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年谱》记载1964年2月13日（春节）他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教育工作座谈会。我们应了解毛泽东在1964年间关于那时教育制度的批判和不满，几乎都是先冲着考试制度而来的，他的那些话看来普普通通，如果对照今天考试制度的种种弊端而言，却真是雷霆万钧、振聋发聩呀！令人惋惜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这次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春节谈话了。 　　毛主席与邓小平对于那时教育制度的批判，比较完整的是见于1964年2月13日那次春节谈话。参加那次谈话会，除了毛泽东、邓小平之外，彭真、陆定一、康生都参加了，此外还有郭沫若、林枫、蒋南翔、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十六人，先是讲国际国内形势，后来是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先由邓小平主讲，他是有备而来的，他讲话的过程，毛泽东插话最多，然后是陆定一和林枫汇报问题，这该是一次比较正式的谈话，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这一点应该说大家都是一致的，对现行教育制度要进行改革，这一点大家也是一致的，但是各人谈的角度不同，问题是由邓小平同带头志提出来的。他们之间的穿插对话，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制度体制层面上，操作的方式方法上，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大的针对性，在如何深化教育改革的问题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不能让正规化的思想束缚我们的头脑和手足，我们要学习西方，包括美国在教育方面先进的东西，但我们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忘了自己的传统，不能老是照抄照搬洋人的条条框框，那样是没有出息的。杂交优势，从遗传学上讲，那要以提纯为前提，否则无法形成良种，反而变得不伦不类。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究竟在哪里，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思考。我们不妨再来读一下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这次春节谈话。 　　毛说：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除中央几位同志以外，还邀请几位党外人士参加，还有科学院长、教育部长、北大、清华的同志和新华社的同志参加。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请邓小平同志先讲。 　　邓说：“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负担太重，学制太长，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好的大学六年，要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毕业，加上大学毕业后，一年劳动实习，一年见习，正式走到工作岗位，就已经二十六、七岁，显得年纪太大了。比苏联要迟二、三年或三、四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三、四岁进入工作岗位。年龄大了，这对文科学生的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生，对他们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根据国外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等新兴科学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开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平均是二十四、五岁左右。这个年龄正好是脑子最好使的时候。而在我国的大学生，这时却没有走上工作岗位，这对他们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制特别长，应该缩短学制。” 　　毛插话说：“可以缩短。” 　　邓继续说：“现在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准备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由林（枫）负责。林枫提议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也可以中学毕业后，再受一二年职业教育，十七、八岁就业，可以到农村，也可以到工厂。如果升学，也可以入大学预科，预科可以文理分科，办得更有特色，便于同大学的课程衔接。大学一般搞四年，一部分的工科五年，医科六年。这样学制可以缩短，二十三、四岁就可以到工作岗位。采取这样的制度来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中学毕业生还不到当兵年龄，但可以到军队当预备兵。”毛插话说：“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指男的）也可以当兵。” 　　邓说：“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课本要搞得好。毛泽东说：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为普遍成倍增加，这样不行。” 　　另外有人插话说：“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的时间。” 　　于是毛泽东接着说：“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四大贤人，颜回二十四岁死了。（按：孟子与荀子不是孔子直接教出来的，只是继承了孔子之学术思想。）” 　　毛还说：“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 　　邓说：“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也没有用。” 　　毛泽东接着对考试制度作了精辟的分析。毛泽东说：“历来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按：应是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是小和尚出身，是在斗争中学的。）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按，朱元璋对其儿孙的教育还是抓得很紧的，为他们请了最好的老师，但他不让他们养尊处优，年轻时，便让他们到前线去接受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明成祖的成长，是实际斗争中形成的。）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按：嘉靖读书不多，但迷信道教，迷信长生术，所以皇帝当不好。万历的老师是张居正，他母亲的管教也严，他见了司礼监冯保也害怕。然而在紫禁城内自有一批小太监陪他玩，那个地方培养不出好皇帝来，所以明代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都干了不少荒唐事。张居正一死，万历便抄了他的家，于是他成了一匹没有羁绊的野马了，随心所欲，可以二十多年不见大臣，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万历以后，明朝便一落千丈，不过二十四年，李自成便进京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按：刘秀早年去过长安，从中大夫许子威读过《尚书》，故可以说他还算一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按：毛这一长篇议论强调的是实践出真知，书本知识是辅助，不是不要读书，青年应有更多的机会，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真知，再由书本知识来丰富自己。死读书，只会害死人，这个认识与他写的《实践论》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 　　邓小平插话说：“现在课程繁重，考试方法有问题，学生不能独立思考。” 　　毛泽东接着邓的话题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去做。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出二十道题，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学生答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见解，这样的试卷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全部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的试卷就可以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自己不懂，问懂了就有收获。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总之，考试的方法要改变，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具体如何作法，可以试点。（按：毛泽东这一段很精辟的讲话，是讲考试不考学生的死记硬背，而是让学生发表自己的创意，有创造性就好，死记硬背最多给六十分，交头接耳、抄别人的至少也是一次学习。考试是为了帮助和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不是拿分数去整学生。这样一来把过去的考试制度给整垮了，但也不是不要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考核，考核的方法应多种多样，那就看教师如何慧眼识英才了，学生的学习也能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毛主席在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召见与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谈话时，曾经讲到他自己考试的经历，他说：‘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所以我过去给学生上课，考试便是考他们的课程论文，他们自己选题，不要抄，要能自圆其说，要有创见，看你阅读的功底，只要文通理顺就应该给好的成绩。