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除夕，明天是元日，亦即二Ο一三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日，又是星期天，关于元日在传统上又是民俗气息最浓的节日，现在叫春节，是阖家团聚的日子。二ΟΟ九年春节发的那篇《读王安石元日诗》一文中，对其诗文已作了介绍，记得一九七六年春节，张春桥在我给他的信中，也录了王安石《元日》这首诗，无非是谈中国人过春节的旧俗。还记得Ο九年那年我是七十九岁。惠娟，当时你已远行约半年，如今我又苟活了四年，今年已八十三岁，而您又离我快五年了，今再录白居易《三年除夜》五言诗一首，以作纪念，作为序文，其诗云： 　　 　　 　　 　　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 　　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 　　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 　　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 　　 　　 　　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 　　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 　　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 　　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 　　 　　 　　 　　此诗作于唐文宗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那年白居易在洛阳，诗中反映他夫妻双全，子孙满堂，阖家团聚，子女排成行向他夫妇祝寿敬酒。古代除夕和元日都是敬老的日子，也是欢乐迎新春的日子，这是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孩子与年轻人是高高兴兴迎新春，老人内心世界则不完全如此，又一年了，去日苦多，来日已少，诗中“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正是老人们此时此刻难以言说的心情。白居易写此诗的次年便中风病倒了，以后那些年都是他老朋友一个又一个地离他而去，总有一种不胜感慨的心情。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二个人有许多诗文往还，刘禹锡早白居易一年去世，白居易在《哭刘尚书梦得》诗二首之末尾，有诗云： 　　 　　 　　 　　“窅窅穷泉埋宝玉，骎骎落景挂桑榆。 　　 　　夜台幕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故人和往事的怀念，刘梦得与白居易同年生，他们与元稹之间又相好无比，故有此诗。日前我与徐连达通电话，于是说起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师和同事，最先走的是赵人龙与邓廷爵，以后是陈守实，都在文革后期病故的，那时我为他们送行，文革结束以后，相继走的有周予同、谭其骧老师，接着比我年轻而走的先后有赵克尧，许道勳，而贺卓君是随同周予同去了历史所，以后寓居澳大利亚，死在他国异乡的，再接着便是朱维铮，去年走的时候也只有七十六岁。那个年代的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同事凋落已尽，现在复旦历史系的古代史组已另一回事了，物是人非。留下来的只有我与徐连达、樊树志，徐连达与我同年，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是1950年考入复旦历史系，同一个宿舍，是上下铺，同一个导师，都是陈守实先生指导的学生，毕业后又都留在历史系任教，后来他一直平稳任教，我则起伏不定。樊树志是我的学生，听我上课，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和通过的，留校作教师也是我点的名，他出的二厚册《晚明史》也是他亲自签名送来的，我的明清史课程是他接的班，现在也已退休。如今当年的历史系只有我们三人算是硕果仅存了。也许不日大家会在泉下相会，记得白居易在《达哉白乐天》一诗的末有二句： 　　 　　“生死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 　　 　　这把生与死给说透了，君子哉，坦然处之，再说《三年除夜》那诗讲白居易座椅背后是白衣素屏，青衣是指站在其夫人身后的侍婢，他以孟光喻夫人，是表示其夫妻之间一辈子相敬如宾。孟光是东汉时贤妻的典范，她出身名门，丈夫叫梁鸿，他们夫妇隐居在长安的霸陵，以耕织为生，后来其夫去苏州佣工，孟光随行，每食，她都举案齐眉，以示对丈夫的敬爱，故录此诗之一意，是为了纪念我们夫妻能患难相共。 　　 　　 除夕夜，我们全家及二兄弟全家都在武夷路老宅相聚，现在是我们孙子辈忙着婚姻大事了，长孙鸿雁已于今年成婚，外甥文杰与孙子若愚亦都有对象了，大家都还是怀念当年的奶奶你。明天正月初一，白居易有诗云：“杖策人扶废病身，晴和强起一迎春。”老病之人迎春时皆有同感，同时也希望今后国家和民族更加兴旺。另有诗云：“人老多忧贫，人病多忧死。我今虽老病，所忧不在此。忧在半酣时，樽空座客起。”（《饮后戏示弟子》）吾忧则是所欠故人（包括已故的领导和师友）的文债还不清，难以在泉下向故人作交待。所以还得活着抓紧仍剩下还不是太多的时间多还一点文债吧！ 　　 　　 　　 　　附文： 　　 　　读王安石诗《元日》 　　 　　朱永嘉 　　 　　 　　-------------------------------------------------------------------------------- 　　 　　 　　 　　惠娟： 　　　　 春节快到了，送上《读王安石诗﹤元日﹥》一文，你以往对过年是最认真的了，这次我把过年那些习俗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一下。我想你读了会有会心之一笑，今年过年我们会像往年一样先祭祀祖先，也要祭奠于你，元日也会放爆竹，贴门神，借助于这些传统的习俗，只是为了表达一种心情，让它帮助我们好好过一个新年。今年是各种天灾人祸频发的一年，特别是眼前的金融风暴，对我们家也影响颇深，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不那么顺遂。希望来年的日子比今年好。 　　　　永嘉 　　　　 　　　　 读王安石诗《元日》 　　　　 　　　　 今天是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天是二OO九年的元旦了，但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仍停留在农历的春节。今天是农历的十二月初五日，转眼快到农历的岁末，O九年农历的岁末除夕在一月二十五日，正旦是在二十六日，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特别是前二项习俗，迄今不衰。在这些习俗的背后，都有大量民间故事或传说作支撑，这些故事源远流长，它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它在我们民族的俗文化中代代相传，长盛不衰。这种习俗得以传承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那是由于家庭始终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细胞。 　　　　 为什么要在除夕夜爆竹以除旧呢？