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与胡锡涛二个人的经历是相通的。64年我们罗斯鼎小组被调到华东局内刊时，便已相识。他在文艺组，我在历史组。文革运动开始以后，他来大批判写作组工作，二人又在一起共处。68年9月成立红旗组稿小组。我又调他离开内刊来写大批判文章。他调《红旗》编辑部工作时，我与他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他那儿我打听红旗的动向。姚文元在红旗的指示，他很快传递给我了，便于我掌握宣传的动态。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便是借此与北京的《红旗》相呼应。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比那时北京的《红旗》搞得更加轻松活泼和更加自由一些，更贴近青年读者的胃口。四人帮被抓以后，我们中断了联系。九十年代我出狱以后，他来上海，我们又有过相聚。现在他在北京，我在上海。相隔二地，大家都老朽了，就很难有相聚的机会，只能偶尔通通电话。这次的稿子他寄给我以后，我加了不少按语，实际上是二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在一起沟通思想和观念。大家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相互之间知心知底，因此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了。由于篇幅较长，故分上、中、下三篇刊载。以下是作者的文。 朱永嘉 　　 　　四十年前，看过一部美国影片《恶梦醒来是早晨》，此片是讲种族歧视，因为文革过后，第一次上映美国影片，票房很热闹。我只是借此片名，发一点感慨而已。中国没有种族歧视，但有政治上的歧视现象，且很普遍，很严重，而且古已有之，历史悠久。 　　生活在现代中国，不求发财，只求政治平安无事。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民怕官，没有官怕民。（按：官怕民的情况也是有的，那是在农民革命的时候，水浒里面也有官怕民的故事。）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头的三年，却相反，民不怕官，官怕民比比皆是，因为毛泽东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就是要求“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弄得当官的人人自危，害怕过不了“运动关”。“文革”所以积怨如此之深的根子，便在这儿。现在的四、五十岁以下中青年人，都已拎不清文革来龙去脉，只盼望有一份好工作，让钱包鼓起来。现在的生活的确日益好起来，但社会风气则日渐坏下去。这种现象，正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文革的纲领只有四个字“斗私批修”。民间戏称：“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实际的情况是，人民普遍盼望结束贫穷，过上小康生活，谁都不在意修正不修正。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之后就打内战，打得天昏地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实行军管。但军队人数有限，三支两军工作，面太广，量太多管不过来。于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由省、市革委会派出工宣队进驻文化教育系统。紧接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面对这场“再教育”运动，有人说这是三不愿意：学生不愿意、家长不愿意，农村干部和农民都不愿意，农村粮食不够吃，住房本来就简陋不够住，城里的学生下放农村，等于增加农村的负担。（朱按：其实并非都是如此，这个说法有片面性，以偏概全，问题出在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的后续工作没有做好。凡事总还是应该一分为二，既有方针上的事，也有工作上的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一个时期，与工农群众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接一点地气，在那时可是大方向。早在延安时，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便要他到农村去，向那时的劳模吴满有学习。早在五十年代，便有知青去农村和支援边疆的工作。邢燕子便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知识青年在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出了一个上海去的知青朱克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后来这二个人都成为中共十大的代表。记得是周总理讲的，他们二个人，一南一北，一男一女，他们确实是知青中的先进代表。知青上山下乡也出了一批人才。现在的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经历过这个历史阶段。孟子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也。