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我读了周言先生新作《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的读后感，发表于《凤凰周刊》2013年第21期，现刊载该文于此，供读者指正。 　　 　　 　　 　　读《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朱永嘉 　　 　　 　　 　　周言先生送来他的新作《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我反复读了，翻了，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王国维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在学术上也是有贡献的一个知识分子。民国以后的王国维，在政治上扮演了一个满清遗老的角色。遗老这样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历史上换了那么多朝代，在皇朝更迭时总会出现一些遗老。如伯夷、叔齐作为殷商的遗老，劝武王不要伐殷，不听，于是不食周栗，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便是历史上最早的遗老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把他们宁死不屈的行为看作很崇高的现象。子贡曾经问孔子，说他们这样死得怨吗？孔子回答没有什么怨。在《论语·述而》记载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然而这个问题，还得看为什么样的朝代殉节。记得毛主席在建国时，曾批评过新中国建立时，想做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物，就有一点不合潮流了。毛主席那样讲，还是出于爱护他们的生命。 　　 　　要说殉国，李自成进京时，明皇朝北京城内殉难的人最多。有的一家子一起殉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专门有一节《甲申殉难》记载的是北京城内殉难的壮烈场面。后来南明灭亡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人殉难的。著名的如史可法、刘从周和瞿式耜。为什么这么一个腐朽的王朝末日，有那么多人为其殉难呢？因为崇祯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他在煤山上殉国了。“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这是《礼记·曲礼》上的话。这是中国传统的观念。又如文天祥在狱中作的“正气歌”，陆文夫抱着小皇帝赵昺为殉国而跳海。我对这些壮烈的现象反而抱着肯定的态度。做人要讲骨气，不能有奶须是娘，那就是在关键时刻要宁死不屈。这便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换一句话说，不死也可以有所作为。在新朝为前朝守节，不去投靠新朝，或者不去做官，那就是遗老了。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遗老也有不少案例。如元末清初，有一个浙江人，叫叶子奇的。在青田，他与刘基、宋濂齐名。在洪武十一年，他给朱元璋借故关了好多年。他在监狱中便安心读书，写笔记，总结元亡的教训。出狱以后完成这本《草木子》。他在书的序言中说： 　　 　　“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也。圄中独坐，闲而无事，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然其字画模糊，略辨而已。及事得释，归而续成之，因号曰《草木子》。” 　　叶子奇关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呢。至于在圄中读书、写体会，我也有体会。这个味道你们没有尝过吧。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从中国传统讲，那就是孔子讲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人们往往只记得前半句，后半句则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知识分子倒了霉，仕途没了，因而专心致志于学问，反而到有成就。仕而优的人反而没有知识文化了，讲起话来缺乏常识和逻辑，所以离不开别人给他起草讲稿，当秘书的代言人。你说可怜不可怜啊！我遇到过 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不读书，不做调查研究，一切靠上面的消息行事，这行吗？除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其他什么也没有。叶子奇那本在狱中写就的《草木子》倒还有不少可读之处。他揭露元代吏治的腐败倒是淋漓尽致，很值得我们参考。今录其文于下：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 　　他对于元末贪腐官场的揭露还是很深刻的。对于军队的腐败，他也有精辟的言论。其云： 　　 　　“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 　　现在读读叶子奇的这些话，我想还是有益的。因为他经历了亡国之痛，所以对问题看得比较透彻。类似的精辟之处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引述。明末清初的遗老，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明清之际的那次天翻地覆，对他们有极大的影响。他们看问题有他们独到之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便有许多精辟的思想，如他说：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一段话还不是把“打天下者坐天下”给批驳得淋漓尽致了吗？其实这个话与陈胜、吴广讲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一脉相承。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观念。毛主席认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职责只是“为人民服务”。