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红军时期 　　 　　一九三0 年六月入伍。 　　 　　这年六月红四军又攻下了永丰城，当日有两个红军来找我（上次进城我报了名并留下了地址给曾日三同志），到了我家给了曾日三写的字我看，我就准备同走，但我母亲哭的不成，我把利害同她说了之后才勉强同意了我与来的红军一同进城去。我到了军政治部，曾日三（此时他当主任了）介绍我到了政治大队，放下了包袱我就上街去玩，正好碰上了金飚美（他刚到），我一问，才知道今天到的是红三军，他们在那个军的政治部。我见到了熟人，于是我跑回四军要求到三军去。曾主任同意后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就到了红三军政治部。见到了我小学教员罗元凤也在，他说叫我到他那个股（社会调查股）工作，并带我去见了毛泽潭主任，从此我就在红三军政治部社会调查股工作。股长罗元凤教我作调查，我每日宿营后就拿上提纲到社会上作调查（这工作给我增加了一些知识），一直回攻吉安到返分宜（全军）警戒湖南公秉藩、罗霖匪军为止。 　　 　　一九三0年入党 　　 　　没入党前我想的很天真，以为我当了红军就成了共产党员了。在吉 　　安时，有一天我外出调查，回部后有好多人不见了，罗元凤股长也不见，我很奇怪，待罗回来后，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是开共产党的会，我生气了，质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我，连会也不叫我开，他给我讲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晚上生起气来，罗同我谈话，暗示我以后可以入党。于是后来分宜返中央苏区（或吉安去分宜已记不起）路经安福县的一个村庄，我入党了，介绍人罗元凤。我履行了入党仪式、宣了誓（我还记得宣誓有四句：一是遵守党章党纲，二是服从党的纪律，三是严守党的秘密，四是永不叛党）。此后过党的生活。第一次小组会就讨论李立三路线。之后支部又给我一本＂党员须知＂的书我看。入党不久我就调任收发股长了，一直到宁都黄坡我调到秘书处当干事（收发股撤消了）。这时主要收AB团多，来往文件很少。 　　 　　这时毛主任已调走了。主任曾日三，秘书长郭实秋。我当红军情况，曾主任知道的，打AB团时对我不怀疑。虽然政务科审问金宣吉时指名问我（被我听到）时，金宣吉又没有口供。郭秘书长对ＡＢ团问题都能告诉我，甚至派人假装AB团到关押AB团房里去侦察情况的事也同我讲。 　　 　　从粉碎一次＂围剿＂之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红军又进了永丰城，我回家一天。直到东固之后我生疥疮，故在二次＂围剿＂中，我就留守后方看管粮食，直至三次＂围剿＂部队返于时（打到闽西）我才回部队，暂时作战场收容工作、战后俘虏工作。到了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我调油印股当股长。我刻不好钢版请求不干 ，故在不长时间中我又调到宣传科当科员（科长王((后杀AB团时被杀了）。打土围子时到农村组织赤卫队、苏维埃政府工作。宁都暴动后不久，军政治部为五军团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换上李卓然。部队打赣州，我们住到信丰城警戒广东军阀。我接受任务带宣传队离城，一天行程到广东边上作发动群众工作，有廿天左右的时间被召回。回后我又调到组织部当干事。进福建、打漳州，我们到漳浦后，我早出晚归在农村作群众工作。后在此时生了病。记得由漳浦返漳州时，我因病而坐军团首长的汽车回到漳州的。。到漳州后开了＂五.廿四＂反日大会，夜晚听过中央首长在连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内容是打下漳州的胜利及意义、撤出后的意义及侨务等）。当军队撤出漳州时，人人情绪高涨，红军地面走，红飞机天上飞，想到革命很快要胜利了。 　　 　　回到江西政治部住地会昌城附近，我发了大病。部队要开往水口打广东军阀陈济棠，我不能行军，组织部长张兴 同我谈话，叫我留到会昌县委。病好后我在会昌县委分配工作。正是队伍出发的早晨，将我送到了会昌县委。从此我就离开了正规红军，在会昌县委休养。大约十多天后病好了，县委征求我的工作意见（组织部同我谈话），我要求回永丰县委分配工作（家乡观念），经县委同意，转介绍到永丰县委。这大约在三二年七月份时候。 　　 　　一九三二年八月份到了永丰县委住地荇田，从会昌到荇田本来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就可到，而我走了近一个月。