抄了张居正的家，万历十二年以后，到万历去世以前，对张居正是一片骂声。然而若干年以后，历史自有公论，挨骂的该是明神宗这个昏君，而不是张居正。我们对比张居正生前身后，明神宗对张居正前恭后倨的态度，人们究竟会耻笑谁呢？对古人来说是如此，对近人来说恐怕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吧。这一类案例在古今中外实在太多了，只要对比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在如今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普京心目中，究竟会对谁表示尊崇呢？其结论不言自明。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莫斯科红场的人们只会想到那时的斯大林，决不会想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吧！否则的话，历史研究便不会有那么多翻案文章了。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之评价，韩愈在《调张籍》一诗之开头几句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当后人对前人遥相望时，便没有个人之见的恩恩怨怨夹杂其间了，那时的评价可能比较客观和公正一些。 　　近代关于张居正的传记已有不少，朱东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我曾与他一起住在复旦大学第一教师宿舍，经常看到他在宿舍区散步。他是我的前辈，他那本《张居正大传》写于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全书三十五万字，对于张居正生平，依时间次序介绍得很详细了。这本书在2000年10月再版，2008年和2009年重印，印数有上万册。我看的这个版本封面上标明该书为二十世纪的四大传记，另外三部传记是吴晗的《朱元璋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四位作者都是大家，吴晗先生我也见过，并亲聆其教诲。这四个传记人物，代表了中国历史不同时代的不同侧面。2008年，百家讲坛有郦波主讲的《风雨张居正》，前后讲了二十五讲，此外还有刘志琴写的《张居正传》。故那几年张居正成了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历史人物。这些传记关注的是人物的历史及其命运，是把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家来描述的。传记讲的是人物的历史，是为了知其然，除了知其然之外，还有一个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代会产生那样的人物，那就要我们知人论世。故我的讲述是结合人物之史说明其所以然的过程，那就必须结合我的史论，所以我把题目定为《论张居正及其“改革”》，论从史出，然而在表述上可以以论带史。 　　王夫之有一部《读通鉴论》，历史的内容在《资治通鉴》之中，而读史的时候，正如王夫之在《叙论》四所言：“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这是讲读史的时候，要设身处地，进入古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假如自己身处其位，怎么处理当时所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怎么在既有的制度和体制范围内趋利避害。如果做到这一点，“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古人为己之友，即古今之沟通，借古以鉴今，从古人的处世之得失，以鉴今世所遇问题何以处之而得到答案。鉴的过程，“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那就是借以资今之何以治，借古人之一而反今之三，古今由此相通。“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作为个人，在不同的形势和环境下，有如何出处去就的问题，出则如何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退则如何独善其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有一个如何趋利避害而进行取舍的过程，又有一个如何为人、如何处世的问题，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有益于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人。以史为鉴，以古之善人为友，不论你的地位高低，不论你的能力强弱，在如何为人处世的取舍上是相通的，司马光把他的那部宏伟的编年体通史取名《资治通鉴》，其道理就在于此。这也是我讲张居正传记取“论”这个字的缘由。 　　如果从思维方法上讲，对古人的经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那是思其得失之因果关系，这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从古今之间的沟通上讲，则不是逻辑思维所能完全胜任的了，它是通过相似与相异之处引起联想的启迪，而对今天之问题的具体处置，仍然需要逻辑思维的推演。这里寻找相似点是通过形象思维，那就因人所处不同地位而异。故整个古今沟通的过程，从思维方式上，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交叉运用的过程。在知其然的问题上，对史实的考证，那就更多依靠线性的逻辑思维。在知其所以然上，即分析事情的因果关系时，那就需要多维度的思考，是多重因素促进的，单一线性的逻辑思维就不够用了，这是后人研究前人之史以沟通古今之思维方法上需要注意的问题。当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提出“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如何实现，就必须注意思维方法，朴学或者乾嘉学派的方法论，在知其然上有一定的作用，要经世致用，那就不够了。当然在如何为今所用的问题上，史学家与政治家读史又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毛泽东是政治家读史的典范。史学家的经世致用，是为政治家服务的，史学研究终有一个服务对象，为学术而学术，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只是服务的方式不同而已。我老师陈守实先生称，考证之学如果离开了它所服务的对象，便只能是象牙塔中的饾饤之学，这个话至今想来还是有道理的。那些考据的大师脱离了社会实践需要的历史研究，就只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了，而今这股风气颇盛，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学问很渊博，但经世致用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着眼点。当然，如何为现实生活之实践服务，还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有正确与错误的问题，真善美三者是一体的，离开了“善”与“美”，那么“真”的实际价值便很难说了。 　　 　　叙言之二 　　 　　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如何沟通古今之间的关节，它也是有前提的。记得1964年春节，毛主席与邓小平在一起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中讲到对明朝皇帝的看法，谈话是从考试制度引起的。 　　邓小平说：“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也没有用。” 　　毛泽东说：“历来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按：他们与状元们的区别，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书本中抄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毛主席主要是议论青年人读书的问题，书要读，社会实践更重要，真知出于实践。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有直接知识作为基础，才能理解书本知识，理性认识要有感性认识作基础，有了直接经验再去读书，才能把书读活，才能对书本上的古人设身处地思考其中的成败得失，并从中获取养料为己所用，这时书读得越多越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啊！只有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自己聪明起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死读书，他自己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涉猎各方面的书籍，特别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手不释卷，即使病重且视力不好的情况下也拼命读书。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明朝十七个皇帝，开国的二个皇帝，朱元璋是最能干的，明代立国的规模是他奠定的。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亦还做了一点事。中国历史上有二个皇帝是布衣出身，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小和尚出身，做了几年游方僧，以讨饭化缘为生。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是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的。现在看他发的上谕都非常口语化，没有之乎者也那一套，很贴近民间。如果读过《大诰》那三篇及《武臣诰》，就可以知道那都是他亲自审案时，对案犯讲话的口气，讲的道理也比较贴近实际。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读书还是很勤奋的，他的办法是找一批知识分子来给他讲历史，如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朱升、陶安、詹同，都是曾经陪他读书讲史的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为其所用。他对自己儿孙的读书教育也是抓得很紧的，他有自己的经历作底子，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也比较容易理解。朱棣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主要从内外战争中锻炼成长。后面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作为太子有詹事府，有翰林官在那里充侍讲、侍读，有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的讲读，还为太子选择伴读。从娃娃抓起，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好皇帝来。明代十七个皇帝，执政时间比较长的是嘉靖和万历。嘉靖十五岁时从兴王府被推为武宗的接班人，进入皇宫。神宗是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岁即位为皇帝的。这两个人都是在今天北京故宫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万历尤其如此，他一生的生活没有离开过故宫那个环境。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便讲到“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朱元璋讲自己则说：“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而嘉靖、万历都是“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是明朝二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书是读过一些，特别如万历即位的最初十年，在张居正辅导下读书学习，但治理国家的能力很难完全从书本上来，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上来，何况万历的读书，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老师和母亲的约束，他还不能完全任性地胡作非为，一旦失去约束，那么在宫廷生活这个环境影响下，循其本性，他只会向吃喝玩乐这个方向发展了。张居正死后，他就不再读书，他与嘉靖一样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什么国家治理，什么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早就丢之脑后，明王朝只能按照其自然趋势，继续走下坡路了。在故宫那样的环境下，从明代的历史看，很难培养出好皇帝来。从人才培养来看，世家子弟在机关大院这个环境下，很难出现优秀的人才。张居正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还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在矛盾斗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有利人才的造就，艰苦的磨练，固然会淘汰一批人，但也能造就出一批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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