《邓小平年谱》记载1978年4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同方毅、胡乔木、刘西尧、童大林、李琦等商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然后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关于考试，他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做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故要改革旧的考试制度，毛主席和邓小平是一致的，而毛主席为了促进改革，便把话说得绝了一点，二者精神是一致的。）”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又臭又长，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养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 　　邓小平接着说：“学制缩短以后，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参加劳动、当兵，还有一条，应该允许优秀学生跳班，有的优秀学生跳班以后还是优秀的，现在总是压在那里。” 　　毛泽东接着邓的话头说：“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学生，害死人，要改变。” 　　陆定一说：“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是学生负担太重，课程多，教材内容多，作业多，门门都有课外作业。第二，是现在的教育方法有三套，学了苏联凯洛夫的一套，英美杜威的一套，孔夫子的一套。” 　　毛泽东插话说：“孔夫子可不是这样，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按：其实这不是六门课都学，而是六个不同的专业。）” 　　（主席问章士钊：“书是书法，还是历史？”）章士钊说：“是书法罢。” 　　毛泽东说：“是书经。（其实包括诗、书、礼、乐、易五经，指课本知识，数是讲术数，与易经和阴阳比较近，是预测未来的，这是中国古代的未来学，不是现代数学算术的数。礼，有《周礼》，是讲政权的组织机构，《仪礼》是讲如何进行礼仪活动，《礼记》是讲行礼的道理。乐，在《礼记》有一篇《乐记》，讲音乐的。射，是讲箭术。御，是讲驾车御马之术。）” 　　陆定一说：“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入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泽东插话：“这是大水冲了教条主义。” 　　陆定一：“其他地方学生人数都下降很多，主要是要求正规化，取消复式教学，搞单式教学，贫下中农子女失学的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的经验，另外，广东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麻烦得很。看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这样才能普及教育。从前都只是照抄苏联的一套，五八年冲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就是了，文艺也是如此，当时大胆改革，做得比较粗糙，但现在的水平提高了，但没有五八年的革新，也就没有今天的水平。（按：那时陆定一的思想还是比较激进，他说得对，不能完全搞正规化的一套，现在农村搞并校，还不是为了正规化，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但现在有的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只是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不考虑如何为农民子弟服务，如何方便他们，那样的作风还不是当官作老爷的衙门作风嘛！这样做的结果，苦了学生和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不得不长途跋涉。要校车接送，增加了家长经济上的负担，农民靠土地和打工的收入来钱不易啊。）” 　　毛泽东插话说：“要把演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市去，统统赶下乡去，要分期分批放到农村、工厂，不要住在机关，你不下去，就不给开饭，住在城里怎么能写得出东西来！”（按：工农大众既是文艺创作服务的对象，也是作者创作生活的源泉，现在一切都向钱看了。） 　　陆定一继续说：“还有教师队伍问题，估计中小学百分之二点七的教师是坏分子。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按：陆对教师队伍中的坏分子估计多了，说师范取的学生差，教师更差，那也是相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教师的思想境界跟不上。）” 　　毛泽东说：“这不要紧，只有百分之二点七。这些人可以改造，可以转业。” 　　陆定一继续说：“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范，不要直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泽东说：“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指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陆定一：“小学改五年比较有把握。” 　　毛泽东说：“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气机。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按：这里是讲不要太讲究学历，要看重一个人的才能，要让没有名牌学校学历出身的有才能的青年能有机会发挥其才能。不要所有的人只有一条道路，应该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才是正途。现在的办法实际上是扼杀天才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林枫说：“将来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现在博士生毕业三十出头了，不仅走上工作岗位太迟，女博士连找对象也很困难，干嘛把学制拉得那么长？）小学入学年龄可以提早一年，允许六岁入学。就是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按，指教室与校舍。）中学四年，大学预科可以是两年，也可以是一年。”（关于学制问题，后来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说：“是否先恢复小学五年，中学五年。） 　　另有人插话说：“入大学前拿一段时间到工厂、农村。” 　　毛泽东插话说：“还有军队。” 　　林枫：“文科可以，但理科有困难，劳动二年就忘了。”（学生要参加劳动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有一个如何安排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讲到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呢？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好时期，实践证明，劳动两年后，原来学的东西丢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康生：“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但理工科所学课程无法衔接。” 　　林枫：“学制要结合我国国家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考虑，要允许多种形式。将来大学可以考虑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科；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师范，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种多样多轨制。城市中学也有两种，一种升大学，一种是中学毕业，上二年职业学校然后工作。”（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应既有国家分配，又有学生自由择业，二者结合，保障学生的就业。不能全部都靠人才市场，很难达到供求关系的完全平衡，市场真那么全能，这世界为什么还有经济危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失业大军呢？大学的专业设置和招生，除了无形的手之外，还要有形的手作计划，否则还要乱套的。） 　　毛泽东插话说：“对了，学制要多样化。” 　　林枫：“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门类要少些，内容要少而精，考试也要少一些。” 　　毛泽东插话说：“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 　　林枫：“现在课程的循环多，如果集中一些，课程的门类就可以减少一些。（搞初中、高中是两个循环，大学的基础课，其中有的也是一个循环。）毛泽东插话说：不要门门课都考试，上过就完，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就不要考，真正理解这些课程要到以后工作中去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逻辑、什么是语法就可以了。” 　　彭真说：“现在是灌输，死念硬背。” 　　陆定一：“现在教育思想有二派，一派主张讲深、讲透。一派主张讲总略，学懂、学会，学少一点。现在很多学校想一下子讲透。” 　　毛泽东说：“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从这一次谈话的过程，可以看到各人的视角不同，毛泽东是从思想观念的层面，谈古说今，显得高屋建瓴。邓小平同志是从制度层面，比较切合实际。林枫是从操作层面如何使之具体化。陆定一、彭真、康生都说了一点有益的意见，他们在处理现行教育制度必须改革这个问题的方向上，应该说意见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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