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61号馆文选__其他

先生年届70时（1987年）招收了最后一批硕士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读完硕士后接着读博士，直到1993年毕业，我在先生身边整整6年。先生给我们上课已经不多了，但我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先生。比如我经常陪先生散步，先生很乐意边走边同我谈论各种问题（几分暗合漫步学派古风），有时是很专门的问题。下面我着重从学术思想方面谈谈自己对先生的了解，既表达心中的一份怀念，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地了解先生。 　　　　先生的学术造诣，集中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专长于希腊哲学、康德哲学。尽管他几乎没有什么著述，其学术素养、治学精神通过言传身教而传扬，在学界得到广泛的钦佩和尊敬。先生的讲课是非常有名的，他对哲学史上主要哲学家的主要著作都下过一番功夫，能够在课堂上准确地阐述和分析，而且讲课的条理和节奏都十分得当。一些后来在学界甚有影响的人物提到多年前他们听到过的先生讲课时都会敬佩有加。80年代初，先生到四川大学作过关于康德哲学的系列讲座，与我同届的喻阳兄曾经听了讲座，据他转述，不仅场场听众爆满，最后先生以康德伦理学论题“有德性的人在现世所享幸福与他们的德性不相配称”结束整个讲座时，听众全部起立，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喻阳说，从来没有听到过对一个学者这么长时间发自内心的鼓掌。53年在国内最著名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的教学生涯可谓是一项可观的学术成就。虽说述而不作，先生的深厚学养和严谨治学精神得到了学界公认。 　　　　哲学史的研究，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注重材料，称之为历史的、经验的也好，学院式的也好，占有和考察种种有关材料，力求弄清哲学观点的每一个细节，成为这类哲学史研究者主要做的事情。他们好比是研究哲学（史）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当然要以材料为根本，他们有着很充足的理由。也可以说他们代表希腊化时代注疏哲学著作以来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另一类则注重思想，要么看重一个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而不计其余细节，要么喜欢不拘泥于材料作些评说和比较，这类研究者同情或者就是研究哲学的思想家。他们自然也要作材料考证等工作，有时还很细致出色，但活跃的思想、鲜明的观点才是其工作的特色。思想型的哲学史研究者——姑且这么称呼，也可称为批判型或其它什么名称——居于少数，他们往往受到材料型研究者的轻视与批评，被认为对材料缺乏足够的尊重，他们中较极端者可能会偏离乃至曲解哲学家的本意，在后者看来正好就犯了历史研究之大忌。不是所有的哲学史研究者都可划入这两类，但这两种倾向是明显存在的。 　　　　从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中、从与先生无数次的交谈中我对先生的学术思想深有认识。就我所知，先生坚定地主张材料型的研究。先生总是说，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哲学观点是如何被论证的，论证过程正是先生在讲课中擅长讲解的。他要求把我们哲学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理清楚，以此作为哲学思维的训练。理清别人的观点就行了（特别是希腊哲学），自己不用再说什么话，“要让材料自己说话，材料组织好了就是文章。”“特别不能借着别人的观点来讲自己的观点”。 　　　　哲学史研究中确实有研究者自己的观点与其所研究的观点相区分的难题，一种主张是要截然分清，陈康先生曾经强调要“人我分清”。然而恐怕不少人会对材料组织好了即是文章持异议，而我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我对哲学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哲学史的兴趣，自认为哲学天份不低，满脑子是种种思考；其次，哲学史的研究，我以为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和涉及的基本问题比细节性的东西更重要。通常老师会夸自己的学生有才气，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而先生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抑制我的心气。（在我的印象中，算得上正面承认的大概也就不经意的两三次，一次是在先生的客厅里，我就当下的存在讲了一会儿，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你这要出一套哲学”。