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7年7月份的一天，偶然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印客”的文章，我跟丁丁说，能不能给姥姥出本书，本想瞒着她，过节时给她一个惊喜，但手头资料太少，让她写东西又怕她不肯，她知道很多想出书的人有许多难处：自己要花不少钱，要包销一定数量，还要考虑销路等等，而“印客”这个词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事情就这样放下了。 　　 巧的是，2007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0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我是‘印客’”，文章中写道：以前，如果你想拥有一本自己写的书，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找出版社碰碰运气；找“二渠道”的书商包装你；或者与出版社合作自费包销。如果这三种方法都实现不了，那么你的书稿只能永远躺在抽屉里。现在，你还可以自己做一名“印客”：通过专门的网站或者自己的力量把承载着自己梦想的稿纸变成一本书，即使这些“书”只能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里传播，却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妈妈看，并跟她说，我和丁丁想做件事，但必须她配合，她说“配合，一定配合”，但她并不知道是什么事。 　　 看完后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没看懂啊？她说看懂了，我说就是给你出本书，写写你自己，她马上说我不出！我说为什么，她说谁看啊，我说你送我们每人一本，让我们对你更多一些了解，她还说不写，我没再说话，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在她心中掀起不小的波澜。 　　 果然，在随后的一天之中，她多次跟我提及这件事： 　　 “你说了以后，我满脑子都是以前的事，”我说，你也可以把你家族的事写一写，这样可以说明当时参加革命的人不一定都是为生活所迫。她说家族的事我知道的不太多，我说知道多少写多少； 　　 “我看文章上写的那人出一本600页的书，选最好的纸，印了十本才花了900元，真不贵，是不是数码的？”我说是，她说，会不会不清楚，我说不会，咱们还要插一些照片； 　　 “前不久我还说某某也出书，谁看呀，不过我这是只给家里人看。”我说，就是，让我们对你和爸爸多一些了解； 　　 “我想了想，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也写书？”一宏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我说，至少你没给共产党添乱，连某某某这种被判刑的人还写回忆录，你为什么不能写？ 　　 “那叫什么名字？印客？我要把它记下来，不然一会儿就忘了。” 　　 “我给崇智写封信，我们家族的事，她知道的最多” 　　 第二天，我在和平里的家里，接到她一个电话：“你真害人不浅，我今天连‘数独’都不想做了， 中午也没睡好，以前的事全在脑子里！”我说以后你一定会感谢我的，好好写吧！ 　　 没想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就写了四万多字。 　　 本来只是让她写写她的经历，后来她跟我说，想让每个孩子都写一点，我认为她的想法很好。我在向弟妹们约稿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妈妈想写一点东西：她的一生，她的家庭和她的朋友。她希望大家也都写一点。我想这是我们互相之间进一步了解的机会，因为以前很多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都知道的；这也是让第三代对我们这一代和再上一代人有所了解的好机会，过去的事他们知道的太少了。希望你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写写你的经历，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思考等等等等，总之，有感而发，真实就行，内容不限，字数不限，体裁不限。” 　　 在写的过程中，一涛说，你知道我流了多少泪吗？小邢说一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一明说，他不愿意回忆那一段的痛苦……。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两代人来说，是永远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的，它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虽然如此，弟妹们都很支持，于是有了这本书。 　　 当年，并不是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是不能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苦大仇深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妈妈和许多家庭富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在面临国家危亡的时刻，为了不当亡国奴，毅然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洪流中。他们的加入，无疑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 　　 丁丁从计算机旁走过，瞥了一眼姥姥的书稿，看到有“党的驯服工具”，他说姥姥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词，我说，不懂了吧？那时候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宣传的，让大家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们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选择的权力。