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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61号馆文选__历史哲学研究

历史是一门科学吗?

颜一

  西方史学虽说源远流长,形成独立学科则是很晚的事情。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兴起以来,对历史学从整体上进行综观及评估渐成一种趋势,及至19世纪末西方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完全成形时,历史是不是一门科学已成一个关系到学科地位的重大问题,历史学家们的答案大多是肯定的,却也不乏针锋相对的否定。本世纪以来,关于历史理论的性质依然有许多争论,不仅为不少史学家所关心,也构成当代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代西方新史学孜孜以求的也是一门崭新的历史科学。那么,历史是一门科学吗?本文拟概要地探析这一问题,从一些基本的方面阐陈笔者之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巨大成功,可以窥见于英国历史学家伯里(J.B.BLlry,1861~1927)1903年剑桥就职演讲的结束语:“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伯里的这句名言可谓道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胸怀鸿图、勤恳努力的数代历史学家的共同心声。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要求,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付诸实现的。一方面,将历史科学化,使得历史研究同实证科学一样客观公正、确凿可靠,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学。此乃位居19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努力方向。这方面最激进的主张当是在历史领域可以发现和运用普遍定律或法则,据此可以按无异于自然科学的方式解释及推导出一切历史现象。果真那样的话,历史将彻底地、无可挑剔地成为“科学”。另一方面,一些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一直在指出历史在研究对象、获取知识的途径或方式以及所达到知识的性质上均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自成一门科学。这是在理论及方法上能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并且不失“科学”名分的一种思想倾向,其影响至今仍健。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牛顿几近完善的力学体系的建立,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攀升,注重观察与实验的自然科学开始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19世纪上半叶哲学上出现了实证主义思潮,主张一切人类知识均须向实证科学看齐,除此便是无稽空谈,其创始人孔德还将实证主义原则引入社会及历史领域,试图把关于人及社会的学说实证科学化。实证主义一经滥觞就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认同,被誉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相信通过“如实直书”就能把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19世纪客观主义及实证主义史学致力于严密精确地考订历史材料,以图客观如实地展现历史真实,然而就发现普遍定律而言,实证主义史学家们显得缺乏信心,不愿造次。直到本世纪中叶,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才认真讨论起历史领域的普遍定律来。因为194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亨佩尔发表了《普遍定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认为历史解释同样能用“覆盖定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即根据为经验事实所确认的一组初始条例和一组普遍定律即可逻辑地推导出待解释的某一历史事件来,此乃一切经验科学通用的解释模型。照此而论,貌似复杂、散乱、独特的历史现象其实是服从于因果性和必然性的,虽然亨佩尔讲的只是统计意义上的普遍定律,这关系到历史知识或严格意义上史学理论能否作为科学知识,是所谓的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另一方面,早在实证主义产生的一个多世纪之前,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Vico,1668~1744)就独具创见地指出,自然科学的探究无论多么富于智巧,其对象终究“外在于”人,而历史学家所面对的语言、习俗、法律、政制等乃是人类自己设计和创造的文化现象,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人性达到真切的把握和理解。维柯远为超前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末德国兴起历史研究热时,历史及各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才重受注意。狄尔泰把以“历史的、社会的实在”即人类的精神生命为对象的科学统称为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历史作为最重要的精神科学,需要直接体验,需要“理解”,而非自然科学的因果说明。他晚年又转而强调“解释”方法的重要性,率先尝试系统地以解释学来建构历史学理论。综上所述,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精神。