因为到了龙岗（捉张辉赞之地）碰到一个新兵团，我到团部去住，见到政委（已忘了名字，本来就不认识他），他一看到我的介绍信就把我留下，到连上去当了十多天指导员，到队伍走后我才回到了永丰。 　　 　　到了县委见到书记李福槐同志，他要我等两天再分配工作，可是等了好些天，才找我去谈，说是成立城市革委会，我是城里人，到城市革委会去工作（文书），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遇着查田查阶级，怀疑我是富农，即将原来叫我到县苏（维埃）当文化部长的意见没有成立，改为当文书以便考查。我任文书约一个月左右，就调到军事部当秘书。主管军事部一切行政事务（打土豪罚款、与县独立营借房等项事务）。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军事部设政治指导科，我就任科长，除了处理土豪罚款工作之外，加上了管赤卫军的政治工作，行政事务就交与成立的管理科负责去了。就一直工作到我离开军事部为止。这大约到了一九三三年上半年。 　　 　　军事部直属一个独立菅，一个模范团（我到后不久编入到红军去了）。到县城附近捉土豪主要靠这个营，而处理交由军事部。县机关开支又靠这个营所捉的土豪罚款，故经我手处理的不到一年时间中约百多人（有的查明不是土豪放回去，罚款的主要是一些小地主、富农）。政治教育也不多，只是到了动员当红军时忙一些（如红五月）。大的问题请示部长作主，工作也不太紧。 　　 　　这时我外出过故县一次（传达刘部长意见，动员模范团上前方），到过七都两次，一次同独立营同去筹款，一次一个人同通信员去动员人和筹款。当时只凭热情工作，不懂保密，将自己身份亮出了。靖卫团总王子生知道了，派人勾结我叛变。我为了贪图筹款，答应他派人来谈判。他果然派了狗腿陈桂生。我事先布置好了，他一过河就把他捆送荇田（有个排住到一起，我负责指挥），罚了二百元白洋。当时组织对我很信任，加之这前后我又把母亲和一个孩子（金辉）接来了，所以对我的不信任也打消了。县委（永丰是中心县委）收我到新淦县委当组织部长去。军事部长刘毅又要我到他部队当政治主任去（三三年春夏之间，记得穿夹衣）。我考虑到还是上前方去好，同意了部长意见。于是江西军区政治部蔡会文主任来命令，我就随同刘部长上前方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时候（此时穿单衣），我到了独立三团工作（政治主任）。部队正在整训时到的（由独立七师缩编为独立三团），参加了整训后，就过封锁线到了自己的活动地区（永丰、峡江之间）在那里活动了不长时间，部队往新淦、漳树之间前进时（想同独二团商讨统一行动计划），一天到了将靠近独二团驻地（约距廿华里左右）时，已至黄昏，就住下来了。拂晓前侦察员回报，独二团方向有枪声，又看到去二团路上有脚印（当晚下了一点秋雨）。部队立即集合，以急行军速度向枪声方向前进。太阳出山不久我们就与敌人接上了火。正打上保安第五师二部，敌人支持不了，全线溃退。我们追击，留新淦独立营（受我团指挥）打扫战场。待我们回来后（下午），该营送来了被俘的伪师长李尚荣。之后回中央苏区整训（安置伤病号、送交军区俘虏、补充人员等等）。回到中央苏区后，刘政委要我去坡头、池下作归队工作，来回十多天。回部时团领导改组，团长贾((调走了，政委刘毅调二分区当司令员，由参谋长夏文开接替贾团长职务，我接替刘政委职务。稍休整几天，我们重过封锁线回到原地区去。 　　 　　我们到了原地，初则在永（丰）吉（水）之间活动，尔后又到了新（淦）峡（江）之间活动。这次出去除在新淦区组织游击队（成立了一个），主要是同以前一样打＂铲共＂义勇队，只打过一个比较大的仗（峡江伪县长率领的靖卫团及铲共义勇队），是个遭遇战，打败了敌人（没捉到伪军长，因他跑得太快了），这一仗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中央苏区去，处理俘虏、补充人员、安置伤病号、整训部队。正快回去时，军区来信，去受领新任务。我到了军区见了陈毅司令员，讲了福建事变情况。命令我们协同独二团、独十二团西进，尾击入闽蒋军。我们于是过封锁线就向乐安方向前进，一直进到乐安与宜黄之间。沿途了解敌早已过去了（同时捉到开小差的和掉队的白军也是这样说）。十三团仍照前在乐安与宜黄之间活动，独二团他们暂不回新淦与樟树之间去，他们也在那里休息，我们就返回原地区照常活动。过了一些时间，因福建事件已平息了，入闽蒋军（记得有五个主力师入闽，即罗卓英部、蒋鼎文部、韩德勤部、赵观涛部等），一部返回江西，首先把他们的两个团赶向东来，他们向我们活动区靠拢，敌人跟踪追击，大约十二月的一天拂晓，敌人追上来了，这两个团边打边撤，到了我们地区了（我们侦察部队接上了火），战至黄昏已近（太阳就要下山时），三个团首长召开紧急会议，商定突围。