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有点怪，有些事你想记记不住，有些事你想忘忘不了，忘不了的正是你欣赏的，需要的。始终伴随着你人生旅途的人和事，情与景，人生八味（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下面要写的就是在我跟随金政委、郑大姐四年多的人生旅途中难忘的记忆。 　　缘 分 　　 在人的一生中，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不是有贵人相助就是有小人相随，有人叫机遇，有人叫命运，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缘分。 　　 记不得是那一年，我去北京西单灵镜胡同73号看望金政委和郑大姐，无意中郑大姐给了我两张有点发黄的黑白照片。一张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第一批分配到西北军干校文工团工作不久。从陕西省西安市出发途经宝鸡南下途中宿营时，金主任和郑大姐随同校部的一班人来文工团就地看望时照的。当时我正在一条河流的铁索桥上爬着玩，一位女同志拿着像机要我们摆个姿势照了一下的留影。这个女同志大概就是郑大姐。 　　 南下到达四川成都以后，文工团跟随李夫克、傅传作。正副司令员到了十六兵团执行改造刘文辉起义部队的任务，当时干部十分缺乏，每个营只能派一名军事代表。为了取得起义官兵的信任，军事代表不许佩带自卫武器，而起义部队仍是原班人马，原班武器装备，起义部队并不是安分守已的，文工团和兵团部都住在四川省的什坊县城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远近传来的步枪声、机枪声、甚至于手榴弹的爆炸声。起义部队白天是兵，夜晚是匪。蒋介石安插在刘文辉部队里的特务还蠢蠢欲动，暗中鼓动着要 　　叛变，果然，在1950年的3月12日那天夜间，在四川锦阳起义部队的302师在该师参谋长的鼓动下叛变了，十分残酷的杀害了我军派往该师的十八位军事代表，其中还有一名长征老干部和我的同学温应科。 　　 消灭判军之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把这支起义部队调往华东进行整编，文工团跟随李夫克司令员和起义将领刘文辉下到部队进行演出和动员。随后，文工团回到了军干校金政委领导组建的西南空军预科总队，军政大学和军干校两个文工团要合并整编，我被分配到了校部保卫科当通信员。 　　 1952年金政委和郑大姐要往云南昆明部队调动，我被从保卫科调来当勤务员跟随一同前往。先是跟随金政委的母亲、姐姐一同到了重庆，先送他们回江西老家住在重庆一个能看见南天门的招待所里。 　　 我因为南下路上，经常吃夹生串烟米饭，得下了胃病，不吃饭疼，吃了饭还疼，从重庆北碚机场座飞机去昆明的途中，在飞机上吐了，下了飞机我疼的在地下打滚，这种难看的状态，金政委和郑大姐没有对我不悦，住进昆明军区复兴新村36号招待所之后，马上就请来了陆军医院的院长给我看病，院长除给我开了药，并告诉我要少吃剌激的食物，病就会慢慢好的，从此我吃了药，记了口，病果然慢慢好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犯胃病。 　　 1951年初金政委被分配到十三军任军政委监滇南工委书记。在重庆邓小平同志指示，因云南刚解放，又地处边疆，要他主管地方清匪反霸工作，十三军是个放心的部队。住在云南省开远县靠近铁路的一个天主教住的地方。 　　 另一张照片正是1952年在开运滇南工委驻地，我跟随金政委和郑大姐去郊外散步时在一棵大树旁，我抱着金一明，郑大姐给我们照的。 　　 从1951年至1955年在金政委和郑大姐身边工作的四、五年里，在他们的督促和影响下，首先我养成了终生看书、读报的习惯，受益非浅。1952年当我刚满十八岁的时候，郑大姐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培养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我学会了做江西南方人爱吃的糯米酒，（金政委的爱好）学会了河南人爱吃的卤面（郑大姐的爱好）。 　　 