就冲这一点，也应该把以前的事好好写一写，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这两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电视上一个高中生把“邱少云”写成了“秋少云”，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有人可能认为，历史就是历史，过去的就过去了，真的过去了吗？那为什么列宁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呢？ 　　 记得在我上大学时，寒暑假回家，父亲都要安排时间给我们讲“党史”、“家史”、“革命史”，这种教育使我们姊妹六个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疯狂的年代里，从未有一个人怀疑过我们的父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教育的力量，面对现在社会上的种种诱惑，难道我们不该对下一代做点什么吗？ 　　 现在的年青人多有福气啊，参加工作就有了双休日，工资比他们的父辈和爷爷辈不知高了多少，他们心态开放，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从来不用担心因为某句不适当的言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只要有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双向选择”干自己想干的事，他们思想无束缚，个性想怎么张扬就能怎么张扬。当然，他们也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们希望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做一个无愧于先辈、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己的正直的人。 　　 也许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啦？不理他不就完了吗？能跟他们说得清吗？ 　　 我只能说，在一个个人崇拜达到极度的社会氛围中，在一个“法治”不如“人治”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真实的经历送给下一代，让他们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珍惜现在的好时光，让我们国家的明天更美好！ 　　 我把妈妈写的东西，一点点输入计算机，她写的很生动，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每重看一遍都会流下眼泪。我有同感，已经过去的往事，竟那样鲜活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好像就在昨天。 　　 父母这一代人，有太多的经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闭关自守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他们得到了他们为之奋斗所期望得到的：解放全中国，共产党执政。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许多人因文化大革命的不幸遭遇，未能享受上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看到国家空前的强大。相比之下，爸爸“熬”到了四人帮“倒台”，看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但他却没赶上今天的好日子，病重时想吃一口西瓜都是那样困难。这是我们一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妈妈她们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尊重，他们的话，几乎就是圣旨。1957年3月，周总理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到昆明，有一天晚上给总理他们演京戏，父母带我和一宏去看，总理非常喜欢小孩，进场后看见我和一宏，就让我们坐在他的左右，台上演的是“宋江杀昔”，总理问我看过《水浒》吗，我说没看过，他说，《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是我国的古典名著，一定要看，这对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很有帮助（大意）。总理还问了一些我们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妈妈可能一直在注意我们，看完戏回家的路上她就问我，总理跟你说什么了，我大概学了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她就从省委图书馆给我借了一摞子书，是那种类似线装书的小册子书，她说，遵照总理指示，书，我给你借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看！ 　　 妈妈今年已经在“吃”85岁的饭了，可她依然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晚上，新闻是必看的，她自己说，虽然不是每天都有什么重大新闻，但不看就是不放心。《作家文摘》、《南方周末》、《炎黄春秋》上，她认为重要的章节、段落，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她都会用红笔做上记号，让我们看，而且她还能记住要点，说给我们听。党和国家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她都很在意，对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她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她只能一遍遍的教育自己的孩子千万“莫伸手”，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杨利伟“上天”，她坐在电视机旁，激动的要命，认为这是我们国家进一步强大的表现。 　　 妈妈是个很坚强的人。