因我团主力未战，他两个团都打了，有伤亡。我们主动承担责任，北上迷惑敌人，掩护他们南下回中央苏区。计划已定，分别在黄昏后突围。我们计划向西北突围，向赣江边前进，相机过赣江，如不战就北上活动后再返新赣区（希望过赣江，想到新喻去解决冬衣）。部队一到河边船很多，一次完全可以渡过，但对面岸上炮楼灯火通明，敌情不明，故决定以一个排先渡，放火烧碉堡为记号，正好守敌是铲共义勇队，一听枪声都跑了，我们见火起一下过了河，可是上岸后天已发白，而离峡江城又只有十五华里（在我们渡河点的北面），后知城内驻有白军一团，还有靖卫团。即在河边部署，部队离岸三华里就有村庄，可以在此暂时休息，黄昏后再向湘赣游击区（阜田地区）开进。为了防止城内敌人出击，主动派一个营加上一个机枪排（只有一挺重机枪）向峡江城前进，摆开攻城姿态，并放出谣言，说红军主力到了，造成声势（在城外五至十里之地到处号房子）这样人们在河边安全休息了一天。黄昏后按计划到了阜田游击区。到此后我们一面派出侦察员向新喻方向侦察情况，准备到那一带筹款解决冬衣，一面派出骑兵通信员送信湘赣军区报告我们过河情况、今后计划（时间在一九三四年大约一月份）。住了几天，军区来了命令（回来的通信员带的），调湘赣苏区去。我们放弃原计划，向湘赣开发。到后见了军区首长，交代新任务，去守备井岗山的一个山脉（好象是叫七琴岩）。守了十来天部队情绪波动，团里干部也意见很多，他们有些埋怨我不该报告军区（那时是我出的主意，因其它同志有点勉强都说是＂我们又不久停，筹了款过河回去，何必同军区联系＂，而我执意要报告。那时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们不能不听）。总之，从干部到战士，意见很多。正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来进攻了，我们守了一天阵地，敌人没突破。后来在友邻阵地突破了。半夜军区来命令是调回山下。到了一个小山下一座村庄休息，中午时候来了命令，配合友军夺回失去的阵地。午后我们进入战斗，多次反攻不得，都被敌人打回，部队伤亡很大，团参谋长也牺牲了（后来统计有一百多人），攻不下去了。到了太阳快下山时，我们（和友军）都撤退了。到了一个离敌人有廿里地左右的地区休息。翌日又开到离敌较远些地方住下。军区命令整训以备再战。休息了几天，军区找去开会（有任弼时主任、蔡会文司令员、郭勇参谋长、李芬付主任、团长夏文开和我这几个人）。告诉我们说＂军委有命令，追究独二团负责人丢了新淦游击区，是右倾机会主义＂等话。几个领导各人都发言批判后，任弼时同志最后结论，金如柏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政治上还坚定，保证了不丢人丢枪，到了湘赣可以减轻处罚，还保留作政治工作（那时政治干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都不能做政治工作），到军区政治部分配。行政上撤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团长只警告）。之后我到了政治部分配在组织部当统计干事。 　　 　　一九三四年大约三月份，我当了统计干事。部长杨祥峰（后来叛变了）开始时对我还好，因我离团时供给处发给我拾坛白洋，我到政治部后，杨祥峰经常叫我请吃馆子，把钱吃光了，我连抽烟钱也没有，有点情绪。同时他的家长作风，有时我也同他顶咀，有时我也嘟嚷起来。这一来他给我戴上罪名，说我＂政治动摇，有逃跑叛变的可能，不能做政治工作＂。于是派通信员押送到了红四分校当文书，校政治主任李贞把我留给她当文书。 　　 　　一九三四年大约四月份我当上了文书，事情不多闲得很。我同余秋里（那时是青年干事）面对面开的铺，我除同他讲几句话外，不同任何人接触（情绪不高）。后来学校去担任警戒，上到井岗山大小井附近山下，就露营住下。十多天时间里以笋干、杨梅充饥，有点稀饭每人只分三、五小勺。到下山时脚无力，我拄着拐棍才下了山。下山休整不久，作行军准备。此时，军区参谋长郭勇、付主任李劳都叛变革命了，从而大清理。政治部将宣传科长清出去杀了。我也是清的对象，因李贞说了我还老实故免于死（这是以后李贞告诉我，记不清是抗战胜利后或解放全国后）。后来我同部队突围西进与二军团会合。到了贵州红四分校改编为一个战斗营。李贞到了军团政治部，我分配到机枪连帮助指导员李金根的工作（连长王治国在文化大革命时向我调查材料，我才想起来了）。这时我不比当文书时了，一天累得很。行军时走后尾，背机枪，碰到背机筒子（马克沁）还好，背上身子可就困难了，肩膀压得痛的很。打仗时留到后面掩护。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就同二军团会合了（我当红军最苦是这一段，光着脚走小路或无路的山，过草地时除肚子饿点，我还有牲口骑）。 　　 　　