在和孩子们的交往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通过辅导金一平和金一宏的课外作业，金一平聪明活泼，边学习边逗乐的轻松个性。只要你出题考她，她总是出人意外的好成绩。金一宏虽然没有金一平记忆力强，但她刻苦认真、听话，小小的年龄懂得关心别人的冷暖。记得那是在昆明军区的时候，一次我在楼上打扫卫生，累了坐在沙发上不知怎么睡了过去，醒来身上却盖着一件衣物，我猜测是金一宏上学走的时候盖上的。金一涛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那时从外国进口的油滴盘尼西林是最好的消炎药，可是注射起来十分困难，弄的孩子疼的直哭，后来把院长请来通过对针剂的摇动，才顺利注射了进去，你看，技术就是这样一点就破的窍门。 　　 金一南，因为生病医生打针，不懂臂部注射的安全部位，刺激了坐骨神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每天背着金一南去昆明陆军医院考电，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却奇迹般的好了。 　　 1954年金政委和郑大姐到北京开会，金一伟重病高烧39度多，可把我们吓坏了，我很快叫了司机开车和王桂英抱着金一伟去了昆明市的一个儿科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一打听医生是儿科专家，但她却不敢给自己孩子治病，我怀疑她能不能治好金一伟的病，一直忐忑不安，幸好王桂英是个既能干又负责任的好保姆，病很快好了起来，金政委和郑大姐回来我们才做了轻松的交待。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天真活泼的模样，我仍然记忆犹新。金一南的刻苦、自信、严格律已的品质和性格是活生生的金如柏。金一平的聪明直爽、宁折不弯的性格和郑大姐一模一样。 　　 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前，我被送入昆明步兵学校深造，学习期间我还多次回昆明军区看望首长，昆明步校两年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沈阳军区驻吉林通化市38军335团工作。曾经接到过金一平考上哈尔滨工程学院，想到东北求学的来信，并寄来了康润红和六个弟妹们照的一张天真活泼的像片。我的脑子很传统，再三劝她听从父母的安排留在昆明求学，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在38军我从当排长开始，当参谋、副指导员、指导员、宣传干事、组织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国防大学学习、团政治处主任。光阴似箭，一恍十七年过去了。直到1972年10月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报纸上发现全国政协常委金如柏露面的消息。高兴极了，但又不知道他们住在那里，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 　　 我想起傅传作是当时的空军政委，傅传作在十六兵团时经常去文工团找我们玩，他的夫人李春景是保卫科的干事，我们早就认识，我决定去北京一趟，先去空军司令部找到傅传作和李春景，再打听下落，谁料到门口一打听，不让进去，但允许通电话，门卫拨通电话让我接，正好李春景接的电话，我问了金政委和郑大姐的住址后，再没有说别的什么。 　　 相隔十七年我们又取得了联系，当我在西单灵镜胡同73号见到金政委的时候，他高兴的夸奖我当年把卫生打扫得水光净亮的情景。晚上郑大姐要了车带着我一同去空军司令部看了博传作和李春景。 　　 1975年五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带病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团结胜利的路线”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经久不息的掌声前所未有。 　　 人大会议闭幕不久，四人帮江青来到38军通信连（通信连当时驻在北京南郊的良乡），搞起了批林批孔的试点。