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赴道州刺史任，应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他在道州刺史任上有五年时间，卒于道州，享年七十。道州的位置在今湖南的南端，与广西省相邻，其治所在湖南道县之西，其辖区相当于今湖南之新田、宁县、江永等县，为当时江南道之湖南观察使管辖。一个观察使大体上监查十个州。 　　 　　唐代州的首长是刺史，道州属于边远地区，阳城去道州任刺史，是属于贬职。当时朝廷遣官重内轻外，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故吏部对刺史、县令颇轻其选。赴外任职的，大多都是贬累之人。然而，尽管阳城是贬遣外任，其德行不同于一般贬累之人。 　　 　　《新唐书·阳城传》有阳城在道州为官事迹的记载： 　　 　　“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不以簿书介意。月俸取足则已，官收其余。日炊米二斛，鱼一大鬵，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 　　 　　这里“治民如治家”，是把百姓当作家里亲人那样对待。唐代行均田制，官员的俸禄有职分田，簿书上有职田收入之规定。这里“簿书”是指职田征收的租额。此谓其不按过去簿书公文记录的标准征收，供给官员俸禄以外，剩余的部分，他就作为慈善事业，在路边供应贫弱人等。永州在他北面，那里的刺史便有赃贿。《通鉴·唐记》记载： 　　 　　“南观察使河中吕渭奏发永州刺史阳履赃贿，履表称所敛物皆备进奉，上召诣长安，丁丑，命三司使鞫之，诘其物费用所归，履对曰：‘已市马进之矣。’又诘：‘马主为谁？马齿几何？’对曰：‘马主，东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礼》，齿路马有诛，故不知其齿。’所对率类此。上悦其进奉之言，释之，但免官而已。” 　　 　　当时的地方官征收税赋时，皆有羡余。这是收税的潜规则，上交财政的金额以外，便留在地方作为小金库，由地方官员私自挪用。这便是他们赃贿的来源。所以那时候的地方官大都是贪官，但只要你向皇帝进奉其赃贿收入，便不会受到追究。阳履必有所进，德宗喜欢他进奉之言，当年他所以喜欢裴延龄，正是因他能进奉财物而已。与阳履相比，阳城能如此，也就很不容易了。羡馀的部分，他没有进奉，而是通过慈善的形式，返还给老百姓了。《新唐书·阳城传》复云： 　　 　　“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州人感之，以阳名子。”（《旧唐书》称：“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又悯其编甿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 　　 　　以侏儒作为娱乐的对象，古已有之，《史记·滑稽列传》便曾讲到：“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帝王在宫廷生活中，找一点侏儒，充当滑稽演员，而侏儒的来源则是地方进贡的贡物。那时把人当取笑的玩物了。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公元八〇九年），作《新乐府》五十首，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其事当有所闻，故其作《道州民》以讽喻朝廷，表彰了阳城拒贡侏儒之事。其诗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 　　 　　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 　　 　　任土贡，宁若斯？ 　　 　　不闻使人生别离！ 　　 　　老翁哭孙母哭儿， 　　 　　一自阳城来守郡， 　　 　　不进矮奴频诏问。 　　 　　城云：‘臣按《六典》书， 　　 　　任土贡有不贡无。 　　 　　道州水土所生者， 　　 　　只有矮民无矮奴。’ 　　 　　吾君感悟玺书下， 　　 　　岁贡矮奴宜悉罢。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 　　 　　父兄子弟始相保， 　　 　　从此得作良人身。 　　 　　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 　　 　　欲说使君先下泪。 　　 　　仍恐儿孙忘使君， 　　 　　生男多以阳为字。” 　　 　　阳城在道州的另一件事，是他税收工作没有完成，受到上级的责问。《新唐书·阳城传》言其事云： 　　 　　“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以为有罪，自囚于狱。’判官惊，驰入，谒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来候安否耳。’留数日，城不敢归，仆门阖，寝馆外以待命。判官遽辞去。府复遣官来按举。义不欲行，载妻子中道逃去。” 　　 　　这里讲的是对于官员考核的问题，在唐代官僚制度上是规定每年都要考核一次。唐代对州县官员考核有一系列严密的规定。任命刺史时，按规定十天内必须赴任。路程上的时间按照所在州离京师的距离而定。刺史离任要审计，才能完成新旧刺史的交接。新的刺史接任以后，对前任的善政不许擅自更易。唐代地方官的属吏由中央吏部直接任命。不准对原有官属大换班。刺史的任期为三年，除平时接受观察使考核以外，每年年终要考课一次，由于州府辖区户口的增减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税收，所以，它成了考核刺史政绩的实际标准。刺史离任时，也有一套审核他政绩的程序规定。这个审核也要根据刺史所在地的地里人文环境，以户口增殖，农田劝课作为考核的重点。