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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6月间,《报刊文摘》的周末版上曾转载《南方人物周刊》第十三期,刊登的《国旗下演讲的高中生》一文。事情发生在4曰9日,江苏启东汇龙中学三千多名师生一同参加的升旗仪式上,江成博同学的演讲稿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写,而是申诉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演讲稿实际上是对现行教育制度摧残青少年的控诉。演讲的题目是《做最好的自己》,他在演讲稿中有这么一些话,他说:“中国的孩子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竟然有4个国家的创造力比我们还差!看来我们的想象力的确匮乏,然而这就是我们接受16年教育的结果。我再想请问各位同学,你们是否有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我们父母的,或者说我们大家坐在教室里承受着变味的教育带给我们的痛苦为的是什么?仅仅为了考一个好大学?为了一纸文凭?再然后呢?为了一个好工作?为了有好多好多钱?难道这些就是我们用整个青春作为交易所换来的?这不是生活,这仅仅只是生存。然而可悲的是,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即使付出了整个青春,也换不来这些庸俗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因为没有理想,别人这样,我们也就这样,因为没有理想,我们沉默,我们屈服,我们麻木。”他最后发出反抗的呼声,“别在愚昧庸俗的事上浪费生命,那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去过你美妙的生活吧,去做最好的自己!”这是完完全全出自青少年学子自身内心世界对现行高考制度摧残他们青春生活的控诉和反抗。 今年3月27日,《南方周末》第一版和第二版发表了二篇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文章,头版的标题是“毫无征兆的一跳”,文章叙述今年3月13日晚上7点11分,一个名叫贺抒勤的高三学生突然从教学楼的五楼纵身跳下身亡,在他的抽屉里留下的遗言是“萧振这学校对我们伤害太深”。他是一个农村进城读书的孩子,是父母打工的收入支持他读到高三的中学生。萧振高中是温州的一所民办高中,诱发这次跳楼的原因是一次观摩课,班主任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让学生举手回答,贺抒勤在第一排,也举了手,没有等到老师点名他就主动上讲台在黑板上作解答,结果没有完全解答正确,这样便出现尴尬的局面,课堂里的同学出现笑声。下课以后,他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并通知家长,说了你们孩子情绪上有了问题,你们来看一下。父亲带了孩子去饭店吃了晚饭,饭后贺抒勤对父亲说:“我不是调皮捣蛋,我还想好好学。”晚上七点,他突然大笑,从五楼窗户跳下,坠楼身亡。中学生跳楼身亡,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的教育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第二版的文章题目是“扼杀一个小诗人——一个中学生家庭教育之困”,一个初三的中学生朱夏妮,童年在新疆长大,在广州读的初中,当她一踏进校门看到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终日红字滚动放着本校中考高考的捷报,整个教育围绕着升学率也就是应试这个目标在转,她失去了在新疆上小学时,在假期能在大山上看蓝天,数云朵,怀抱小山羊那样带有诗情画意的生活。中学三年,她写了一本诗集《初二七班》,并正式结集出版。在这本诗集,她控诉痛苦的学校生活,有这样一些诗句:“我无与快乐同在时/没人为我伤心。”2012年3月7日,她被罚抄,哭着写:“我必须小声地哭/不让你听见/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边的话/我可以抱着它。”在她的笔下,学校是那么冰冷冰冷的,“每个人都在过虑声音/这里的声音沉重/风背不动它/声音不会飞/比气泡更容易消失/围墙足以拦住它的去路。”教室在她心目中好似监狱那样高度监控下的黑盒子,“鼻孔发出的警告/制止嘴巴/提高警惕/直至/叹息代替脚步和声音。”(这首诗的题目是《班主任》)在作业本上她也写诗:“我翻开本子/看见两个字从天而降/把我压住/本子上两个‘重做’。”关于学校的家长会,她在诗中写道:“我透过防护网/看到/老师面对着家长/笑着讲话/当她下台时/她一边走一边用手/按摩她那已经僵硬/的脸颊。”在被要求写检讨时,她说:“我就像写小说一样,‘今天,上课的时候一只蚊子飞了进来,春风很温暖。’”2013年9月,她写下诗句:“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今年3月19日,她把自己出版的诗集送给自己的语文老师,在扉页上她写下这样几句话,讲她上课时的情况,“那时我感到安静。那时我常开小差,看窗外的树,灵感最多了。时间溜走,像冰冷的蛇爬过手边。这本书记录了我那时的痛苦也有快乐。现在看,像回去了一样。”2012年7月,《诗刊》发表了她13首关于学校的诗歌,诗人王小妮在配发的评论中说:“中国教育所特有的、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 尽管这三个案例的报导,都发生在沿海地区,也有一些极端,不是说所有的中学生都是如此思考、如此看待我们的中学教育。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中西部地区也许不尽是如此,尽管高考是一条独木桥,还是有许多好学生,希望通过它能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理想,当然也有不少学生不适应这种应试教育指挥下的中小学教育制度,更有不少农村的学生中学没有念完就打工去了,各种情况千差万别。那么老师如何应对自己不同性格、不同学习要求的学生呢?升学率是不是考核我们学校教育唯一的指标?家长又应如何要求和正确对待自己孩子身上存在的各种潜能?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对我们的孩子循循善诱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呢?最近几十年的教育,似乎又走了一个轮回,教育能不能也来产业化?让培养人的教育制度围绕应试教育转,能给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带来什么呢?那样能培养出人才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材施教,这些党的教育方针还要不要呢?这在江苏、浙江、广东发生的三个案例,能不能再帮助我们猛回头思考一下呢? 人是能动的,对人的培养教育能与现代机械化的工业生产一样刻板地如模子铸造产品那样早就人才吗?并不是所有问题在考试时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数学可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语文试卷可以指出他的错误,至于评价则往往很难有标准答案。就拿一个“仁”字来讲,《论语》中孔子与其弟子对话言“仁”者有五十八章,提到“仁”字的有一百零五处,孔子与弟子们讨论仁的含义是因人而异的,有从正面说的,也有从反面说。对作文的评价,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文学作品来说同样如此,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至于教师如何去培养一个学生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在方法论上应当因人而异。对人的培养,需要对每一个学生精雕细磨,师生之间教学的过程,应该是生动活泼、教学相长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互动促进每一个学生在集体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而健康地成长的过程,是抵制社会上一切不良习俗、形成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现在的班级教育,特别是大班教育,缺少的便是如何因材施教地达到这样一个教育目标,缺少的是如何调动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主动精神,如何帮助每一个好学生去追求自己的中国梦。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是如此,对于大学教育更是如此。教育的层次越高,越需要贯彻因材施教的方针,教师的能力和水准亦应该并且也只能体现在因材施教上,并不是上完课,让学生学会标准答案便是一个好教师,教学的成果是看学生在社会实践所显现的品德和才能,而不是其他。教师的神圣职责,便是不能放弃自己班上的每一个学生。作为老师,只有当自己的学生踏上社会,在不同岗位上事业有成,并且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许多年以后大家还能一起来怀念当时师生共同相处的情景,这对于老师来说才是最大的欣慰。 前三十年,我们曾经多次反复探索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1964年春节,毛主席和邓小平曾就教育制度问题召开过一次座谈会,面对眼前教育制度的问题,接下来的博文中我们将一起重温一下那次春节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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