我虽然曾参加过两次经验介绍但并未看清她的真实目的。文革期间军以下部队不搞运动，我当时是团政治处主任，一直负责部队的自身建设，对地方上的运动很少过问。 　　 一次在团党委整风会上，我发言时强调了党委整风要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团结胜利的路线”的意见。 　　 团长李国海、政委郭树春和我用三个狠抓（即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方向。狠抓干部骨干的整顿培养改变部队的换散状态。狠抓先进典型选拔，树立鲜明的旗帜。）一年下来部队很快改变了面貌。两年之后，军师、北京军区连续七次在我们团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副政委XX是个十足的人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支左前线回来的曾在北京中央专家组搞专案）在传达五届人大会议时就阴阳怪气。 　　 也因为我有调到师政治部工作的消息，经XX在这次党委整风会上暗中指挥，有人突然发言给我戴上了酒后说过中央XXX搞分烈的帽子。 　　 由于我对突如其来的诬陷没有思想准备，缺乏冷静对待，要求拿出证据彻底弄清，虽然一直没有作出最后结论，但当了政委的XX却背地里阻挠我继续工作。后来师长陈向善曾找我谈话，让我到师政治部帮助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问题没有明确结论，意见无法统一，工作仍然无法正式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多次找军政委，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都无法解决问题。 　　 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我到北京找了郑大姐和金政委，想通过他们给当时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的秦基伟送封信，让北京军区解决问题。果然，郑大姐和金政委毫不犹豫的帮了忙。 　　 不久秦司令就在一次军级干部会上指示38军政委王培礼回来落实政策，随后又派了军区工作组进行了调查。因为军师迟迟没有动静，我又及时的将此情况写信告诉了郑大姐，郑大姐写信告诉我，安排工作就上班。 　　 不久新上任的邢泽政委找我谈话并正式安排了工作，恢复了政治处主任的职务，以后又提升我为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离休时下命令为16级正团级待遇。 　　 郑大姐、金政委对我的这种帮助，我终生难忘，无法报答。 　　 郑大姐怎么知道那张爬在铁索桥上的小同志，就是后来调到他们身边工作的我。这难道不是缘分吗？ 　　 从个旧到金平 　　 个旧是锡矿遍地的地方，素有锡都之称，金平是靠近中缅边界的一个县城，1952年初春，上级决定要在个旧到金平修筑一条国防公路，金如柏担任了公路修筑总指挥。 　　 工程尚未开工，金政委就带着秘书张春虎和我深入到施工现场，动员民工、视察研究线路。那是一个春雨连绵的季节，金政委骑着云南小马，驮着铺盖行李，走在山路溜滑的羊肠小道上，我则唱着“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的小曲坚难的走着。路上偶然碰见个少数民族男女，看见她们上山光着脚还走得飞快，下山坐在背柴的木架上，一下就滑到了山下，相比之下，真是望尘莫及艰难多了。到了太阳快要落山，才走到一个有学校的小村庄，把学校的桌子拼起来，铺上行李让金政委躺上休息，然后就是找水喝。 　　 这里人的生活用水全是村西边一个大坑里的雨水，牛也在里面喝水，混浊得利害，学校里的炊事员只能用竹杆夹着一块明矾在水里搅一搅，让水锈沉淀下来再烧着喝，这种水的卫生情况可想而知。第二天金政委早早把工程技术人员找来，现场观察，实际研究，找出最佳线路，想尽办法为国家节省筑路的人力、物力、财力。 　　 这一次除完成会见少数民族土司头、动员民工外，线路缩短了几十公里，并降低了坡度，为工程技术人员做出了榜样。 　　 