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致中和与强国具体地讲，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如果大家能从“和为贵”出发，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和国家就能非常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么任何外部势力就不可能利用我们内部的非理性化的派别纷争来颠覆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了，这就是通过文化以达到强国的结果。全国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了，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了，那么中美、中欧之间的大局不会有大的变化，所有短暂的局部性外来的挑衅都不会对我们形成真正威胁。利比亚的问题、叙利亚的问题，所谓茉莉花革命，都是外部力量利用他们内部矛盾情绪化的激越挑起来的纷争，当原有的社会秩序崩塌以后，留下的只是一团乱麻而已。目前的阿富汗何尝不是如此，看看卡尔扎伊最近的言谈，就可以知道他的难处了，故不妨坐观那里的变化，在那儿捣乱的人恐怕很难脱身。我们内部没有这样的纷争，外部势力就没有下手之处。东邻的挑衅性表现，只能是隔靴抓痒，起不了大的作用，没有主子的支持，谅他们也不敢毛手毛脚的犯天下之大不韪，看他们表面上张牙舞爪的气势，骨子里只是为军火商增加一点军火的订单，增加一点就业，过若干年，这些都是废铜烂铁。说到底这一时期的虚张声势，掩盖不了他们内部的虚弱和难以处理的党派纷争，看样子东邻在台上的极右势力，最终会是四面向隅，孤立了自己，这样的话，留给他们的时间大概不会太长了。我们完全可以耐着性子看下去，还有好戏可以点评呢！ 　　 　　那么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哪几个层次呢？儒家以礼乐作为文化的象征，礼就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礼有三礼，一是《礼记》，二是《仪礼》，三是《周礼》，这三礼便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礼记》是汉初戴德整理的孔子弟子留下的有关礼的论述，有二百四十四篇，后来戴圣又删了大戴之《礼记》，只保留了四十九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戴《礼记》，东汉末郑玄注过此书。其中有一些篇目如《大学》、《中庸》、《礼运》、《学记》、《乐记》、《表记》、《缁衣》等篇目，都偏重于叙述所以行礼之思想内涵，他们是所以行礼的思想资料，是礼的灵魂和内核。《仪礼》是汉初关于礼仪的记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汉郑玄的注本。《仪礼》中记载了古代成人的冠礼、婚礼，社区的乡饮酒礼、射礼，朝觐时的聘礼、觐礼，此外还有丧礼等，都是古代礼仪方式的记载。礼的内涵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体现，《仪礼》记载的便是礼在各种场合所表现的各种礼仪形式。在《礼记》的《曲礼》那篇也有许多人们应对的规矩，如为子者，“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对。”又如：“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横走，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这是师生相遇时的礼仪形式。主客举行宴饮时，“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席类似今天的桌子，古人席地而坐，席的方向决定何者为上座，何者为下座。在饮食起居的礼仪上都有各种具体细致的规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礼貌，也就是礼所表现的形式。当然，实际生活中不可能那么繁琐，但有一些礼仪形式，如以跪拜、拱手表示尊敬的形式，在民俗中便习以为常。我们现在相见时的礼貌就简化了，打招呼、握手、挥手都是礼仪的形式。古代朝觐礼很繁琐，现代生活中重大会议也还有仪式，如全体起立，唱国歌，或者唱国际歌，为先烈默哀，也就是一种仪式。在婚礼上现代更流行的是西方的婚礼形式，很少再有人采用中国古代拜天拜地拜父母、对拜的形式了。仪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其内涵还是为了对相关的人和事表示敬重。《周礼》亦称《周官》，是儒生搜集周王室官制与战国时期各国政权组织制度的书籍，这本书历来有争论，今文学家认为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作品，古文学家则认为是周公的作品，且不在这里具体介绍此书的内容，只是说明礼仪制度的推行需要有相关的组织机构来提倡和推行。 　　 　　礼仪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多个方面，从文化的视角讲，它表现的形式更是繁复多样，包括新闻出版、电影、电视、戏剧、歌咏、朗诵、舞蹈、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各种艺术创作形式。在文学创作方面，其中又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再展开一些，则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文字、服饰，日常起居的礼仪，相会的行为方式等。在学校教育、师生之间也有一定的礼仪方式，如升旗仪式，上课时的起立，学生在课堂上提问要举手等。从文化的形式上讲，它可以囊括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核心的部分，则是通过礼仪形式表达的思想内涵，是在相关人与事中表示自己的敬意。如何使每个人在情感生活中都能“发而皆中节”，达到致中和的境界，要把形式与它的思想内核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和为贵”的境界，也就是和谐的境地。并非形式上的猎奇出彩就是文化高尚的表现，关键是形式所表现的内涵是不是健康的，是否有利于民众身心健康发展，是不是属于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范畴，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尽管形式可以不断地创新，但不能搞形式主义，脱离它合理的内涵。只有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它才是健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事业。文化可以作为产业来做，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电视、广播当然可以作为产业来做，可以获得赢利，减轻国家在财政事业上的负担。但这不是推广文化的目的，文化还是一个公共事业，服务于大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它不应该离开社会的基本群众，离开工农兵大众，变成仅仅供高端少数人欣赏的“精品”。电影的价值，不完全在于它的票房价值，电视的价值也不完全在于它的收视率，而在于它对社会公众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的，而是长期积叠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下，极端功利化，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许多文化产品娱乐化而又低俗化，反而扬弃文化本身的思想内涵，让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对严肃的政治和伦理问题采取揶揄、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给田家英写信，向他提出建议：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田家英读了《治安策》作何反应，我不知道，然而贾谊的这一篇政论，确实是好文章。