也就是淡淡的一句话。）研究生二年级时我曾写过关于黑格尔“自在自为”的一篇课程论文，要点是黑格尔的“自在存在”既在体系中不可或缺，但又说无即无，结果如影如幻，似有却无。我自己很满意，送去给先生看，几天后先生叫我去，没谈我文章的内容，只是很严肃地说，研究哲学史的文章“要有历史感”。对先生的批评当时体会不深，后来慢慢明白了先生的所指。我和先生谈过好几次材料与思想问题。较正式的一次是先生散步时，我说，倚重材料的研究是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承传离不开他们，他们的辛劳是可敬的，如W·D·Ross（20世纪英国杰出的古典学者，英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我对他的尊敬一点不亚于先生），但是思想型的研究也是需要的，思想毕竟要创新，如何取向要看个人的特质、兴趣等。谈了一阵后，先生提高了声音说“离开了历史岂不是徒托空言！”此后我们再没有谈过这一问题。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加以揣测，先生如此强调材料主要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说了太多不着边际的套话，确实没有弄懂材料，痛感不懂材料乱讲话的危害，肯定不止先生一人。而80年代初期出现的活跃的学术氛围里（年轻人起很大作用），明显有一些虚浮风气，先生也甚为反感，所以要学生们多读书、少说话。尽管至今我仍认为材料型与思想型二者都需要并且自己倾向后者，但是我理解并尊重先生的观点。我做论文仍按自己的所好集中于希腊哲学中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苗老师曾笑着问“你们怎么不选一些小题目，比如sumbebeekos（偶性）在《形而上学》中有多少种意义”，先生虽没做具体要求，也几乎没改一个字，但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尽可能地在材料方面下功夫，自己有想法的地方差不多都是一带而过，惟恐有违先生的严格标准。 　　　　以上我只是说先生坚决主张材料型的研究，而其主张有着上述一些因由。其实，先生并非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材料型研究者。他有时也表露一些想法，说是象西方学者那样完全沉于细节并不适合我们的环境，他们可以学术消遣，而我们需要思想。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有一次先生跟我说，年轻时自己也是一脑子想法，但想来想去觉得想不过别人（指西方学人），后来干脆做点翻译算了。并半开玩笑地说，你老了也许会和我一样。当然对先生的自嘲我们不必太认真。 　　　　说到翻译，就说到了从传世著作来看先生的学术成就所在。让我先从先生另一个更为人知的主张讲起：不懂原文就不懂原哲学。 　　比起让材料说话来，这个主张更易招来异议。研究哲学史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而原文原著最是第一手资料，所以单讲重视原文材料不会有什么人反对。但是，原文与翻译的出入有那么大吗？近现代著作翻译的难度一般不大，希腊、拉丁文著作依据原文比依据翻译及转译本无疑要确切许多，但好的译本与原文的出入也不大。先生大致的观点是，译本是普及用的，用以了解大意，学术研究则应依据原文。在教学中，先生对专业外语和原文原著课一直严格要求，对最后两届硕士生的希腊文训练几乎是苛刻的。我想，除陈康先生的影响外，先生大概是看到一些依据不太好的（转）译本做研究的现象后甚为反感，才作此明显矫枉过正之说。他不至于连其中的偏颇也觉察不到。一次在给意大利一位希腊学者的信中讲到自己“不懂原文即不懂原哲学”这一观点时，后一“不懂”用的是“could not understand ．．．properly”。语气一缓和，就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让材料说话也好，不懂原文即不懂原哲学也好，均属一个学者的固执，我们未必要认同，但也不宜断加责备。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自知在专家们眼里这部书得分不会高，但他认为如果不安于局限在各自专门研究的片段里，就有必要作宽泛的研究；他还提到若是一个人想要研究柏拉图，就得耗费其大部分青春在希腊文上。总须有人做不太受材料或原文限制的研究，罗素（式）的工作自有其价值。 　　　　翻译是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方面。先生的翻译也集中在德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先生在70－80岁高龄主持并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希腊文翻译，堪称一项学术壮举。对于重视材料和原文的先生来说，这也差不多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项工作。先生在翻译方面的思想观点，在全集的序言与后记（分见第1卷与第9卷）等处有充分表述，这里不再赘述。