回来的路上，抽空参观了个旧锡都选矿车间、熔炼车间以及厂区情况，锡里含有黄金，性质软而坚强，百折不断是机械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个旧方园几十里遍地都是锡，到处都看见老百性自己选矿的场面，机械选矿只有炼锡厂才有。 　　 法国人为了抢夺我们的锡，专门修了铁路，厂区推放了一大堆铅，那是法国人用铅换锡。抢夺我国财富的铁证。 　　 第二次去筑路工地，是当年炎热的夏季。云南开远是靠近赤道热带地方，滇南工委的院子里有碗口粗的竹子，橡胶树、咖啡树、木棉树、芒果树全是热带植物。夏天不仅炎热，而且潮湿，蚊虫多，疟疾横行，金政委大概听说筑路工地民工得疟疾病不少，严重影响着施工进度，他冒着炎热的天气和可能染上疟疾的危险，亲临工地进行视察，这一次是公路副总指挥带路，分别乘坐两辆美国吉普小车，副总指挥在前引路，金政委和我随后，车行在新修的公路上，观看着路修的质量，前面小车刚一过去，突然路边一条大蟒蛇像砍掉的一棵树杆，横在了公路上，脖子抬起有一米多高，蛇头象洗脸盆一样大，吐着长长的舌穗，十分吓人。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卡宾枪，副总指挥接了过去，连发十三枪巨蟒打的爬在地上，但并没有死，然后我们三四个人共同把巨蟒抬上了吉普车的后拖斗里，继续前进。 　　 到了一片工地民工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车停了下来。这里工人们前几天刚刚吃掉了一条从山上爬下来的一条大蟒蛇，听说我们又拉了一条蟒蛇，他们高兴极了，马上有人就拿去扒皮宰杀，一会有人来报告说蛇胆叫一个民工跑来摘下就走了，不知蛇胆有什么用处，马上有人就说蛇胆是制造眼药最名贵的原料。副总指挥说赶快把它要来，后来我们的司机也要了一尺长的一段蛇皮，准备回家做胡琴用。晚上金政委正在招集工长们了解情况，有人来请示说附近一个半山腰还有大蟒蛇，那里的小鸟都难飞过去，叫蟒蛇吸吃了。问能不能组织人去打来吃，首长们怕伤人，没有允许。这天晚上，我们住在工棚里，第二天吃完早饭正要出发的时候有人端来了一口铝锅，里面是专门给首长们做的蟒蛇肉和汤，我拿出外出验毒的银勺子、象牙筷子测试了以后，让金政委品尝，他用筷子挑出一块肉放在鼻子上闻了闻没有兴趣敢吃，肉和汤都是雪白色，味道闻起来十分香，只是我们不敢享受那种口福。 　　 装上行李我们又坐车继续前进，走着，走着车就过不去了，因为前面正在修路，无路可走了，我们就下了车，步行着往前走，前面有个工棚是工程指挥办公的地方，首长在这里休息喝了水，又继续前进，刚一出发，我就和副总指挥的警卫员闲谈，夸自己从来没有丢失过所带的东西（每次外出要带的有防卫的武器三支枪，防毒的餐具，防雨的雨具，喝水的荼缸，办公的文件包，睡觉的铺盖等），被金政委听见了，便问文件包呢？呀！文件包忘记拿了，我赶快回头去拿，我想真神了，刚一自夸就丢了文件包最重要的东西。丧失了警卫员保健，保密、保卫的重要职责。 　　 拿回文件包，再往前走，就是要去的锅盖山从山顶望去，它坐落在群山之下一个像锅盖一样比较平坦的一块不小的地方，是筑路工人住宿和生活的地方，到这里去一路下坡，人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走起来要处处小心，一不注意就会摔到，必须每个人拿个木棍当拐丈。从山上眼看不远的地方，怎么半天走不到，实践证明，山区走路，看起来近在眼前，走起来却遥不可及。终于到了地方，金政委没顾上休息就到工地卫生所看望病人和询问情况。 　　 这里的医务人员说，疟疾非常利害，不少民工都病了，甚至医疗队的护士们也染上了疟疾，由于疟疾病毒伤害了神经，病来了高烧不退，有的哭，有的笑，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不管什么病态表现，只要按疟疾治疗就能治好。幸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 　　 再往下走，就是元江上的蔓耗渡口，这里就是当年国民党李弥残部逃跑到缅甸去的战略要地。四野的38军虽然有机械化装备，仍未完成阻击任务，在蔓耗打了一仗，确让李弥跑到了缅甸，留下了祸根，给边疆安宁和缅甸人民和政府制造了不少麻烦。 　　 元江有不少大乌龟，当首长走到江边视察的时候，爬到岸上的乌龟就一个个的往元江里滚，个头有洗脸盆那么大，元江对面山上又发现一只老虎，我拿起卡宾枪瞄准打了一枪，老虎串了有一丈多高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 　　 靠近元江岸边的山坡上，种了一大片菠萝。