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以来，在文体上是骈体文占主导地位，它的句式是以四六为主，即四字、六字一句，有时也运用五言句、三言句加以调节，句与句之间讲究对偶，这样由字而生句，积句为章，积章而成篇，文章的篇章结构都建立在四六对偶的格式下，如“满招损，谦受益”，那就对偶得很自然了。又如《文言》与《系辞》都是解释《周易》的，《周易》的《乾卦》“乾，元亨利贞”，《文言》的解释是：“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段释文用的是对偶句式，四德，即元亨利贞。《文言》解释《乾卦》时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段文字用的也是对偶句式。这本来是文章字句的格式整齐化，如果刻意求之，那就变成形式主义的东西了，形式束缚了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韩愈的古文运动便是要打破这种骈文的格式，他主张文以载道，不要受形式的束缚，打着复古的旗号，即恢复先秦诸子的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文体的解放运动。他在与人通信中极力提倡恢复先秦的古散文，不要受辞语格式的束缚。 　　 　　韩愈在《答刘正夫书》说： 　　 　　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换句话说，文章不在于辞句的格式，而在于准确地表达它的内容。不是形式决定内容，而是内容决定形式。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 　　 　　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 　　这一段文字是说明，他打破骈文的格式，用古散作文，为时所不容。好恶相反，他认为好的，时人以为恶，他认为感到惭愧的，时人反认为好。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还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表示那时“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这些话都是他表示自己倡导古文的决心，尽管在当时阻力重重，但此志不移。看来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还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没有他这种精神，古文运动亦难以兴起。唐宋文体从骈体文解放出来，韩愈有倡导之功，故唐宋八大家以韩愈为首，其功不可没。 　　 　　韩愈的文章，在当时受非议最多的，不是他文以载道的那几篇《原道》、《原性》、《原毁》、《原人》等讲儒家思想的论文，反而是那几篇发牢骚的小品文，若《进学解》、《毛颖传》、《送穷文》等这几篇戏谑之文字。如张籍尝致书韩愈，“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希望他“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为此，韩愈二次答张籍书。第一次，称：“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吾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张籍仍去书责难他，故韩愈再次复书云： 　　 　　“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当众人皆在嘲笑韩愈之文时，柳宗元反而是支持韩愈的。柳宗元在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年）致书杨悔之时，便称：“足下所恃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俳也。”柳宗元尝有《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其云：“自吾居夷（指永州），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可见当时嘲笑韩愈此文之人不少，传播甚广，不然，远在永州之柳宗元怎能亦闻此事。其复云：“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认为世俗之人读之“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他完全站在韩愈这边。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以复古的形式，把文体从拉丁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从白话文开始，从文体的解放为起始，才逐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西方是如此，在我们当代是如此，在中古时期何尝不是如此。中唐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骈体文不仅是文体的束缚，也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文体上形式主义的束缚被打破了以后，人们便能直面现实生活中的汇总中矛盾，可以表达自己的观念了。有了韩愈古文运动的倡导，才有唐宋传奇小说的出现，才有借志怪以议论现实生活之不平，这还是韩愈的《送穷文》、《毛颖传》开了风气之先。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刘大杰议论中国文学史时，对韩愈作肯定的也是这几篇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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