  思想活动的历程——克罗齐及柯林武德干脆把全部历史归结为思想史,这是自然科学不肯涉足的特定领域,自然需要特定的方法,体验、直觉、理解及解释等最集中地被视为必由之途径。与客观如实而为科学相反,历史学家需要关心一直被排斥于科学之外的“主观的”东西,无论其作为对象,还是作为能力与方法。
  特别要提及的是从知识形式上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指出,在经验科学中,历史学考察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殊相或个别事件,追求特殊的形态,目的在于生动确切地摹写或描绘过去的真象,它是“描写个别的”(idiographic)科学;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再重复的共相或自然事件,追求普遍的定律或法则以达成对事件的规律性认识,因而是“制订法则的”(nmothetic)科学。相应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有直觉、内在与抽象、外在之区分。以上观点在他的后继者李凯尔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他们关于历史知识形式的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总的看来,把历史科学化的企图远远谈不上成功。就模仿、借用科学方法而论,试图搬用实证科学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寻找并声称发现了科学定律的孔德显然粗暴地违反了由他奠定的实证主义原则,他的历史学说更像是“思辨的”而非“实证的”。兰克学派所谓科学的也只是停留在批判性考证的意义上,而是否能够藉此展现历史真实,尚须应付有关历史事实、客观如实等方面犀利的批评。真正采用了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方法的乃是本世纪的西方新史学。物理的、数学的方法被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来,取得了一些崭新的、颇有意义的成果。最为突出的是计量史学的崛起,计量分析方法被引入社会历史研究,电子计算机使得对一些卷帙浩繁的史料的处理利用成为可能,而在以往单凭手工方式是难以做到的。尽管计量史学成就显著;让人们看到了本来很可能看不到的某些历史侧面,可它是否如其代表人物曾经期望的那样给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新历史学,结论非常地不乐观。计量方法本身在历史研究中的恰当性和有效性大可质疑,而且还使历史学陷入同化于其所仿效的各具体领域社会科学从而可能失去独立学科地位的尴尬境状。不容否认,科学方法对于占有和掌握历史资料有极大便利和拓展作用,也不能排除将来有一天极其先进的技术手段给历史学带来根本性转折的可能性,但是迄今尚无法对凭借科学方法以使历史科学化抱过高期望。
  关于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个别的极端化观点。随着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的越来越多地招致非议,就知识性质而言等同于其它一切科学的“科学历史学”已经不那么有吸引力了。而主张历史有特定对象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否定史学领域的科学主义及自然主义。至于如何依凭这种独特性成为一门堪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稍后再作探讨。这里让我们先来分析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要求。
  以理所当然的态度提出这一要求的人可说是太多了,肯持批判态度者却甚少。许多人以种种方式去谋求、论证或维护历史之科学地位,然而很少有人去留意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是否未经批判地被假定了。即便是持否定观点者大多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指明历史不是或不能是一门科学上。我们的问题是:历史一定要成为一门科学吗?历史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会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确认历中学的学科地位。
  如前所述,历史学的科学要求直接起因于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激励。科学不仅促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也对人类传统的知识状况形成了猛烈冲击。曾受尊奉的一些学说理论如今陡显空洞、无聊,凭心而论,改革的冲动和要求至今仍不失其正当性。对于还没有被公认为“科学”的各知识领域来说,科学化成了一句时兴的口号,一种诱人的前景。科学地位毋庸置疑地成了单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科学化,就因为科学的巨大成功吗?一个方面的成功并不意昧着其它方面也能仿此而成功己属老生常谈,而且,我们有无充分理由认定科学能够彻底解决一切人类知识疑难?恐怕只好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其能、祈愿其能吧。受惠太多的当代人很容易忽视或有意视而不见一个事实,即科学毕竟还未能完满解决自身领域内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总体上依然处于摸索之中。科学在知识地位上的至尊特权匆匆便得到了假定。比方说在我们国家,一切学科的研究都不分青皂地冠以“科研”之名,致使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诸如文艺创作等方面的理论称之为“科学理论”,适当性和必要性问题仿佛本不存在。科学无论有多么成功,只要还剩下什么没做,就有可能接近于什么也没做。这是一个有益的告诫。革新知识传统并不能作为全部人类知识科学化的正当根据,一者为正当要求,一者却属僭妄之主张——正如科学主义常常被视为的那样。历史倘能科学化的话固然不错,可惜至今还看不到实现这种要求的曙光。