我们站着的周围有不少野生的木瓜树，当地人说木瓜很好吃，我顺手摘了几个在树上成熟的木瓜和首长一块吃，那真是又香又甜。 　　 汽车终于开了过来，回来的路上我们经个旧到了蒙自，十三军38师驻在这里，师政委张道榕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吃完晚饭让首长洗了个澡，金政委开始浑身发冷，这是染上了疟疾的症状，给他吃了随身带的奎宁，便睡下休息了。第二天带病，又是开会，又是作时事报告，回到开远滇南工委家里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就是金如柏政委不怕坚苦，不畏炎热，冒着染病的危险，深入基层工作的作风和态度。 　　 个金公路按期完工之后，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开支，减少了民工因病死亡率，还保障了工程质量，受到了昆明军区政委宋任穷的好评。 　　河口之行与甸边府歼灭战 　　 1953年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跟随金如柏政委去了一趟河口，目的是视察如何保障中越通道上的桥梁安全。从开远到河口，原来的铁路已经变成了公路。在我们去的路上过了涵洞就是一座人字桥，从桥上往下看，万丈深渊看不到底，抛下石头也听不见响声，人字桥的人字就建在深渊两边的悬崖上，人字桥是法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由于险峻难以修复成了敌人破坏的重点，高山峻岭敌机轰炸不可能实现，只有敌特破坏，才能完成，所以有部队看守警卫。再向前走就到了目的地河口。 　　 河口是中越边界上的一座县城，对面是越南的老街，是元江和它的支流混合的地方，所以叫河口。河口与老街隔河相望，有一座百米的桥梁相通，是中越人民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法国人曾经抢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通道。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分南越与北越，南越为吴廷颜傀儡政府，是法国人的走狗，北越是胡志明领导的共产主义抗法民族解放运动，法国人在越南有驻军，支撑着吴廷颜傀儡政府，法国人总想破坏和轰炸中越边界上的两座桥梁，飞机经常出没，因为河口依山傍水，敌机只有飞到我国河口上空向越方俯冲才能轰炸到桥梁，我国山上架有高射武器，所以炸桥的愿望很难实现，从河口望去越南老街元江上的铁桥早已被敌机炸断。 　　 中越桥头两边都站着各自的卫兵，时时有越南的农民，挑着菠萝到河口街上卖，越南的菠萝特别香甜，个小水大没有酸味。 　　 金政委住的房子是金一涛说的那种房顶和围墙都是用竹子建成的。 　　 当时天气十分炎热，气象站的华氏温度计有一百多度，我穿着短裤背心在首长面前端茶送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热的我一天到河里泡了两次澡。首长休息开会的竹棚里地温都热脚，可想而知当时金政委是怎样忍耐着高温工作的。 　　 从河口回到开远后，大约到了快要入冬的季节，火车每天旁晚要送来一列车士兵，首长也每天去看望送行听说那是十三军37师在宜良帮助培训的越南士兵，他们都是从开远下火车然后乘汽车开往越南的部队。 　　 不久越南甸边府战役打响了，而且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俘虏了法国和吴廷颜的士兵，活捉了法国驻越南的部队总司令。越南吴廷颜倒台了，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完成了南北统一的民族解放事业。 　　 金如柏政委就是这样不怕炎热，不顾疲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认真真工作的。 　　 蜈蚣油 　　 在十三军军级干部的配偶中，品德、个性、为人各不相同，有文静讲理有水平的，有三天两头闹别扭要离婚的，有什么老虎之称的。