一九三四年会合后，我恢复了作政治工作的资格，在军团（改成二军团了）政治部当宣传员，二军团同志给了我草鞋穿，从此不再光脚走路了。当宣传员这工作行军时随同侦察部队走前面，宿营时到最后（因为沿途写标语、扩红军）。大约工作了一、二个月，队长调走，我当了队长，这也只有两个月左右 的时间 ，我又调去六师政治部去当宣传科长。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起身去六师时，正是那天打梧该河，我在路上碰到十六团二营长周盛洪，他告我政治部已出发了，要我随同营部参加打仗。我就同周营长一同参加这个战斗。记得从太阳出来不太长时间，我们强渡了河，敌人逃跑，我们顺马路追击，直到常德城根又返回桃源，第二天才找到了政治部。 　　 　　到了政治部见到付主任戴文彬，知道我到后才有宣传科。几天之后才调了几个青年当宣传员。科里工作到连队组建＂列宁室＂、识字、唱歌，战时分到营连参加战斗。工作时间几个月，又调回军团政治部。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回来任宣传部付部长，随同部队打津市，进市后我分配筹款，在一家＂洋油＂公司卖＂洋油＂，记得只组织过一次群众大会。撤离津市到了桑植刘家坪，将各师宣传队集训。一天集训回部路过河边（沿河走），因水声听不到飞机声而被炸，伤亡十多人，经补充后又有了五十人，以后各回师去，部队就出发长征了。这时有王恩茂同志到部来帮助工作，我们力量强了。因王恩茂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比我强，所以一路工作也顺畅（主要行军鼓动和扩军工作、调查土豪等）。 　　 　　一九三六年一月到了贵州石阡县城休整了一个星期，任弼时同志报告形势，学习讨论，之后继续到了黔（西）大（定）毕（节）又休整了一个来月，我们主要扩军和作群众工作。从贵州到云南之后，我当了宣传部长，这时情况比较紧张了，夜晚行军，白天工作，半日休息，晚上接着行军，这样一直到了丽江，过了金沙江，到中甸休息几天，作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我对西康一无所知，主观想的还是和云贵差不多。几天之后到了得荣我才大吃一惊，，一个县城二、三家人，什么也没有卖。愈往西走愈困难，走了半个多月才见到人家。粮食又只限定每天吃二两（主要是野菜），没有烟抽树叶，而且吃点青稞又腿软、头昏，住房又不习惯，楼下牛、羊圈，上楼梯也不会：一棵树身用斧砍上几刀，人侧身挪脚一步一步上，一不小心连人带树身都会倒的，群众又少，见到了说话又不懂。部里工作除分到部队去帮助做巩固部队工作之外，主要自己筹粮做钣、行军采野菜。这样生活一直到了甘孜才改善了一些，我们在戒霸岔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当看到张国涛反中央时，二方面军领导抵制了。张国涛发下一些攻击中央的文件，领导都叫烧毁了。在甘孜休息后继续过草地，这时比以前过草地更困难了。四方面军走前面，粮、羊、牛基本上他们吃了，我们在后面搞粮困难，牛、羊很少见，我们只好挖下他们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吃。我连自己的斗笠（牛皮的）、（鞋的）皮底、裤带（皮的）都吃完了。到了阿霸（所谓草地上海）搞了几天粮食，继续过最后一段草地，到了快过完草地时，不巧，一个夜行军要通过一个险区，在牺牲的同志身上或旁边走过，牲口拖病号受了惊，把粮食丢了，这之后就锇着肚子（有时同志们帮助一点），最后过完了草地，到了哈达铺，出了草地生活有保证，可因张国涛命令四方面军西进，剩下二方面军，敌人追上来了，每日急行军渡渭水，进陇海路，直到过了甘肃固原之后，情况才缓和了些，可是天上飞机还是未停。我们从固原继续北上，几天之后，与一方面军会合了。之后住到洪德城，以后又移住地时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时多么高兴。我们南下开始往云阳镇，以后又住北义镇，再住陈炉镇，又返北义镇，一直到抗战。 　　 　　我住北义镇时，不断接收一些外来学生，自己这时虽然已经是任付部长（同一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为了加强二方面军工作，政治部从主任起，各部长都派了人来担任，原来的任付职），可深感文化不行，不愿再做宣传工作，要求调动，经朱瑞主任同意，到三七年七、八月间调任总务处长。一直到改编一二0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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