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颖传》是韩愈写的一篇虚构的寓言，历史上并没有毛颖这样的人物，韩愈虚构了这一个历史人物，借助这个人物反映当时文人士大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哀。韩愈在《毛颖传》中塑造的毛颖是秦始皇身边的中书君，在中世纪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都把在皇帝身边起草文书的中书看作最为神圣而光荣的职务，韩愈、白居易都做过中书舍人，也就是替皇上起草诏令的人。这是当时士大夫都追求的一个职务，它似乎是宰相的后备，其实不然，它只是为皇上起草文书的一个笔杆子而已。韩愈通过寓言的形式，以诙谐、幽默的语言，通过隐喻来说明他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关于毛颖此人的来历，韩愈说他是中山人，中山是战国时的古国名，它的位置在今日河北之保定，秦始皇时让蒙恬南伐楚国经过中山（这也是虚构的，蒙恬是北伐匈奴，不是南伐楚国），拔毛氏家族，献俘于章台宫。而秦始皇赐毛颖汤沐邑，封于管城，号管城子（管，是象征笔管，那时用的毛笔，毛颖便成为笔杆子的象征），秦始皇便把他留在身边掌文书之事。 　　关于毛颖的才识，韩愈在《毛颖传》称：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这说明他是一个史官，记载历史的，记载便离不开笔呀），阴阳、卜筮、占相（那是古代的预言家，叫巫，在古代巫史不分家）、医方（指医术，医生处方也离不开笔）、族氏（古代讲氏族出身，有谱牒，它也要笔杆子来记录）、山经（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是《山海经》）、地志、字书（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字书叫《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是那时的童蒙读本，秦始皇时有李斯作《仓颉》，其文字都取自《史籀篇》）、图画、九流百家（指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天人之书（这有二类，一类是讲历法的，如《颛顼历》，一类是讲以天文言吉凶的，《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天文二十家，若《图书秘记》便是），及至浮图（指佛教的典籍）、老子（指《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类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道家著作有三十七家），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指官府往来之公文），市井货钱，注记（指商店或仓储之会计账本），惟上所使。 　　这说明所有要文字著录的内容都离不开手握毛笔的文人学士，而且他们必须才识广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才能适应日理万机的秦始皇们的需要，因此历来广为时人所喜爱。故其云：“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时人所以如此爱重于毛颖们，那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 　　这个条件，就是掌握笔杆子的文人学士，必须没有任何主见，一切皆随主人的心意，不问其所记与言是正直还是邪曲，是巧还是拙，被抛弃以后，对所经历之事的是非也必须默不作声。笔作为工具来讲，当然是如此。对拿笔杆子的人而言，那就有点为难了，是人，而且是文人学士，怎么可能对过往的事没有是非和自己的主见呢？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中讲到：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妬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 　　笔杆子要做这样的大丈夫，那样的威风，你把君王又置于何地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学士之理想，与其实际所处之地位和其所作所为之可能之间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如果真能如文人学士想的那样的话，主仆不就换位了嘛！作为笔杆子，还有一条纪律：“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这一点对于作为笔杆子的文人学士也很重要，如果让笔杆子和枪杆子搞在一块儿，那还不如虎添翼，为君王者能容得下吗？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我船还没有沉，你老鼠先搬家。”那就是笔杆子跑到枪杆子那儿，还不是给自己下台创造条件嘛！还不是枪杆子笔杆子一起倒霉嘛！笔杆子跑到枪杆子那儿，只能上命差遣，你自己东跑西跑，非倒霉不可。《毛颖传》又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宏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在这一段文字中，可以见到毛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三个伴，说明君王身边的秘书是一个班子，是一群文学之士，在唐代叫弘文馆，既是国家宫庭图书集中之地，又是一批饱学之士汇集之场所。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场所，许多传世之作的撰述，亦离不开内廷贮藏的图书和档案，司马迁的《史记》是如此，班固的《汉书》也是如此。由于这些场所又是饱学之士集合的场所，任何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君王都会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决策的顾问和参谋，贞观年间的弘文馆实际上是从李世民为秦王时，秦王府的文学馆演化而来的，如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都曾经是这个班子的成员，这样一个班子实际上是李世民的顾问和参议，是帮助决策的人，后来都走向执政的前台。不仅是弘文馆，后来中书省的集贤院，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其性质都与此相似，用现在的话讲，是政策研究机构，用西方的术语叫作脑库。还有一个名称叫翰林院，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时，有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君王处置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由他们在一旁咨议，起草诏书时，亦资他们检讨得失。故当时的文人学士，皆以得充选翰林学士为荣。上文所言“亲决事，以衡石自程（指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以称重量计，因那时的公文不是今天的纸张，而是竹简，所以要“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所有亲自处理政务的君王，大体上都是如此，其辛劳的程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毛颖被拜为中书令，秦始皇时，还没有中书令这个官职，它始于汉武帝时，因为汉武帝游宴于后庭，故用宦官为中书。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中书令是司马迁，他因李陵事受腐刑而为中书，对于这个职务，人以为荣，而司马迁则认为是奇耻大辱，他是强颜忍辱为此，他追求的不是中书这个职务，追求的是他父亲留给他要完成《太史公书》的任务。任安要他利用在汉武帝身边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认为自己只是刑余之人，怎敢做这等事呢？他只期望自己能完成一百三十篇《史记》，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期望。他在《报任少卿书》的末尾讲自己是“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如果要像任安说的那样去做，不可能得到信任，“祗取辱耳”，认为自己的一生“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可见中书君这个位置，在俗人眼中是什么地位，在司马迁那样有骨气的士大夫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了。韩愈的《毛颖传》所以受人们嘲笑，正反映了凡夫俗子们的眼光而已。 　　那么在一般文人心目中的中书令，在君王眼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韩愈的《毛颖传》还有这么一段话，其云：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耶？”对曰：“臣所谓尽心者也。”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笔杆子毕竟是笔杆子，笔毛脱了，当然不能用来书写摩画了。人老了，头发秃了，思维跟不上君王的意图，或者老皇帝死了，新君即位，那个老的中书君自然应退位了。能有管城作为封邑，在那儿退休养老，那已经属于善终了，有多少中书君，由于权力争斗，而不得善终。这类事我们都亲眼目睹，甚至经历过。《毛颖传》这个寓言，说的便是文人学士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非常尴尬的境遇，也许大部分文人还在做这个美梦，寓言点破了，大家还不信，把它当做笑话讲，这就非常可悲了。 　　中国与西方的脑库区别，西方是商品交易，是知识买卖。中国古代则不同，在美轮美奂的的文人士大夫背后，还包含着一层人身的依附关系。然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如韩愈那样，还有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气概。当知识一旦成为产权，与市场挂上钩，可以成为商品做买卖时，那么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资本的奴仆，在财富面前奴颜婢膝。知识成了垄断的对象，不单是为公众服务的珍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不见了，在个别所谓公知精英身上，什么民族、祖国，我们的文化传统他们都弃之脑后，唯海外的垄断资本是从。读读他们的文章，可以知道他们已不知人间何为羞耻之心了。这大概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可悲可叹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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