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写《争臣论》讥刺当时的右谏议大夫阳城，其云： 　　 　　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作此文时，韩愈只有二十四岁，年轻气盛，阅历还不够。阳城，何许人也？其为定州北平人，字亢宗。《新唐书·卓行》有阳城传，称其世为官族，天资好学，求为吏隶集贤院，窃院书读之，昼夜不出户，六年，无所不通，及进士第，去中条山隐居。李泌为宰相时，把他推荐给唐德宗，于是召拜为右谏议大夫。唐高宗时，在中书省设右散骑常侍，中唐时改称右谏议大夫，为谏院之长，掌规谏讽谕。召拜的时间应在德宗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其本传称： 　　 　　初，城未起，缙绅想见风采。既兴草茅，处谏诤官，士以为且死职，天下益惮之。及受命，它谏官论事苛细纷纷，帝厌苦，而城浸闻得失且熟，犹未肯言。 　　 　　当时阳城并没有把韩愈的讥刺之言当一回事，其本传称： 　　 　　韩愈作《争臣论》讥切之，城不屑。方与二弟延宾客，日夜剧饮。客欲谏止者，城揣知其情，强饮客，客辞，即自引满，客不得已。与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无得关言。……居位八年，人不能窥其际。 　　 　　阳城为什么如此堵人之口，韩愈那篇文章的批评也够尖刻了，但阳城仍然我行我素。这是因为说话要看对象，要讲效果，如比干那样当谏官而死职，并不能有益于世。故谏诤也得看对象和讲究时机。唐德宗是什么样的君主呢？《新唐书》的赞语称：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 　　 　　对于如唐德宗这样的君主，苛细之事的谏诤很难打动他的意志，谏官的谏议往往是碰壁受斥，不要说谏官，即使是太子李诵，在有一些问题上，也很难有什么发言权。他在东宫侍读太子时，《旧唐书·王叔文传》云： 　　 　　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 　　 　　从王叔文对太子所言，可见即使如太子那样的地位，也对刚愎自用的唐德宗无可奈何。韩愈自己在监察御史任上，就宫市问题是上过谏书的，他同样碰了个钉子。《旧唐书·韩愈传》称： 　　 　　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所论之事，不完全是因宫市的问题，还涉及到灾荒和救灾的问题。韩愈的《争臣论》是从谏官的职责上论事，不是从谏诤的实际效果上思考，韩愈不如在位的阳城能够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一点也是阳城不能明言的，所以他只能醉酒以堵人之口。那个时代为臣者，还不能明言为君者品格上的问题，故作为右谏议大夫的阳城，只能沉着应对，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极谏。至于苛细之事，言而无功，徒增谏诤对象即君主的反感，所以他在平时只能保持沉默，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拼死一争。比较而言，韩愈在《争臣论》中对阳城的指责有一点短视了，他只是从谏官职责的概念出发，只图一时之痛快，缺少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未能权衡当时谏诤之得与失。阳城不是贪恋禄位之人，以后的事实也说明韩愈的批评有失公正。那时韩愈年轻气盛，如此论人论事也难怪，要自己尝到苦果以后，才能体味其中甘苦。阳城到了关键时刻，以其性格还是能挺身而出拼死相争。《新唐书·卓行·阳城传》称其事云： 　　 　　及裴延龄诬逐陆贽、张滂、李充等，帝怒甚，无敢言。城闻，曰：“吾谏官，不可令天子杀无罪大臣。”乃约拾遗王仲舒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累日不止。闻者寒惧，城愈励。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顺宗方为皇太子，为开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谕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龄，城力也。坐是下迁国子司业。 　　 　　阳城为有谏议大夫八年，无所言，亦不受韩愈《诤臣论》批评的影响，最终能在论裴延龄的问题上拼死相争。他冒德宗大怒之险，能如此执着，可见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当年李泌推荐他，也是慧眼相识，由此亦可见韩愈之论人比较浅近了。 　　 　　关于陆贽与裴延龄之间的争执，理在陆贽一边。陆贽是今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代宗时为监察御史，有贤名。德宗在东宫时，召为翰林学士。德宗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朱泚作乱，德宗仓皇逃到奉天。《旧唐书·陆贽传》称： 　　 　　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他还曾经劝德宗要“痛自引过，以感人心”，要“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诏书无忌”，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德宗都接受了。“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故在奉天，陆贽为扭转危局，是有功于德宗的。陆贽是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拜相的，那年四月，他接替窦参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 　　 　　裴延龄是与陆贽同年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是分管财政的官员。德宗贪财，裴延龄为此讨好德宗，变着法子为德宗敛财，满足德宗宫廷消费的需求。比如德宗造神龙寺，需要木材，《旧唐书·裴延龄传》称： 　　 　　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但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 　　 　　这完全是拍马屁骗人的鬼话，德宗竟信其有。裴延龄还奏称：“勾获隐欺，计钱二十万贯，请贮别库以为羡余，供御所须，永无匮乏。”事实上裴延龄应允德宗所需之供办，皆自搜刮百姓而来，陆贽在奏疏中描述了他的恶劣行为： 　　 　　搜求市廛，豪夺入献。追捕夫匠，迫胁就工。以敕索为名，而不酬其值；以和雇为称，而不偿其佣。都城之中，列肆为之昼闭；兴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诅连郡，遮诉盈路，持纲者莫敢致诘，巡察者莫敢为言。时有讦而言之，翻谓党邪丑直。（《旧唐书·裴延龄传》） 　　 　　面对这种对百姓的强取豪夺，陆贽身居相位，当然要据理力争，他在奏疏中斥责裴延龄为聚敛之臣，他强调： 　　 　　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士，有士必有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盖谓此也。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无令侵削兆人，为天子取怨于下也。（《旧唐书·裴延龄传》） 　　 　　陆贽这样直接批评裴延龄，实际上不仅是批评裴延龄，而且直指德宗的贪财好敛，德宗当然不高兴。另一方面，裴延龄亦在德宗面前“日加谮毁”，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德宗罢陆贽执政事，左迁为太子宾客。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銛，以事相关，皆证裴延龄所言之事虚妄，故他们也一并罢职左迁。 　　 　　次年，裴延龄上疏称：“陆贽、李充等失权，心怀怨望，今专大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于是下诏斥逐陆贽、李充、张滂、李銛等，而且有意以裴延龄为相。当陆贽被贬斥时，中外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右谏议大夫的阳城挺身而出。《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载其事云： 　　 　　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 　　 　　这样一闹，裴延龄亦不得为相，次年即病死。秋七月，阳城亦因坐言裴延龄故，改为国子司业，这件讼事也就告一段落。这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韩愈。韩愈是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在陆贽门下中的进士，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陆贽免相，韩愈对此没有留下任何评述此事的文字。我想韩愈要开口也难，当时德宗盛怒之下，谁也不敢冒犯龙颜，也难于说什么话了。陆贽免相后，德宗亲躬庶政，不复委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要到贞元末，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才下诏征陆贽、阳城还。 　　 　　当我们弄清事情的全过程时，再回过头来看韩愈在贞元七年写的《争臣论》，那样责难阳城，从右谏议大夫的职掌讲，如此批评亦未可厚非。但其中缺少的是言官亦要审时度势，才能有所为而为。既可以顺势而为，也可以逆势而动，发扬反潮流的精神。做事情总得讲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一味炫耀自己敢于直言极谏，不见得好。反之阳城对于韩愈的批评不置一词，充分显示出其为人大度宽容。韩愈《争臣论》的全文，固然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好文章，对照相关事态的过程看，则此文显得才学有余，识断不足，写文章的难处正在识断能否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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