    另一因素则是近两个多世纪西方史学的急速发展。专业学科的成形和规模壮大自然而然地导向学科地位的擢升要求。讨论这点多少会涉及历史学家的专业情感问题,为此我们说,专业人员的情感绝对值得尊敬,但历史学的科学要求正当与否另当别论。
  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历史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科学。让我们采取一种简明的讨沦方式: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及思维原则时,人们所说的“历史的”、“历史地”等究竟与“科学的”、“科学地”如何互换呢?为了回答“历史”是什么,一个人可以查解希腊字historia的原意并参较从古希腊直至现代众多著述中较有影响的各式提法,抑或再添上自己的见解,最终做出某种解答。我们不能不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历史地”考察了这一问题并达成了“历史的”诠解。然而不管他做得多么谨严详尽,都很难用“科学地”及“科学的”鉴定其工作及成果。同样地,对科学之历史的详尽考察并不能保证为科学是什么提供“科学的”解答。关于人类历史上那些重大事件,如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等,“历史的”解释已经多不胜数了,“科学的”解释却迟迟不见露面。“历史的”与“科学的”之间的差距是明摆着的。如何消除差距,有人提出过任何可行的方案吗?
  既然凭借科学方法及模式看来不大行得通,那么历史是不是可以因对象及方法之独特性而自成一门科学,一门关于人或人性的人文科学?文艺复兴以降,人文主义思潮在理论及实践上的显著贡献有目共睹。人的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切关心和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其坏的影响也相当明显,那就是“人”成了一种与自然以至与科学相对立的终极原则。主张历史为一门人文科学时,首先要看“人文”(human)在多大程度上被确立为一种既定的前提、准则与目的,当今世界中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间的漠视与敌意已经足够严重了[1],在可能助长刚才提及的坏影响之前有必要三思而后行。顺便说一句,即使温和地主张历史为一门人文学科,也须对“人文”的含意保持警惕。再下来要看如何能够另起炉灶地组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理解、解释对于研究人的思想活动及精神生活纵然十分重要,这并不等于实施了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的”研究。揣摸和尝试性质经常会胜过对过去思想的真实把握或“重构”、“重演”。我们看到了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及价值取向,却没有看到某种关于人的科学。肩负人类知识重任的科学总的说来的确是把思想及精神现象徘除于考察范围之外(笔者深信这对于科学不应该是一件无关紧要乃至值得夸耀的事情),如果科学最终证明是对于人的问题力不能及,那真是人类文化的莫大悲哀。反对过度尊崇科学并不妨碍给予科学应有的尊重。可以认为,历史研究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主要是得益于各门科学的研究,如时空、连续、进化、有机体、生命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拒绝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未免过于狂傲了。科学深深影响着人的历史——科学主义可视为一种坏的影响,并且也构成着人的历史,它本身无疑就是一种人文现象。在这点上它与历史学并无差别。单单从与科学相对立的“人的”方向去努力,作为一种实践选择倒是无可厚非,要达成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实在是希望渺茫,其前景不见得比科学主义好多少。
  至此我们不得不答复一种诘难,即“科学”可以宽而泛之地指某类知识或知识体系,难道不可以在宽泛意义上把历史称之为一门科学吗?首先,“科学”的含意虽然有宽严之别,科学本身和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在当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科学最经常地还是在与正确性、普遍定律、真理之类字眼联在一起的,况且对科学的过度尊崇差不多还是随处可见,“历史的”与“科学的”之间的差距仍很明显,为什么执意要选用这样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界定词?其次,不管以哪种方式主张历史为一门科学,仅能在放宽了的意义上被承认为科学都不会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在严格意义上亦堪称科学,不少甚至更多。因此在讨论历史是否为科学时几乎不必考虑“科学”的多义性,至于“科学的”治史态度或精神离题就更远了。