郑大姐则是首长，组织不离口，处处关心爱护首长的健康，维护首长的威信，按首长的思想作风办事，组织性、纪律性级强的人，她是首长的好伴侣，保健、保密、保卫工作的好参谋。 　　 就拿用车来说，首长为国家节约的观念极强，除了他办公用车外，子女、家属、工作人员谁也不能随便用车。郑大姐也能自觉遵守，即便自己要用车也是作好首长的工作，借着首长外出办事搭顺风车。 　　 她的婚姻是组织安排的，带有极强的革命性组织纪律性。郑大姐在她《飘落的日历》中写到她的婚姻没有百分之一的自由。 　　 自然规律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对应存在，施转统一；七三对应，优势互补；量变质变，物极必反；上与下是对应，福与祸是对应，正确与错误是对应，男与女也是对应。总之没有对应就没有世界。 　　 这种对应是在七与三对比的极限上实现科学平衡的，越过了这个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平衡就会打破，矛盾就要发生。人常说女人的毛病是男人惯的，男人的毛病是女人惯的。就是这个科学道理。 　　 事隔不久，郑大姐就决定把保姆和孩子住在楼梯口的一间卧室空出来让我和唐乃治搬上去住，把孩子和保姆移到楼下住，事情很明显，她把关心爱护首长和工作人员放在了与一般人相反的天平上。 　　 天意难畏，蜈蚣来找平衡。我和唐乃治搬上去不久，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脸上的烧痛把我从梦中弄醒，是什么虫子把我咬了吗？打开电灯察看，一条又红又黑约有两寸长的蜈蚣在蚊帐顶角上爬着，我断定是这家伙咬了我，小心翼翼的抓下来就把它砸个稀烂。 　　 气是出了，但烧痛还是越来越利害，甚至慢慢的肿了起来，在无法忍耐的情况下，半夜里跑到卫生所找人想办法。那有什么好办法，急中生智唐乃治想出了办法，他说印刷厂某某有蜈蚣油（唐乃治是军印刷厂调来工作的）我去要来。唐乃治下楼骑上给首长配发的英国飞力普自行车就往县城里的印刷厂跑，很快蜈蚣油拿来了。装着普通食用油的小瓶里泡着一条同样长的蜈蚣，此油抹到烧痛的脸上，真管用，凉丝丝的很快就不痛了。肿也慢慢的消退了下去。抹了两三次也就神奇的好了。 　　 多年之后余桂兰工作的军人服务社，蜈蚣经常出没，我就让她抓了几条泡在一个小油瓶里待用。果然也起了良好的作用，及时治好被蜈蚣咬痛了的同伴。现在蜈蚣油仍在我的冰箱里存放着。 　　 西双版纳之行 　　 那是1954年夏末初秋的季节，我跟随昆明军区金如柏政委去了一趟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云南省傣族自治区，他的首府是景洪市。 　　 昆明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人称春城，我在云南六年多，昆明只下了一次雪，还是樱花盛开的时候，雪花落在樱花上白里透红，好看极了。 　　 从昆明出发第一天到了元江，这里是红河地区，地势较低，天气闷热，据说一年可产三季水稻，第三季是再生稻。 　　 第二天经普洱到了思茅，这是13军39师师部的驻地，在旧社会这里曾经是疟疾盛行一时的地区，人称瘴气区，当地居民死的死，逃的逃，人烟稀少。再向前走就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首府——景洪市，它位于在澜沧江边，是39师政治委员张钧陪同前往的，区政府与一条笔直的宽阔大道相通，两旁大树成荫。这里是热带雨林地区，有大象、野猴，有芭蕉有椰林。妇女穿着很洋气的长裙，可以穿着裙子在河里洗澡，可以穿着裙子在大路旁方便。 　　 住下以后,张政委的警卫员就是我的向导,不知他从哪里拉来一只猴子,手拿一把砍刀,让猴子爬上椰子树去,不一会椰子就从树上掉了下来,用砍刀劈开椰子,让我先喝椰汁,后吃椰肉,椰汁香甜,椰肉雪白象核桃一样好吃,我一连吃了不少,由于椰肉油大,吃多了很不舒服.从此再不想吃.后来跟随首长们参观了傣族的竹楼,了解了傣族的风土人情,由于热带雨林地区潮湿多雨,老百姓都住在竹楼上,楼下养牛喂鸡,放置农具。还参观了傣族的喇嘛庙，景洪的佛塔，上下全是金黄十分状观，喇嘛庙住着不少小喇嘛，穿着喇嘛服，听说傣族男孩从小都要当喇嘛，我想傣族男孩当喇嘛就和汉族孩子上学一样吧。 　　 返回的时候，汽车刚到澜沧江渡口，从江边滑来一只小船，向我们打招呼，送来大约二十个椰子，是张政委警卫员看我吃的那么香甜，送来给金政委的，椰子在西双版纳就像大米、黄豆一样普通。 　　 