凡是能切中当时事理的政论文，往往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其中有些段落，今天看来仍能具有警示的作用。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离刘邦建国也已有好几十年了。他说： 　　 　　“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兢，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如今读来，这一段文字，在当今社会都能找到相对应之处。文章写的是汉代的治世，人称文景之治，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为汉武帝时国力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是在治世出现世风日下的景象，至于“侈靡相兢”，“弃礼谊，捐廉耻”之贪腐现象，在今天报端与荧屏上还不俯拾皆是吗？“逐利不耳，虑非顾行”，指人们唯利是图，不顾自己行为善与恶。“杀父兄”，指发生于家庭的凶杀案，目前中央台的法制节目中，这类案子已屡见不鲜。“盗者剟寝户之帘”，指盗墓的行为，现在已经构成从盗墓到贩卖盗掘文物的利益链了。“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那就是在白天公开抢劫运钞车上的现金，这类案件同样已经见诸报端。大臣，指中高级官僚，“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此谓官员们对世风败坏都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恐怕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官员对世风日下的现象也习以为常而麻木不仁了。俗吏，类于当今之一般公务员，“刀笔筐箧”，古代的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故要用刀削竹，以笔书在公文札上，筐箧是盛放公文的器具。此言公务员只能忙于文书往来，哪里顾得上移风易俗的大事。移风易俗可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中高级官僚是见怪不怪，中下级官僚忙于文书事务，结果移风易俗这件大事给忘记了。而今一些文化人，忙的和想的是如何走出去，拿中国文化到国外去卖钱，那真是舍本而逐末了。他们同样把移风易俗这件大事给忘了，而且他们拿出去的作品充满着低俗的气味，以丑化中华民族作为卖点，赢得洋人的青睐，这样的文人实在无耻啊！这就是贾谊所言之“不识大体”。我想到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要田家英读贾谊的《治安策》，这在今天仍然有它的警示意义，文化立国和强国的根本历史使命，还在于移风易俗。我想这也许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任务，可不仅仅是把文化做成产业去“逐利不耳”，而“虑非顾行”，则是丢掉了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灵魂，把文化变成铜臭气味十足的东西。有许多事，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真正要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那还必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既有高尚的文化艺术品位，又要在普及上下功夫，提高大众在文化素养上的品位，这可需要国家财政在文化事业上有大的投入。文化的强弱，不在于外人说什么闲话，而在于自己有没有自信，在于能不能坚持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道路，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尊严。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的奴才相，怎么可能有出息呢？ 　　 　　主人提出能不能办书院的问题，书院是古代学者讲学授业的场所，这个名称始于唐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麗正修书院，地点在长安大内东宫之麗正殿秘书馆，令中书门下及文武官员在那儿观书，集中一部分士大夫在那儿抄书和修书，修史的场所也在那里，因为编史，所以由宰相领衔。开元十年时，唐玄宗去东都洛阳，把书院移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仍名麗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又在京师长安大内，把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把麗正书院改名为集贤书院，由中书令张说及右散骑常侍徐贤为集贤学士，知院事，其他人为集贤学士。故那时书院是官办的，为官员读书修书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图书馆，也是官员在这里讨论学问的地方。以后唐玄宗在兴庆宫设集贤院，在华清寺设集贤院。开元十九年时，集贤院收藏的四库书为八万零九十卷。宋代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亦曾新修书院，名为崇文院，皇家的藏书都集中在那里。这便是书院这个名称的由来。中唐后地方上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下，在各地也开始建起书院，用以讲学。如唐德宗贞元年间，有李渤隐居读书于庐山的白鹿洞，至五代南唐时在那里建学馆，讲授生徒，宋时改称白鹿洞书院。《宋史·道学·朱熹传》讲到朱熹，“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故白鹿洞书院是朱熹恢复起来的。宋代有四大书院，除白鹿洞之外，还有大兴、石鼓、岳麓，岳麓在湖南长沙，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有王夫之，清末有改良派在那里讲学。明代的书院，几起几落，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之书院条记载，由于阳明学派的兴起，武宗正德年间，江浙两广都有书院兴起，嘉靖初年曾有过禁令，嘉靖晚年徐阶主政时，各地又普遍立书院。“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今上（万历）初政，江陵（张居正）公痛恨讲学，立意翦抑，适常州知府施观民，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遍行天下拆毁。”至万历中后期，又是“书院聿突，不减往日”。明史上著名的如我家乡无锡城里的东林书院，《明史·顾宪成传》称：“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书院往往成为在野士大夫议论朝政的地方，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东林党即发源于东林书院。邹元标曾与冯从吾等在北京建“首善书院”，天启时魏忠贤执政，又拆毁天下书院。明代书院的兴废，都与当时政治上派系之争相关。清末，废科举，书院便改为学堂了。浦东还是有书院的传统，南汇就有一个书院镇，大概也是上海地区书院的发源地。现在已有书院，若春秋书院，他们不定期地请一些学者去讲学、读书、学习、讨论问题，这对培养良好社会风气是有利的，希望能持之以恒。所以如果能在上海浦东办一个书院，当然也是一件好事，要集合一些图书，有一些在职的白领在这里读读书，请一点知识分子来讲讲学问，也可以在这里修一点浦东发展的人文历史，讲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浦东的变化，你们这个地点不错，怎么样增加一点文化的色彩，这应该是一件可以做的好事。 　　 　　我只是介绍一些关于文化的基本概念，文化与强国的关系，文化的内涵及其形式，顺便讲一下书院的历史概貌，若有志于此，可以沿着这条轨迹慢慢加强文化建设，搞一二个书院，也是增加地方文化色彩的一种方式。若有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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