特别要提一点，即先生十分看重翻译工作对于引进优秀外来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以唐高宗称赞玄奘的对句来自勉：“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 　　　　《亚里士多德全集》整个工程历时十年方告完成（1987-1997），先生除亲自译《形而上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外，还要校阅其余全部译稿，这期间先生还得应付许多事情。对于古稀之年的先生来说，工作量是巨大的，一般先生上午、下午都要工作，紧张时晚上还要加班，甚至超过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假期也没有好好休息过。而先生以工作为乐事（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确实有不少令年轻人敬佩的品质）。 　　　　在一些重要的术语上，先生殚思竭虑，反复推敲，力求准确再现亚氏原意。比如通常被译作“本质”的短语先生直译为“是其所是”，被译作“实践智慧”的单字先生则单译为“明智”。一个术语经常需要长时间地思考与研讨，还不一定有满意的译法。其间先生可能会反复修改，有时一个词改动达5-6次。全集中有译名不太统一的情况，先生反复思考、尽善尽美的翻译态度是一个因素。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关于pathos的翻译，它一个很难译的词，在全集中译作承受、属性等。先生极不满意“属性”一译，认为表达不出该词本意，想了好些译法，均不满意。有一天早上他见了我兴冲冲地说：“我给pathos找了一个好的译法。”我忙问是什么，他说是“异变”，借用一个天文学词汇“异象”而来。后来并没这么译，但先生用心之深入我却一直难忘。亚氏用以概称实践科学的phronesis ,先生译成“明智”，我不赞成此译的保守、消极意蕴，曾想过“精明”一译，先生大加赞许，并全部采用此译，不想过了一段时间后先生又突然全部改了回去（数年后我想到了“智谋”一译，先生是同意的。）在译名问题上跟先生的讨论以至争论多得我都记不清了，经常会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先生为全集付出了甚多心血，若是壮年时来译，他一定会更加不吝付出，情况也许会好许多。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先生容易漏掉字句，从年轻起就是这样，他写一张小纸片就难免有些自己注意不到的错漏，数字尤易出错——先生说自己的数学很不好。这属于一个人的天性，千万别误归于不专心之类。不过在全集中经过学生们的复校和整理，这一不足基本上弥补了。 　　　　这套全集在国内获得了好几项学术荣誉，先生的辛劳得到了高度评价。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珍视的事业圆满完成，当然是一大幸事。 　　　　一生从事哲学史工作的人不可能对哲学没有明确看法。80年代中期以来，先生经常在各种场合阐明自己的哲学观念。哲学就是爱智、求知，是对知识和智慧无尽的探索。这正是希腊哲学的精神，也是先生如此推崇希腊哲学的原因。可是，人对哲学能够抱多大的期望呢？先生十分清楚哲学从希腊时代的辉煌到近现代的失落，在较为私下的场合，他承认不会有确定的哲学知识或智慧。讲康德的不可知论时，先生专门作了一个图来为之论证。先生心中明白，哲学很可能终究是一无所有。那样的话，还谈什么追求呢？先生有一个正面的回答：学习哲学可以训练人的思辨能力，而完全停止哲学的追求则会陷入无知。他讲到，哲学史上种种哲学，不是百宝箱，而是瞭望塔。意即我们不能指望找来现成可用的东西，但可以登高而望远。他认为哲学训练可以提高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这是一个民族不可忽视的。 　　　　关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我很久前就感到国人的思维方式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太深。在第一次给学生讲黑格尔时，我对其哲学作了一个较长的批评。我把讲授提纲寄给了先生，大意是黑格尔把本来指从谈话中发现某种道理的辩证法变成了“正、反、合”的绝对模式，声称世界完全按他的“逻辑”作辩证运动，然而正题及反题的确定，正题到反题以及必然回归合题，都是十足武断的指定。黑格尔以发布最高真理自居，一切探索从此可以终止，实为哲学史上最大的独断论者，他的体系无异于人类理性的一场噩梦。先生在回信中夸奖了我思考广远、深沉，并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三张小卡片上回寄给我。先生同意我对辩证法的诠释，说“Hegel为了体系把辩证法公式化为三步跳，确实简单化了思维”，但他也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并不与西方哲学精神相背离，仍然属于探索的，“西方思辨哲学从aporetic（质疑的、探问的）必然归于skeptic（怀疑的）、 agnostic（不可知的）、从而归于 tragic（悲剧的）。”先生以探索为希腊哲学以至西方文化的实质，而探索必定归于悲剧性的，这个观点令我颇感吃惊。但是先生仍然主张探索精神，学以致知，“吾将上下而求索……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的（进程）。”