对户口的规定，与现在不同，现在是计划生育，限制户口的增加，超生要收社会抚养费，那时鼓励人口增长，“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若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通典·选举三》）唐代对官员的考核有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侧重于德行，既有个人品德修养上的要求，也有公务执行上品德的要求，如廉洁、公正、勤恳，反映了职业道德上的三个不同侧面。二十七最是分别针对各个部门官员职能上提出的具体要求，既注重才能，亦顾及到功绩。这样，四善、二十七最就把品德、才能、功绩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各地又有富庶与贫穷的区别，故唐代对州有分列辅、雄、望、紧、上、中、下七个等次的区别。望是富庶的地区，紧是贫困的地区，辅属畿内，雄属要害的地区。如道州是山区，属于中下的等级。当时对官员考核的等级，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等。二十七最属于职能上的评级，一个官员只能有一最，而四善则根据各人的德行，可以分成四个等。一最兼有四善的，在九等中列为上上。一最以上兼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的，列为上中。依次评级，若职事粗理，善最弗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凡是食禄的官员，考功的等第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在中下以下的，每退一等，减禄一季。这是通过考功以对官员实行赏罚。从《新唐书·阳城传》这一段记载看，阳城是在税负上没有完成任务，因此受到观察使的斥责，考功时二十七最中，他便没有份了。所以在年终考功时，他给自己的评语是“抚字心劳，征科政拙”，前面半句是讲德行，后面半句是讲政务上的职责。下下是他给自己考功的等级。实际上是堵观察使的嘴。阳城为官的原则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不讲政绩，却对百姓负责。心思用在安抚百姓上，观察使派判官来催科时，他便躺下不干，自系于囚。谁能接手他的事，换一个坏名声呢？所以判官只能反过来向他请安了。判官不走，他就不入衙门办事，这个情况《新唐书·阳城传》说得更具体，其云：“（判官）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从这一段话，可见上级派来的判官，拿他没有办法，他又不能越职去催科，只能回去交差了。同时可以看到阳城在道州的衙门简陋至极，今之地市一级官衙之豪华，岂可与其同日而语。对于地方官的德行，只要看看他们的办公场所是否平易简陋，便能判断其为官的德行，亦可知其对百姓与公务的态度。是否以政绩来追逐仕途的上升空间，也是评判此人为官德行的一个重要视角。现在以争GDP政绩，搞房地产泡沫，造死城者，如果认真去审计一下，那儿十有八九必有“居官谄诈，贪浊存状”应评为下下者。阳城的政绩观，实际上是一面很好的照妖镜，是人是鬼，立即能在镜面上反映出来。中国有一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阳城在唐朝历史上应是一个小人物，从仕途上讲，他的官运并不亨通，他从谏议大夫贬到国子监司业，又从京官贬到地方，而且是到穷地方去当刺史。连降三级。但是这个人却受到唐代的大文豪们一再关注。先是韩愈，继是柳宗元，三是白居易。应该说，无论在那一个职务上，他都是最称职的。但是他在官场上，却是属于另类。然而在为人上，在人民的心目中，他都是顶级的。阳城在唐代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但在人品上，他确确实实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如今官场上，缺少的便是如他那样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我看到的大小官员，在他们离位时，都有多少亲属或其子女拥有无数家产，甚而抛弃自己祖国，远赴外国去当寓公。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去阎王那儿报到时，对他一辈子的德行又该如何评价呢？他留给自己子女和亲属这一大笔财富，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阳城在道州五年，人们还是思念他。德宗这个昏君去世，顺宗即位，还是想到了他。史载，“诏征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岁四月，赐其家钱二百贯文，仍令所在州县给递，以丧归葬焉。”那时想到他的，不是别人，也许就是当时还在位子上的柳宗元了。 　　 　　阳城的事迹，我这是第三篇文章了。第一篇文章由韩愈的《争臣论》引起，第二篇文章则由柳宗元《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引起，第三篇文章则由白居易的《新乐府·道州民》引起。三位都是中唐的大文学家。慧眼识英雄。我只是追随他们之后，让一千年后的今人，知道中华民族在唐代有这么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有阳城这样的中国地方官，也是中国地方官的光荣。比如今那些一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仕途和上升空间，不顾老百姓死活地去追求自己“政绩”的，不知羞耻地为自己谋取个人“财富”的各级市县乡镇的某些地方官儿们有天壤之别。如果他们真想做一个让当地百姓永远怀念的地方官，也许真得好好向古人阳城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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