从西双版纳返回昆明走了两天，第一天是到某地给地方干部作时事报告，记得这天早晨发生了一次轻微的地震，地震过后去作的报告，当我把讲话时喝水的茶缸放在讲桌上的时候，有位集合队伍主持会场的人，前来问我，讲话的首长来了没有，其实金政委就在我后边不远的地方走来，因为他的着装不像一个军区大首长的模样。金政委一贯坚苦朴素，尽管官位不小，但从不张扬，记得他在滇南工委穿的一双胶鞋，从新的穿成旧的，从黄色穿成白色，直至从军部开会回滇南工委半路上把鞋穿掉了底才算罢休。 　　 返回昆明第二天，小车跑的天快要黑了，才停下来住在一个学校里，当我把课桌拼好铺上铺盖，弄来水却看不见他了，急的我到处乱找，后来在街道上一个来往人很多的饭馆附近看到了他，我当时不知那里来的胆量，脱口说出“你怎么不啃声随便乱走”，他不但没有生气，还轻描谈写的说“没关系的”，也算是我唯一一次批评首长吧。 　　 在学校住宿，周围十分空旷，小车司机白天开车，必须让他夜间休息好，这一夜我坐在首长住宿的教室门口，一直不敢打盹，其实每次外出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因为他不像别的首长外出总会多带几个警卫员。 　　 西双版纳之行，到底是做什么去了，我只知道思茅是十三军39师的驻地，但他去的最终地方却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景洪市。 　　 警卫员的纪律是不该知道的绝不打听，首长办公室的文件、电报，就连现在什么人都能看的参考消息，那时也是不能随便看的，自觉的纪律才是铁的纪律，我知道自觉才是最高的党性原则，那怕我是有点文化的警卫员。 　　 在《飘落的日历》中，当我看了金一平写的在昆明会见周总理的情节，我才回忆起当年我在步校接受周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检阅的经过，以及康润红在昆明机场给周总理和金政委迎接吴努照的一组照片的情形。 　　 综合分析这些事件，可以大概猜测出，西双版纳之行是金政委为周总理迎接吴努总理所作的事前准备工作。 　　 缅甸是一个傣族居多的国家，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相邻，周总理要在昆明迎接缅甸吴努总理，金政委决不会做那种一问三不知的领导。记得在滇南工委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组织召开下乡工作组汇报会，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被金政委一问三不知，三不知在下乡工作队员中是最没有面子的。 　　 西双版纳之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才理解了他的真实意义。 　　 夜访廬汉公馆 　　 阶级友爱，团结就是力量。是解放战争时期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法宝，我曾经走过四个野战军，一野的作风最好，金如柏就是个典型代表。 　　 1951年金如柏调到十三军当政委的时候，军长周希汉、副军长陈康都配发有质量极好的收音机，而通信科给金政委配发的收音机却是不能使用的老旧收音机。既然不能用就放下不用。后来金如柏政委搬到城内滇南工委去住，工委办公室石主任一定要金政委把收音机拿出来调试，结果只能听到杂音，怎么也调不出声音，金政委心中有些不悦，就叫我们警卫员把收音机退回通信科，并让我们警卫员说声谢谢他的收音机。 　　 后来在三反五反揭发会上，这位通讯科长竟诬陷金政委把通讯科配发的收音机当礼物送了人。我们警卫员听说之后，个个都很生气说这个人的品质太坏，康润红甚至要找通讯科长去说理，被郑大姐阻止了。 　　 后来听说这个通讯科长提拔使用时，金政委仍然投了赞成票。这种不计前嫌团结同志的作风感动了不少人。不管谁有了矛盾都找金政委调解。军政治部主任的夫人，个性强，经常和主任闹矛盾，气的主任要和他离婚，金政委知道后，就和郑大姐一快去给他们作工作，使他们团结合好。 　　 十三军副军长龙泽汇是起义过来的将领，在部队工作中威信自然差一些，因此也经常找金政委谈心交心。金政委调到军区当政委之后，也常去他在昆明的家中探访。一直相处很好。