顺便说一句，先生本打算写一本关于漫步学派的小书，书名就想叫“无穷的探索”。在公开场合我们看到先生一再强调爱智慧和求知精神，避而不谈哲学知识的性质问题。显然，世界哲学黯淡的现状及前景并不使先生的信念有所动摇。 　　　　既然并不期望哲学终将带来知识或智慧，却又坚信爱智与求知的重要性，这样的哲学观难以令注重功利的现代人信服。据我了解，先生把近现代中国之灾难深重归咎于知识、文化上的落后，又把晚年目睹的许多时弊归之于无知和虚夸，因而认为在我们的环境中一定要力倡知识和科学（他坚持把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一词译为“科学”）。在学生关于亚里士多德实体论的一篇文章上，先生的批语竟然是“像一阵清风，像一把匕首，像一枝投枪，直向现实的虚假与黑暗。”皆因这篇文章指出亚里士多德本意是要肯定可感世界的真实性。我想，哲学以及纯粹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环境不应有什么联系，对现实的关心只应体现在个人的生活方面。先生的哲学观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中国现实环境的感触有关，与他在学术上重材料、少说话的主张显得不大协调。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先生明确的理由，而且不少人会认为是很好的理由。 　　　　先生的一生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成就斐然，广受尊敬。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提一些缺憾。年轻时作为流亡学生，他满怀热情地参加了反抗腐败、争取民主的进步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真心实意地去改换头脑”，学习用唯物史观来讲解哲学史，并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希腊哲学，去研究俄国哲学。文革中不免受到冲击，还下放到江西劳动两年。等到重新研究学术时，已近古稀之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年华的损失怎么也是沉重的）。晚年学术工作繁忙起来，由于没有子女，先生要一边赶稿一边要负担好些家务，近几年师母身体不太好后先生要负担得更多。本来建国以来先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属于高收入阶层，即使受到冲击时也如此，在改革开放后一片尊重知识分子的呼声中，他的相对收入水平一路下滑，到90年代只够勉强维持家中的生活，没条件请个保姆来缓解家务的压力。而且还受类风湿疾病的困扰。特别能影响心情的是，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先生晚年又看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他痛心疾首之心毫不逊于一个年轻人。平心而论，与同辈知识分子相比，先生的历遇并不算差。不过，他在现世所享幸福与他的德行修为似乎并不相配，好在先生自己对不如意处安之若素。先生时常流露出对于就这样作一个教师的满足之情。令我们欣慰的是，先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平静、祥和的心态。一次闲暇之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后，先生作朦胧诗一首，两次寄给我（后一次是忘了已经寄过），诗的后几句是“是是亦非非 非非亦是是　生命太长了　把灵魂还给灵魂　把肉体还给肉体”最后两句加上了希腊文的叠句。 　　　　从学术成就来看，早先没有著述未必是坏事，但晚年本打算写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未能如愿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先生若当初像他的一些师长、学友一样去了海外，在专业上至少会令人刮目相看。有一次学生们谈起这点，并直言中国的政治现实耽误了先生的学术前途，先生坦然承认。为此他说过一番很有意味的、总结性的话：“比起西方人来，我们是少写了几本书，但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从先生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注：颜一的导师苗力田教授逝世后，他的弟子们编辑出版了《苗力田教授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以表达人们对这位学者的敬仰和深切缅怀。此文为作者在该文集中的纪念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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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3/23 13: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