文革中，她被隔离审查，见不到爸爸，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她设法给我送了两次字条，约我在北京口腔医院的院子里见面（离她关押的旃坛寺较近），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顺便打听一下，看有没有爸爸的消息，中央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两次她都流泪了，她坚信爸爸是被冤枉了，但她担心爸爸曾经心肌梗死过的身体是否能经受住那些非人的待遇。我不知如何安慰她。 　　 爸爸去世后，1986年她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一开始，她也有很多想法，但很快，她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一切正常。1978年，在她75岁时，因走路腿太疼，又把两条腿的膝关节换成了人造的，连医生都说她真勇敢，一次换两个！本以为是个小手术，没承想，手术后引发了心衰，差点送了命。“活”过来后，大家都说，大难不死心有后福！ 　　 年纪越来越大，她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守在她身边，但她也深知现在各行各业竞争激烈，她不愿为此而影响孩子们的发展，也不愿因为照顾她而打乱了孩子们的安排，她克服了很多困难。 　　 父母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们家兄妹6人，包括各自的家人将近20口人，从不闹矛盾。记得弟弟们结婚时，父母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约法三章”：结婚后，在你的心目中，还应该父母是第一位的，兄弟姐妹是第二位的，第三位才是你的“老婆”、你的“小家”。我当时想，这样要求，合适吗，他们能做到吗？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保证家庭成员团结和睦的必要条件，弟弟、弟妹们也真的都做到了。 　　 妈妈虽有6个儿女，但一个都不少的全在她的心上。记得1971年底，我第一次将丁丁送到老百姓家中长托时，她怕我伤心，在我送孩子的那会儿工夫，她把我住的屋子重新布置一番，凡能让我想起丁丁的物品都收了起来；一宏远在芜湖时，每逢孩子们回来，她和爸爸都会念叨，就差一宏；爸爸还在关押时，一宏严重贫血，接到信后，她马上让我坐飞机去接她回北京治病；一涛在建设兵团争当“五好战士”，她万般伤心的跟我说，一涛太傻，想当“五好战士”，不管她多努力，受父亲问题的牵连，那是绝不可能的，听说一涛病了，她立即动身前往内蒙；看着骨瘦如柴的一明在陕北背柴下山的照片，她泪流满面，觉得孩子们吃了太多的苦；一南身体不好，在“企业办”工作时，经常出差，而且都是条件很差、很艰苦的地方，每次出差她都牵肠挂肚，她认为一南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比常人付出的更多；一伟年少气盛时，她怕他把握不住自己，每每千叮咛万嘱咐，看到一伟如今的成绩，她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妈妈很乐观，爱笑，经常笑的流出眼泪来。但是这么乐观的一个人居然得了“抑郁症”！我们大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她治疗期间，我这个几乎不生小病的人，发起了烧，头晕，不能站立，她记得住院时她说头晕，医生给她吃了一种药，可能她认为她吃的都是好药，就想让我也吃，这一刻她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找出那种叫“西比林”的药，她一直在吃，却从未看过此药说明，为了看是否对我的症状，她戴上老花镜，仔细阅读，说明书上关于不良反应写着：“偶见下列不良反应（见于长期用药者）为——抑郁症，……”，“初次疗程通常少于2个月”。而她已连续不断服用了半年多！她马上让我和一宏看了说明，我们这才知道她的病根由此而起，马上停了药，没多久，她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她又恢复了往日充满阳光的日子。 　　 不早不晚，我正好在那时生病，还是与她有同样症状的病，可能是老天爷安排，让我对她作的一个小小的回报吧！ 　　 妈妈这人很随和，不管走到哪，不管是什么人，她都能跟别人聊上几句，胡同里的人说，这老太太真善，见谁都笑。有时她还真有一点“能掐会算”的意思，多年以前，我一个同事的女儿因病死去，我跟妈妈说，那女孩长得很漂亮，两口子非常伤心。妈妈说，按北方人的说法，他们如果再有孩子，应该叫“换换”，就是换一种景况，也许还能换来个男孩，可以用同音字“焕”。我当笑话告诉了同事，没想到他们给第二个女儿起的名字就叫“焕焕”，两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两口子高兴坏了，虽然他们生活比较困难，但还是请大家吃“红”鸡蛋，每人一个，给了我两个，说“托老太太的福，一定把鸡蛋给她老人家”。 　　 妈妈也是一个不服老的人，80多岁的人了，看我们玩“数独”她也要试一试，没想到，她还真能“招呼”，一般不太难的，她很快就能做出来。 　　 用现代语言讲，妈妈是一个“性情中人”，要我说，她是一个“小资调（小资产阶级情调）”很浓重的人，一件事、一篇文章或一种经历，别人还没怎么着呢，她已感动或激动地泪流满面。 　　 妈妈脾气很急，她说让你现在干一件事，就不能等到下一分钟。虽然讲理，但爱发脾气、“较真儿”，这一点我很像她，爸爸说我和妈妈是“针尖对麦芒”，我们俩经常为一点不值一提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妈妈一头的“自来卷”，还是那种“大波浪”式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以为她是烫的头，说她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有时怪怨她，这么好的基因没遗传给我们任何一个孩子，却把她的“喝口凉水都长肉”的基因无一例外的遗传给了我们。 　　 妈妈是一个爱照相的人，也是一个爱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白纸上黑字的人，“印客”帮她实现了这一愿望。 　　 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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