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的傅作义，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省的廬汉在大势所趋情况下起义，都有我们党统战工作配合的成果。 　　 从1947年开始的三年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消灭了蒋介石的精锐和主力之后，大伤元气，到1949年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南京之后蒋介石的部队就兵败如山倒，秋风扫落叶一样，逃跑的逃跑，起义的起义，当时解放军的口号是走路就是胜利。 　　 陕西省的胡宗南，跑到四川成都和蒋介石一块让刘文辉死守成都。刘文辉说“要死守可以，咱们先炸掉飞机场”。蒋介石听了，吓的浑身发软，是胡宗南搀扶着坐上飞机逃跑的。 　　 云南的廬汉是将自己部下军一级的主要领导调到昆明开会（实际上是软禁）然后宣布起义的，部下有不同意见的要围攻昆明，结果引起了地下工作者组织领导的昆明保卫战，李弥因为没有参加会议领着一个军经过个金公路上的蔓耗渡口逃到了缅甸。 　　 上述起义人员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和生活福利待遇，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做好统战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如柏政委是做好这方面工作的模范。他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组织他们学习。有一次到昆明市园通山去看望起义将领办学习班的情况，好像事先在那里等候着，一进门就有人喊起立、立正，仍像国民党军队迎接长官讲话那种礼节，十多个人刷的全站了起来，立正迎接金政委。再一次就是夜访廬汉，廬汉公馆座落在昆明市中心翠湖边上，门口有岗哨保卫，进门之后，金政委和秘书张春虎上了二层楼会见廬汉。我们警卫员和司机进了楼梯口的会客厅，厅里灯光辉煌，似乎也是舞厅。我们就坐在楼梯口的会客厅门口打起了朴克牌，门关着以备首长下楼时能够听见，谁料门有隔音设备，楼梯下来人的动静根本听不见，首长会见廬汉后，下楼准备回来，可到院子一直未看见我和司机，到门口一打听，卫兵说“他们出去到翠湖了”，金政委自然和廬汉又回到了楼上。 　　 张春虎秘书推开会客厅的门，我们正在打朴克牌玩，找到我和司机后，又请首长下楼回家，在车上金政委问我们是否到翠湖里去玩了，我答没有并说明了情况，首长很生气，也不相信我讲的，并告诉张春虎一定调查清楚。因为事实如此，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跟随金政委四年多，先后受过三次批评。一次是刚来不久首长的脾气摸不透，江西口音听不懂，勤务工作又不熟练，在给首长送水缸时不小心把水倒了出来，首长说我真像猛张飞，以后猛张飞成了樊八科和康润红他们开玩笑叫我的外号。 　　 第二次是新年初一，首长和机关部队要组织团拜，军部打电话来要首长参加，因为首长三十晚上玩麻将刚睡下不久，我不敢及时叫醒他，结果部队集合好了，他才赶到，回来说我“笨猪”。 　　 前面这两次都是我不对，到廬汉公馆这第三次有点委曲，也有点后悔。后悔不该把门关上，委曲不该夜访廬汉。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卫兵能看清什么。事后想来也不过是一次误会，误会我上步校还未走，工作就有了懈怠。 　　 从步校毕业到38军工作以后，当我从报纸上看见金如柏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头衔时，我想金如柏做统战工作是当之无愧的。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政策主张。 　　 郑大姐好像从来就没有批评过我，也许我做什么事都能做到她心上，也许她对我特别宽容，总之以上所写的，都是我记忆中难以忘怀的。 　　 　　 　　 　　写于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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