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新建设》1962年第5期的这篇论文《略论中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不是处女作，而是我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之后的第三篇文章。先后一共写了三稿，这是第一稿，写于1959年暑假。当时是为毕业论文做准备的，写了三个月，寄给北京的《文学研究，不久，退了回来。退稿信称：“此文还不够成熟，此外，兼与李长云先生商榷，李长云早已划为右派，还值得与他商榷吗？”无法，我只好把稿子封存，待来年再改。当时，山大的校长成仿吾提出写大文学史，大约有300万字左右，由我们整个年级承担，分给我的题目是写关汉卿。剩余的时间，我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写了两篇短文。 　　1960年8月，山大中文系领导想留我当研究生，我明言拒绝。后来，就把我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去的，还有刘茂材、刘焕崧。复旦中文系想把我们三人都安排在陈望道语言研究室，我表示不想去。他们二位也表示拒绝。后来就全部安排在写作教研组当助教。他们二位从不写文章，教研组多数人也不写，唯我不甘寂寞，常在报上发一些戏剧短评，份量不够。于是取出压在箱子里那篇长文，重新构思，大修大改。这第二稿寄给上海《学术月刊》，不想，很快就退回来。这次打击，使我醒悟到文章一定要有创意，没有创意就没有生命力。。因而，写第三稿，我就把文学体裁的产生、继承和发展，溶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来分析、论证。有了创意之后，自我感觉不错，决心要一枪打响，便于1962年元旦过后直接投给《新建设》编辑部，不挂号，平寄就有信心。 　　1962年3月，复旦中文系教师支部书记鄂其瑞找我谈话，称《新建设》编辑部发来公函，调查你的政治面貌和出身经历、工作状态，我们请示总支之后，表示同意他们发表你的文章。如此细致、周到，很让我吃惊，没有党支部、系总支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 　　就在总支任命我为中文系科研秘书之后，5月初，在系主任朱东润按惯召集周末行政会议，他兴冲冲进来向我道喜：“胡锡涛，今天文汇报头版登了你文章发表消息。”我不急于看报纸，因为《新建设》在4月份寄来稿样的同时已函告此文将于5月份发表。 　　1963年5月24日，市委文教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长石西民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上午九点去康平路办公厅，找一个叫童正洪的秘书。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摸到康办，警卫手一指，让我自己进去，童正洪已在大楼门口等我，说：“石书记正在等你”，把我引进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的办公室。聊了两个小时，全是拉家常，没有正经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为调我入华东局内刊做准备。 　　保密是保不住的。后来形我解密的是两位好心人。一位是复旦学者章培恒先生。他在2000年8月，通过文艺报记者包立民（复旦中文系65届毕业）向我传达：毛泽东对我这篇文章说过好话：“难能可贵”。此事，惊动了市委高层，复旦党委知道，中文系总支书记也知道，就是我本人不知道。 　　另一位是柯庆施女儿柯六六。在2004年5月的一个上午，她在北京寓所木樨地高知楼会见上海社科院退休研究员沈智（原华东局党刊《华东通讯》女编辑）谈了我文章发表后的情况。因为沈智是我在华东局内刊的邻居，同在上海宛平路十一号大院内一个办公楼的三层，仅隔一间房而已。沈智得讯后，立即从木樨地赶到我住所，特地向我报讯：“柯六六从她父亲那里得知毛主席对你的文章有很高的评价，说‘难能可贵’。你大概也知道一些。”我不想多说一句，只是低头，默认而已。 　　为何领袖的赞语，上海市委领导同意要对我保密？我想，原因是怕我骄傲，防止翘尾巴而已。其实，同是一句赞语，周扬在中宣部也传达过，传到复旦，先是由教务处的宋国栋对我说过，后来中文系某些党员教师煽动学生贴大字报，称我是“周扬的得意门生”，我与周扬素不相识，何来“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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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3/8/15 16: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