    现在再来看历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其实历史是一门学问,或一门学科(a branch of learning,disciphine),此乃一件平白不过的事实。凭什么就要轻视这一事实?硬行以科学与否来衡量历史的学科地位把本来简明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过于复杂的难题。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不作为科学就有损于历史的学科地位吗?宏至民族、国家的情感与文化,微至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历史或“历史的”从来都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及抉择原则在起作用。人们习惯于熟悉和懂得历史,很多情况下缺乏历史知识简直是不可想象和不可容忍的。需要进行判断和推知时,人们明明知道对事物的历史考察往往管用却也可能毫不管用,还是平静地容忍了历史考察这种“不科学”的一面,乐于参照历史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譬如一场重要体育比赛之前,对参赛双方以往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明摆着不能“科学地”推断双方目前的实力对比以及比赛结果,但是历史的考察一般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从未来之不可预测中找到的是生活的乐趣和行动的勇气,有一天所有事件将可按科学来解释及推知的前景反而会使他们觉得说不出来地不舒服,尽管那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人们敬重历史学家的工作,连同其技巧和才能,希望他们做得更新更好。历史记叙理当准确可靠,然而科学地再现历史真实愈益被看作是一种苛求;历史学家的见解经常为人援引,却不是当作“科学的”定论。许多旷日持久的史学争论(例如关于美国南北战争起因的争论、有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策的“菲舍尔大辩论”等)看来无望“科学地”定论,它们并未因此被视为不必要或无意义。相反,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探讨永远扣人心弦。总之人们看重历史,并不真正在意它是不是或能否成为一门科学。科学并非是衡量历史的一个公认准则。[2]
    每一门科学都重视自身的历史,而历史的研究不作为更不能代替各门科学。总不能指望或者要求本来只需具备一定专门科学知识的历史学家成为各类科学家吧?那样又得担心历史学等同于各门科学而将归于消失。一旦放弃多少像是强加给历史的科学标准,不仅可以避免诸多麻烦问题,还可使历史虚无主义至少少掉一个借口。
  历史古老而常新的那些卓著功用,如促成对人及其境况之更深理解、激发对人类苦难之无限同情、唤醒对人类命运之深切关怀等,常常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征服人心(历史学家们多也未曾料及),科学与否并不是一个问题。或许在此可以谈论同科学的某种互补关系,其它人文学科亦是如此。这并不是主张历史是一种艺术,以科学与艺术之两分来规定历史无益于我们远离衡量历史的科学标准。[3]
  以上我们不是在概说历史是或者应当是怎样一门学科,而只是试图表明历史的学科地位本不取决于其科学与否。
  如果历史尚且不是或者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并不是历史学家的过错;不切实际的主张及要求反而可能会危及这一学科的尊严。人们喜爱历史,看重历史,并不因为也并无必要对历史抱有科学预期。
  主要参考文献:
  1、(英国)爱德华·霍利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英)罗素.论历史[M].何兆武、俏巍、张文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3、(英)C.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张文杰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6、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张文杰、何兆武.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7卷[Z].历史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杜,1996.
  8、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杨豫.西方史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注释:
  [1]英国科学家兼作家 C. P.斯诺在其著名的报告集《两种文化》中批评了当代科学文化(scientifc culture)与文学文化(litemp culture)严重的两极对立,笔者认为以“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来描述这种现象似乎更加贴切。
  [2]《韦伯斯特第三版新国际词典》“历史”条目提供了这样一些界定语:“对事件的叙述”;“……系统的书面报告”;“记载和闸释过去事件……的一门知识”。《简明牛津词典》1982年新版也满足于把“历史”定义力“对重大或公共事件的……记述”;“对过去事件的研究……”;“对自然现象的系统的报告”等。最起码在英语中“科学”还远未成力“历史”的一个公认的界定词。
  [3]英国历史学家屈维连(G.M.Trevelyan,1876-1962)坚决反对伯里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门艺术;罗素则认为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笔者基本同情他们的观点,但认为用科学—艺术两分来划分历史未必妥当,而且依然过多注意了历史之科学标准。
原文 发表于《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浏览: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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