记得南朝梁时宗亶在其所撰的《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其注引《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噼啪有声，而山臊惊惮。”可见爆竹是为了驱邪。 　　　　为什么要旧桃换新符呢？为什么在桃木板上画人像呢？东汉时应劭在《风俗通义》云：“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茶与壘，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縎人，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縣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另外《括地图》亦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茶、一名壘，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所谓桃符，便是桃木制作木板，上画人像，也就是神茶与郁壘，这就是所谓桃人，借以捕捉不祥之鬼以食于虎，故古人把桃木看作仙木。《荆楚岁时记》便有“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传说中桃者是五行中之精，能压服邪气，制百鬼。这些记载反映了百姓们在岁末年初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桃板上所画的神像，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在唐代中后期，门神就改画钟馗捉鬼图了。钟馗是唐初不第的进士，功名不就，触阶而死，天帝命他司捉鬼之事。据说玄宗曾梦见钟馗在宫中捉鬼啖食。醒后命吴道子画钟馗图，与其梦中所见相同。玄宗曾把历年所绘的钟馗图赐群臣，如张说便有《谢赐钟馗画表》可见在唐代中后期钟馗像为门神已相沿成俗了，到了宋代末年，钟馗又被请进中堂，挂在中堂上了，门神又改换成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了。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有病时，秦叔宝奏请与尉迟敬德戎服守卫门户。李世民果然一夜无扰，故太宗命画二人像挂在宫门左右，以驱邪除鬼。这一切反映了民间丰富的想象力。前年曾在乡间，看到百姓把毛泽东像与财神像贴在家门的左右两侧，既求平安，又求财源。这个门神说到底就是群众心目中的保护神，选择什么人作为自己的门神以驱邪除鬼的保护神，这既有传统的影响，也有选择更替的自由，有一点可以肯定：群众不会选贪官污吏来作自己的保护神。当然贪官污吏也有他们的保护神，但是他们决不敢把他贴在大门上，因为那样做不露馅了吗？说实在的让毛泽东做门神，也委屈他了，至少应如钟馗那样升入中堂，如唐玄宗梦中那样，在宫中捉鬼啖食才有趣呢。所谓“新桃换旧符”也就是用新的门神像换下旧的门神像吧了。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什么改朝换代之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过去有人这样说，那他的想象力也完全超乎常规了。 　　　　 关于屠苏酒，也有多种说法，晋人董勋在《问礼俗》一书中说到民俗饮屠苏酒的次序：“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至于为什么要饮屠苏酒呢？《广韻》的解释是“屠苏酒元日饮之，可除瘟气，屠者屠绝鬼气，苏者苏醒人魂”。时间稍晚的《四时篡要》则称：“屠苏孙思邈所居庵名，一云以其能辟魅，故云屠割也。今医方集众药为之，除夕以浸酒，悬于井中，元日取之，自少至长，东面而饮，取其滓，以绛囊盛，挂于门桁之上，主辟瘟疫。”至于屠苏酒的配方，据原《本草纲目》称，“屠苏酒华佗方也。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造法用赤木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拨契五钱，蜀椒、桔梗、人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头十四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这个习俗如今很少见到了，然而在文人的诗文中，则屡见不鲜。若洪迈《容斋随笔》之《岁旦饮酒》条，就载录了不少诗句，若白居易的《新岁赠梦德诗》有“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之问，因二人是同年生，故有此问，刘梦得的《元日乐天过因举酒为贺》则有“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之答。白居易早年在杭州还有《岁假内命酒》诗，便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早年赏识白居易诗才的顾况也有“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句。此外梅尧臣的《岁旦诗》便有“屠苏先尚幼，綵胜又宜春”。 　　　　 再说王安石《元日》这首诗作在元丰年间，他已经在痛失爱子王芳的哀痛中，退居在江宁府了，这时在朝廷执政的是章惇，故此诗“总把新桃换旧符”句实际上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一种失落感，与他在熙宁新政时那股锐气十足的精神状态不同，苏轼比王安石年轻十六岁，他在哲宗元符三年（西元一一OO年）徽宗即位时，迂赦从廉州返常州时，写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极尽凄凉孤寂悲伤之感，其诗云：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塗。 　　 　　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忌，霜雪偏寻病客鬚。 　　 　　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最后那句实际上是苏轼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强作精神，希望自己能挣扎着活下去，但是次年他便卒于常州。人们对苏轼只是对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类词作中，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印象深刻，对他在《江城子?记梦》一词中对妻子深情怀念的柔性印象淡薄，其实眼前这首词更反映了他对个人人生凄凉的感叹，如苏轼这样的文人学士的作品不同时候，不同遭遇下所反映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元的，只有多侧面地去了解一个人的作品及其生活，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一个人的性格和作品。王安石与苏轼两人终年都只有六十六岁。我今年已七十九了。历史上的那些文人学士晚年在诗文的吟唱中提到屠苏酒时，所显示的往往都是对因自己日益衰老而来日苦短的一种哀鸣和感叹，在我读过的所有提到屠苏酒的诗文中，以苏轼这首诗最为沉重，也最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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