我并不是否认在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中，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毛泽东才给李庆霖写信，并寄钱给他。从而推动各级领导重视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后知青返城，为了解决知青就业，允许知青搞个体经济，为市场经济起步创造了条件。其实当年所以要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碍于城市人口的限制，在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国民经济计划限制城市人口五千万，所以有那么多工人下乡。68年到69年在这条线限制下，才发动知青上山下乡，解决眼前城市就业上的困难。现在大学生当村官，还不就是那条道嘛。所以什么事就是不能形而上学地一竿子打到底。人的认识总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知识青年回城也是大势所趋，但不要完全否定前面的工作。那时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带头发表伤痕文学的作品。后来这类作品如火如荼地流传。仔细读读，实在格调不高，哭哭啼啼的，缺少一种昂扬的志气。后来不知什么人带的头，把自己的儿孙往海外送，使之成为一种风气，蔓延开来。所以现在城市中有钱有势的人都把自己的孩子往海外送，到外国去接受洋教育；没多少钱的，变卖了房子，让孩子出国去接受洋教育。去一些人出国留洋并不坏，成群结队，那就是问题了。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过来的。有一些人出去以后，成了挥霍花钱的种子，在海外的影响也不好，在外面也没有学到什么。弄了一个洋学位做招牌而已。思想都变了。将来怎么能让这一批权贵阶层的败家子接班呢？难道真要西方霸权主义来为我们培养接班人吗？杜勒斯地下有知，他会兴奋得发狂呢！其实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最缺的还是劳动这一课。如何培养他们劳动的观念和习惯，他们缺少的是与工农结合的一课，如何接地气，能平等待人，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做起。做一个有志气、有道德、有高尚情操的中华儿女，绝不是那种珠光宝气地去挤进洋贵族和富商的圈子中去斗艳争宠，那骨头不太贱了呀？如果有什么红三代以此为荣的话，那么他们只能是中国垮掉的一代，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他们只能是社会渣渣而已。如若不信，咱们拭目以待。我如此大喝一声，还是为他们好，希望回头是岸，别再往死路上走。现在许多问题在价值取向上都被颠倒了，我们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这可是我们祖宗马克思的主张。现在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高考这个独木桥可害苦了农家子弟。大家都想做人上人，那什么人参加劳动来养活我们那么庞大的人口啊！教育的目标是树人，培养能顶天立地的有中华民族骨气的人，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不是那种奴颜婢膝跪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教育观念上的失败，那可是最坑人的啊！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想到这，真让人痛哭流涕而长叹息！） 　　经历十年文革，可谓经风浪，见世面，长见识。我不当演员，只当观众，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仅仅是观潮派，内心则倾向保守派。复旦中文系的一些党员教师却把我当作“白专典型”抛出来，开辟了大字报专栏，称我为“周扬的得意门生”，见鬼，我与周扬素不相识，何来“门生”？（朱按：其实我也有与你同样的经历，被当做“白专道路”的典型。我还有对资产阶级教授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不仅大字报贴满全校，还开了好几次斗争会呢？其实，这阵风吹过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能太当回事。）在我65岁时，复旦的名教授章培恒让人传话过来，称我有一篇文章在《新建设》1965年第5期发表，毛泽东见了后，说了一句好话，称此文“难能可贵”，引起市委上层的重视。于是，柯庆施让石西民把我调到华东局内刊当编辑，和姚文元在一个办公室，他是文艺组长，我是唯一的组员。（朱按：由于你不是党员，怎么一下子进了华东局的机关。他们是党员，怎么轮到你这个非党员的教师呢？这是他们出于嫉妒心理才贴大字报，说你白专道路的典型。）石西民后来被陆定一调去文化部当第二副部长，张春桥来接掌写作班，（朱按：张不兼华东局的工作，所以写作班与华东局内刊分家了。胡的编辑在华东局内刊，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都属市委写作班。而胡锡涛在文革开始时仍留在华东局内刊。）张根本不来内刊上班，常常陪着江青看青年演员的样板戏节目。有一天，他突然来内刊视察大字报，在我的大字报专栏前看了好久，让我好紧张。 　　（朱按：67年夏，写作班成立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朱负责大批判写作组的工作。成员以非党为主。那时华东局内刊没有事干。大批判写作组也在高安路十二号，与内刊同一办公楼。胡锡涛被朱拉到大批判写作组来写文章，所以他成了写作班的成员。