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把明末处理辽东事务的将领，杨镐、袁应泰、熊廷弼、袁崇焕、赵光抃这几个人放在一起，他们都是陆续处理辽事的明朝将领，这几个人除袁应泰外，头脑都还比较清醒，都还是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有可能在辽事上有所作为，也都尽心尽责，但都以悲剧结束，而且都是明王朝自坏长城，杨镐在万历时被杀，袁应泰是兵败自杀的，熊廷弼是魏忠贤为了党争而杀的，袁崇焕与赵光抃是被崇祯帝错杀的。 　　 　　《明朝辽东形势的崩溃》这一章讲的便是袁应泰、熊廷弼的遭遇，讲到了袁崇焕之所以起，没有讲到他与赵光抃之死，说一下杨镐之死与熊廷弼的二次起用及其被杀的历史教训还是有益的。全章共五节，分上、中、下三次登载。 　　 　　《孙子兵法》云：“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此言明君、贤将二个条件缺一不可，其所以成功的第三个条件是先知，是指对战场形势的判断正确并先于敌人。还说了用兵的双方决定胜负的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从君主或者朝廷讲，重要的是“择人而任势”，择人是指选择能战之将，任势是正确地知道战场的形势，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从将讲，“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从君讲，“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指为君者不要管得太具体，以致束缚了前线将领的因势而为的机动能力，所以才有“君命有所不受”。为什么？一在前方，一在后方，由于对形势的直觉和判断不可能一致，孙子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给前方将领能因势而为之机动作战的权力，那是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的缘故。辽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全是由于将领不贤，更多的是君不明，朝廷内部不稳定，两派之间权力斗争不息，造成前方将领无所适从，结果是打一仗败一仗。 　　 　　这一篇纯粹是讲历史的教训，对现实并无所指，未来如若有人非要把战事强加在我们身上，那么前人之事，当为后人之师，我们要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而前人之失败，抑或不失为后人成功之母。 　　 　　 　　 　　（一）熊廷弼的第一次经略辽东与被劾罢官 　　 　　 　　 　　杨镐在辽东兵败以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09年）明廷只能启用熊廷弼为经略。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故对辽事的情况比较熟悉。杨镐萨尔浒之战兵败以后，便起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然后才提拔为辽东经略取代杨镐。那时熊廷弼正在家乡江夏，他赶赴京师候敕书和关防，不即给，是时开原失陷，总兵官马林没于开原，朝野震惊，于是廷弼上疏言： 　　 　　“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指满洲）。今已破开原，北关（指蒙古叶赫部）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明史·熊廷弼传》卷二百五十九） 　　 　　这个建议守辽的方针，其实是整顿军队，以防御为主，条件是朝廷不能干预太多，并必须保证给养的供给。 　　 　　“疏入，悉报允，且赐尚方剑重其权。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同上） 　　 　　于是他又上疏方略云： 　　 　　“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疏入，帝从之。”（同上） 　　 　　“廷弼之初抵辽也，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近敌沮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鼓吹入。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所至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同上） 　　 　　万历四十八年的八月，眼看辽东兵败如山倒的形势得到遏制，熊廷弼已能掌控局势，才下令逮杨镐下诏狱论死。那么万历四十七年的失败，是否全是杨镐的责任呢？并非如此，如果没有“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以师久饷匮，发红旗，日趣镐进兵”（《明史·杨镐传》），杨镐会如此仓促进兵吗？朝廷与前线的杨镐都有责任，不能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在杨镐一个人身上，让杨镐一个人尝此苦果。作为君主，万历帝又如何呢？开原、铁岭失陷以后，《明史·方从哲传》载：“廷臣于文华门拜疏，立请批发，又候旨思善门，皆不报。从哲乃叩首仁德门跪俟谕旨，帝终不报。俄请帝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亦不报。”辽东出了那么大的事，万历帝不闻不问，不作决断，君不明也。贤将没有明君的支持，在前方也难取胜。万历为什么对如此大事不理不睬呢？也许与他健康不佳、已病入膏肓有关，而方从哲又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明史·方从哲传》） 　　 　　“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同上） 　　 　　熊廷弼治辽东一年多时间，整个局势转危为安。但时间一久，内廷在守辽的方针上争议又起，东林偏于熊廷弼，而以攻东林、道学为事的御史刘国缙与给事中姚宗文二人竞相攻击熊廷弼。刘国缙、姚宗文这二个人曾经与熊廷弼一起为御史，而且一度意气相得，熊廷弼升为辽东经略以后，他们就不服气了。而这二个人又以攻击东林为能事，因此与熊廷弼在政见上相左，这二个人与熊廷弼结怨都是为了一己私利。《明史·熊廷弼传》载： 　　 　　“宗文者，故户科给事中，丁忧归。