除了黄宗羲外，顾炎武不仅拒绝剃发，他的读万卷书后的《日知录》与行万里路后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功在千秋。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为我们如何读史提供了借鉴。他的船山学社对湖南湘学的影响源远流长。清末谭嗣同便受其影响，早年的毛泽东也受过影响。殉国并非是唯一的选择。王国维作为遗老的表现与上述几位比较起来，缺少那种豪迈的气概。这一点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人间词话》从美学思想上也确有造诣，但他对李后主词的推崇，就缺少那种豪迈向前的气概，留给人们的只是对往昔的无限依恋。李后主最有名的二首词，《虞美人》和《浪淘沙》。 　　 　　今录二首词于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他举了《相见欢》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浪淘沙》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为例。这里作者把情与景高度融为一体。在另一首《相见欢》中，其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在这里他讲的是真景物与真感情会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虽然消沉，但给人以美的感受，缺少的是奋发向上的精神。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刘禹锡在扬州初逢白乐天席上相酬那首：“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同样是经受苦难的历程，他对未来就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精神。 　　为什么李后主的词会如此激起王国维的赞赏？那与清王朝晚年不可挽回的没落景象相关。辛丑条约以后，王朝危在旦夕。1908年，《人间词话》定稿时，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了。清朝没有政治领导的核心。摄政王载沣控制不了政局，新军只认袁世凯，不认清王朝。崩溃已成不可逆转之势。那时的王国维，自然会从李后主这个亡国词人的作品中引起共鸣。他这样的思想感情，加上后来南书房行走这个职称更使他陷入遗老的身份不能自拔了。故民国前后，王国维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再说，罗振玉本来是他的恩人，而且是儿女亲家。儿子去世早，海关的这笔抚恤金他去领了，引起儿媳回娘家，更是伤害了他的心灵。他的昆明湖自尽殉国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问题是他为这样一个小皇帝殉身值吗？后来溥仪成为满洲国傀儡的历史，证明他不值得如此做。 　　王维国投湖以后，最为伤心的是陈寅恪。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有相通之处。陈寅恪是陈三立之子。他是戊戌变法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是遗老，一个是遗少。王国维投湖前，最后去访的是陈寅恪的寓所。所以在王国维丧礼时，陈寅恪要独自行三跪九叩首之礼。陈寅恪在挽联中以遗少的身份挽遗老说：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 　　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 　　谬承遗命倍伤神。” 　　然而我并不否定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他对中国文学史上的研究，无论《人间词话》及《宋元戏曲史》都有创见，自有其学术地位。辛亥以后，他对金石文字研究，对西北地理的研究，对元史的研究都有发现和贡献。他的《观堂集林》掌在手边。他关于殷周之际制度变化的考证，确实是科学的。所以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复杂的，应有多角度去考核，不能以偏概全。对王国维是如此，对陈寅恪何尝不是如此。他先是遗少，后是遗老。他写《柳如是传》还不是夫子自道。从明清之际的历史讲，柳如是那样的人物不可能有什么地位。钱钟书便认为陈寅恪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钱谦益带了南明小朝廷的文武官员投降满清朝廷，柳如是是他的小妾，比他还有骨气一些，事情便是如此。陈寅恪所以写那么一篇传，也是为了了却自己作为遗老的一番情绪而已。当然我不否定陈寅恪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我们国家和党对陈寅恪这样的遗老遗少还是宽容的。除了文革中少数人的过激行为，政府还是清醒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得实事求是。我的老师陈守实出身于清华研究院，复旦中文系的蒋天枢先生也是陈寅恪的学生，他们二人亲如手足，尊师的情绪始终不渝。我年轻时写过一篇批评梁启超历史观的文章。陈守实给我打招呼，别写这一类文章，从此我未写过一篇批评师长的文章，包括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这是为弟子者应有的品德。余英时把陈寅恪捧得那么高，有他的政治需要。我们也不会因此把陈寅恪贬入地下，什么事还是实事求是的好，两岸的学者还是可以各说各的。 　　周言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王国维这个典型人物的大量资料，这对认识民国时期的遗老群体还是有益的。该书的长处是从实际出发，很客观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说的是对王国维的评论，而《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这本书是对事的客观叙述，是求真。视角是不同，我们对王国维的态度既不是捧上天，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真、善、美这三者之间，既不可分割，也还是有区别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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