六九年他被找来参加写批判斯坦尼拉夫戏剧理论的文章。这个时期他都是遵命写文艺批判的文章。七〇年写作班重建，胡也就调到写作组来了。）1971年冬，我的命运发生了不妙的转折。12月，我与徐缉熙奉命撰写评京剧《龙江颂》的文章，完稿后，徐景贤说要赴北京由于会泳审阅、定稿后，送《红旗》。不料，于会泳住医院养病，不肯见我们俩。无奈之下，在《红旗》截稿那天上午，我们硬闯医院，逼于会泳表态，他说稿子不行，要重写，按“三突出”原则来写。我们回旅社，即《龙江颂》剧组的驻地，吃了午饭睡一觉，决定改写，或重写，但绝对不按“三突出”原则来写。因为在京剧三国戏、清宫戏的传统剧目中都是“三突出”，我们不想重复这个老套子，就按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来梳理戏剧矛盾，拼到半夜12点半，总算交稿。过了两天，《红旗》杂志来了一位高个子编辑荀春荣（后来成为我的搭档），称“我们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找老胡说说。务必去工宣队办公室。” 　　我随即去了办公室。这两位很客气，倒茶、点烟之后，便开门见山：“我们想请您留下来搞编辑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明白，他们是奉姚文元的命令行事。我毫不犹豫回答：“我不想来，原因是怕北京这个最大的是非之地，出现波折是难免的。特别是宣传口，已经换了四、五批人，肯定还会换人马。我是小拔拉子，行政22级，但我不想有后台，后台一倒，我也跟着倒，上哪儿找工作？两眼一抹黑，谁会认识我？而在上海写作班写文章是很累，但上下关系很和谐，就像一个球队，相互配合很默契，万一散伙，我找工作不难。再有一点，虽说不出口，也非说不可，22级在上海是每月60元，在北京则是56元，两口子都来北京，要降8元，现在没有稿费，完全靠这点工资，我上有老，下有小，怕很难支撑下去。” 他们没有想到我如此回答，就直言：“请你来《红旗》，不是我们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思。”我说：“当然不是你们二位的意思，而是文元同志的意思，请你们如实转告就行了。” 　　我以为只要如实说真话，姚文元也觉无趣，必然打消这个主意。然而，我估计错了。12月2日，红旗领导班子按惯例去姚的住处开编前会，把我也捎去。地点在钓鱼台18号楼他和张春桥的住处。在西大门入口，门卫检查很严，每人要填表，可谓“侯门深似海”。由军宣队孟兵山领路，一共13个人鱼贯而入，只见姚文元已坐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瞪着一双金鱼眼看着我：“听说你想不通，不想来？”老相识了，不用转弯抹角，由于人多，不能用重复老话，只能直言：“真的不想来。”姚随手甩出一个牛皮袋子，“你的档案已经调来半年了，你还胡说什么？”我一时气急败坏，这胖老朱一点风也不透，害得我在北京出洋相，面对十多个陌生面孔，只好说：“我入党一年多，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思想上保留个人意见。”姚把档案袋拾给孟兵山：“立即去中组部办手续，开会！”回到招待所，我立即与朱永嘉通电话，“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通通气，害得我在北京出大洋相！”朱哈哈大笑，“这是组织上反复讨论过的，春桥也参与了，也同意调你来京。本来想让你和肖木一起来，但肖木已被王洪文调去，我们只好从内刊调郑宗汉。全部过程大约有一年左右，等你回到上海，再跟你讲全部过程。”谁知隔墙有耳，我嗓门过大，让隔一层门的剧组领导陆某听得一清二楚，立即向于会泳报告。次日，上午十时，于会泳在北京市市委会议大厅（当时尚未成立文化部，还是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兼任，临时开会也是借市委礼堂），只见他脸色铁青，阴冷问一句：“这《红旗》杂志办得好好的，难道还缺你一个人？”“当然不缺我，我也不想去，但人事安排由是文元与春桥商定的，我是昨晚与朱永嘉通了电话才知道真相。”“既然这样，你推荐个人吧。”我毫不犹豫脱口而出：“余秋雨！”在旁不发言的徐缉熙也开口：“余秋雨是个人才，年龄只有二十出头。”于会泳叫秘书把名字记下，立马又对我下命令：“你不能马上走，上海音乐学院有三个人后天就来，你必须见了面之后回上海。”我想，我不归你管，夜长梦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谁知，到了上海之后，文艺组长陈冀德奉命把我和徐缉熙接到康平路，徐景贤训了我整整五个小时，称我在北京得罪了于会泳，不守纪律，私自跑回上海，让我痛哭流涕作检讨。次日清晨，朱永嘉与王知常进来，我从迷糊中醒来，觉得很受委屈，还是王知常明白，点破其中奥秘：“老徐怕老于，因为老于背后是江青。”啊，这点道理我怎么就糊涂了呢？朱永嘉笑着说：“这一下，该懂了吧！”春节过后，写作组在康平路141号开了一次给我送行的欢送会议，大家都鼓励我，但我却在会上失声痛哭，几次泣不成声。我这个人好动感情，心里实在不愿离开那儿。写作组那儿没有当官的，也没官好升，就是写文章，各尽其能，所以也没有任何勾心斗角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也没有界限，小青年多，有生气，也不搞人斗人运动，没有稿费，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心情反而舒畅，讲起话来也可以没遮没栏，没有过去华东局那样等级森严的机关作风。去北京，就不一样，那儿官气更重，上下之间等级森严啊!说话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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