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滕文公》上载，公都子对孟子讲“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孟子看来，辩是一个贬义词。《说文》：辩属“辡”部，是两个罪人相对也。而辩是言在二个罪人之间言词的争论。《说文》的解释是“治也”，即分辨二个有罪之人之间的是非也。又，辩与辨通。是判别的意思。故“好辩”不是一个好名声。孟子所以要解释自己不是好辩的人，是不得已也。 　　 　　在古代的经传上，如《周易》的《履》卦之象传称：“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这个“辩”字是区别的意思，君子观此履卦（ ）的卦象是上为乾，下为兑，这是表示君民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周易》的大有卦，此卦（ ）的卦象是下乾上离，像传：“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匪，借为非，排斥、否定之义；彭借为尪，邪曲的意思；辩，与辨通，剖别的意思；哲，昭明的意思；无咎，不会发生过失。全句意为，通过否定邪曲的概念，明辨是非，自然也就不会发生过失。故“辩”的词义是通过言语的争辩以明是非，从而避免自己发生过失的机会。由于辩是二个罪人之间的争讼，故在古代士君子们耻于称辩。孔子在《论语·为政》有一段话：“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是讲如果你攻击你的异端，对自己反而是有危害的，君子要和而不同，故孔子也不主张不同政见之间争论不休。好辩的另一种表现便是诡辩，脱离实际生活，只在概念上玩把戏，结果是混淆是非，搞乱人们的思想。那样的话，“辩，不如无辩。”（《吕氏春秋·当务》）故不搞无谓的辩论之观念，古已有之。尽管如此，孟子为什么还是要不得已而好辩呢？孟子说：“盈天之言，不归于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的意思，如果不辩论，结果是让旁门邪道的观念在舆论界占了优势。邪说诬民，所以他才不得已而好辩也。 　　 　　从春秋末到战国年间，正是处士横议，也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是诸子之间唇枪舌剑地大辩论的时代。辩论的好处，可以促使人们思想的活跃和发展，故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时代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摆开了二个战场，一个是金戈铁马，诸国之间争夺土地和百姓的战争，一场是诸子百家互相争辩的口水战。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上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 　　 　　 　　 　　（二） 　　 　　 　　 　　关于辩，还有如何辩的问题。如何判断各自是非的问题。，《墨子·经上》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辩是在双方彼此之间以言语相争的过程，双方谁胜，决定于哪方之言辞符合实际，或者哪方更符合主持者的意愿，这就是“当也”。又《经说上》云：“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争论双方，牛，不当，非牛，没有指出它是什么，故亦不当。在《经说下》：“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是双方根据自己的见解争论是非。而“当”者算是胜利。当就是符合事实，争辩的双方，或是或非，就看哪一方的理由与事实相符，与事实相符者胜利，不符合者失败。也可能两者都符合事实，即“俱无胜”。那就不构成辩论双方之相争。“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是指指马谓牛，指牛谓马，双方都不胜。这不构成辩论对垒的双方。此谓辩论双方，必须指称同一事物。如果是同一事物的名称有异名或多名，若狗与犬。那辩论双方便不构成争论。如果双方所指称不是同一事物，一方指牛为马，另一方指马为牛，哪一方都不当，那么也不构成辩论的双方。这里讲的辩论双方，第一必须遵守同一律的原则，第二辩论双方必须是互相对立的意见相争，即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第三，辩论双方的胜否以是否符合事实为标准，符合者为胜，或是符合主持辩论者的意见为胜。这是后期墨家对辩论双方所必须遵守的规则之阐述。《墨经·小取》还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一大段话是说明辩论的作用及方法。这里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是讲辩论的积极作用。它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我们处理各种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它能帮助我们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墨家是把辩论看作一个好东西。毛泽东也是一个好辩的人。他很直率，不如孟子虚伪，自己好辩，还说自己是不得已也。他说过“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证明，辩论还是一个好东西呢。没有那么多次辩论，中国革命怎么可能胜利呢？辩论可以在我们前进途中，解除疑点，分清是非，明辨方向，然后脚踏实地地奋勇向前。辩论不是什么玩弄概念的游戏，是一项严肃的思维进行过程。 　　 　　辩论在方法上还必须严守规则。“摹略万物之然”，是讲辩论时必须说清事实的真实情况，名与实相一致。“论求群言之比”，是辩论时必须了解事物相关各方不同的观念，加以比较分析，寻求其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名举实”，名，指概念，实，指事物之本然实然。要名实一致，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辞抒意”，辞，指判断所用的辞语，必须是让言者充分表达其心意，不能口是心非。“以说出故”，对事物还必须分析其来龙去脉，既要说明当前的状况，还要说明其所以如此的原由，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以类取，以类予”，类，是指事物的分类，同类，是辩论中彼此必须举同类事物相比喻，才能进行类推。谓在辩论中，由彼及此，双方必须在同类的基础上，这就是“以类取”。在彼此承认同类的基础上，我提出此，看他是否承认彼，这便是“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对于同类的事物，我承认，对方也承认，我就不能由此反对对方。“无诸己不求诸人”指在同类事物中，我反对的，就不能要求对方承认。这些都是辩论过程中，双方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方法。有了正确的方法和规则，辩论才不会流于概念的游戏，才不会成为诡辩而混淆视听，搅乱人们的思想。所有的诡辩，只要仔细分析，它都是不遵循辩论的规则和方法所造成的结果。诡辩与辩论是二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有诡辩的状况，把必要的辩论也否定。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使人们是非不清，方向不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增强了盲目性，它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思想应该是自由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应该也是自由的。用不到有什么限制。然而争论必须遵循辩论的规则，根据社会的需要，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否则它会变成概念游戏。游离了我们的生活，那它就会沦为诡辩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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