还朝，欲补官，而吏部题请诸疏率数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属当事荐己。疏屡上，不得命。宗文计穷，致书廷弼，令代请。廷弼不从，宗文由是怨。” 　　 　　刘国缙，辽东人，先为御史，坐大计谪官，辽事起，廷议用辽人，遂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那时姚宗文为吏科给事中，阅视辽东士马，而熊廷弼因辽人与满洲人关系不清，不主张用辽人，故与刘国缙相左，于是姚、刘二人联合起来攻击熊廷弼。史载： 　　 　　“（姚宗文）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同上） 　　 　　那时正值光宗崩，熹宗初即位，正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争论不休之时，朝廷上一片混乱的局面，而言官劾封疆事复起，史载： 　　 　　“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斩将擒王，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同上） 　　 　　当时熊廷弼请攻击他的三个人去辽东前线勘察，御史吴应奇与给事中杨涟反对，由事件相关的人去考察辽事，可能不客观，有偏向，于是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考察。在朝廷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熊廷弼只能回籍听候勘察了，然而他还要申辩。史载： 　　 　　“廷弼复上疏曰：‘臣蒙恩回籍听勘，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及童蒙还奏，备陈廷弼功状，末言：‘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议起用。” 　　 　　将虽贤，君不明，朝堂上争论不休，明代的言官起着舆论监督作用，但言论要有自由，当亦有度，否则的话，它会成为误国的空谈。如万历末那样让言官不顾事实地在朝堂上争论不休，前方将领又怎么能作战呢？熊廷弼的处境便是如此。当然朝廷也有它的难处，在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车三万七千辆，牛七万四千头，关门日造器械，辽东饷司岁五百余万，朝廷长此以往能维持下去吗？《明通鉴》载：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庚寅，复加天下田赋。时辽饷缺乏，经略熊廷弼言： ‘四十七年十二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现贮库银仅二万余两，止足正月，未领粮料支用，各仓粮草止数千石，尚不敷补支去年十二月未领之数。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瘐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 　　 　　结果是增二次加派，增赋五百二十余万两，遂为岁额。财政状况如此拮据，辽东的战事如何打持久战呢？前线与后方的朝廷各有难处，没有足够的财力，这个仗是没法打的。这一点古今相通，汉武帝下《罪己诏》就是为此，他可以把战争停下来了。明王朝是被动应战，这个仗打也难、停也难啊！崇祯帝多次下《罪己诏》，不解决任何问题，他停不下战争，除非承认亡国。战事的发展，既已开始，就由不得你了。熊廷弼这个注定的悲剧人物的结局，基本上是这个时势决定了的。历史的教训，对后人应有启迪吧！ 　　 　　 　　 　　（二）袁应泰经略辽东的失败 　　 　　 　　 　　到了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十月，还是派袁应泰去接替熊廷弼的工作，以薛国用为巡抚。史称： 　　 　　“应泰受事，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优诏褒答，赐尚方剑。乃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上奏陈方略。”（《明史·袁应泰传》卷二百五十九） 　　 　　然而袁应泰治军不严，用兵非所长。史称：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藉以抗大清兵。会三岔儿之战，降人为前锋，阵死者二十余人，应泰遂用以释群议。”（同上） 　　 　　次年，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十二日，袁应泰战败自杀。史称： 　　 　　“明年，天启改元，三月十有二日，我大清兵来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降人果内应，城遂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硃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同上） 　　 　　他是在辽阳殉职自尽而死，这个人并不坏，但治军用兵毫不在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想启用熊廷弼来收拾残局了。《明史·熊廷弼传》称： 　　 　　“及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兼以排挤劳臣为巩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复诏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贞为巡抚。” 　　 　　言论并非自由就是好的，还得看时候，看对象，看结果。冯三元、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在朝廷的议论，只会坏事。用将要择人，错用了袁应泰，既坏了辽事，也害了袁应泰。《孙子兵法》的《谋攻篇》讲：“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即使是好人，用错了地方，也既害人，也害事。明君爱将如命，那是因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明末那个朝廷，不懂得爱将，错杀了那么多良将，结果是自坏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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