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如柏同志不幸去世了，想起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这些同他一道从雪山草地里走过来的老战友，感到十分钦佩和怀念。 　　金如柏同志是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老同志，经历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一九三三年，他就当了红军的团政委，率领部队活跃于江西永（丰）吉（水）和新（淦）峡（江）地区，打击敌人，保卫湘赣苏区。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常常是坎坷的。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一九三四年初，蒋军主力在解决了福建事变以后开赴江西，妄图吃掉在苏区边缘的几个红军独立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金如柏同志奉命率领部队跳出新淦地区，在周围打游击，事后竟因此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撤掉了团政委职务。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一律不准再做政治工作。但是，任弼时同志保护了他。任弼时同志说，金如柏同志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在艰难的情况下，他未丢一人一枪把部队带到了湘赣。于是仍分配他到湘赣军区政治部工作。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不久，又被一后来叛变了革命的领导反诬为“政治动摇”，取消他做政治工作的资格，送往红军学校去当文书。应当说，这次打击是很沉重的，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会在这种被冤屈的情况下，消沉下去，甚至动摇。但是金如柏同志经受了这种考验，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让我革命，什么都可以忍受”。当时，他患脱肛症，身体瘦弱，行动困难，但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照样行军打仗。后来，红军学校受命去井冈山大小井担任警戒。他拄根拐根，跟着队伍艰难地爬上山头，露宿竹林。当时，正值敌人第五次“围剿”，部队粮食缺乏，每天只靠挖竹笋、摘杨梅充饥。有时弄到一点米，煮一点稀粥，每人也只能分到三、五汤匙，常常饿的两腿发软，他却没有半句怨言，一直忍着病痛在山头坚持。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六军团突围西征。金如柏同志被分配到一个机枪连帮助工作。突围路上，天天行军打仗，路途艰难。这给金如柏同志带来了很大困难。痔疮经常流血不止，有时痛的连路也走不了，可是，他还负责扛一挺马克沁重机枪的枪身，打起仗来还经常留在最后负责掩护，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整个西征路上，他从未掉队。后来，金如柏同志回忆说：“这段时间是我当红军以来最艰难的一段，不过，也受到了难得的锻炼”。 　　二、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会师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停止执行，不久，金如柏同志便被调往二军团六师政治部去当宣传科长了。红二方面军成立以后，他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宣传部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贺龙、关向应同志奉命率八路军一二零师开赴晋西北管涔山区，在同蒲路北段开展游击战争。这年冬天，金如柏同志受组织委派，去保德、岢岚等地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八路军刚到晋西北，群众对我们不甚了解。他带了二、三个工作人员，冒着高原的严寒，深入群众，宣传我军抗日主张，动员青年参军。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短短二个多月时间里，就从这样两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先后动员了近一千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当他把第二批参军青年带到岢岚县以后，终因劳累过度病到了。 　　一九三八年夏，贺龙、关向方应率一二零师主力挺进冀中，此时，正值日寇对冀中平原实施第三次“围剿”，形势十分紧张，部队作战频繁，经常转移。当时金如柏同志在七一六团任政治处主任，后来接任团政委。七一六团是一二零师的主力团，由于不断作战，伤亡较多；部队从山区到平原，又遇到不少新问题，加上，冀中地区情况复杂，因此政治工作任务显得特别繁重。金如柏同志患病初愈，从晋西北到冀中的一个多月连续行军中，已将他拖的十分虚弱，凭着这样的身体，要坚持流动性很大的平原游击战争，确非易事。然而，在冀中的九个多月的战斗中，金如柏同志不仅频频参加战斗，而且用全部精力去做好政治工作。我们常常看见他出入于连队之中，一边战斗，一边做政治工作。部队宿营，人们就劝他注意休息。他却风趣地说：“大敌当前，任务繁重，休息两字只好放在后边了”。在冀中平原，他参加了诸如曹家庄、大曹村、黑马张庄、齐会等所有重大战斗。这些战斗的胜利，有利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冀中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作战中，金如柏同志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全团同志对他都很钦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二零师返回晋察冀边区，参加了五天五夜的陈庄战斗后，金如柏同志便被调任为旅政治部主任了。 　　金如柏同志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能上能下的好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政治委员，后来组织上让他到后方去搞学校，他无条件的服从了，而且工作的很好。一九五零年随贺龙同志入川，到达成都以后，又把组建一个空军予科总队的任务交给了他。金如柏同志东跑西颠，把一些班干部组织起来，克服许多困难，很快按领导的要求把学校建起来了。没有校舍和训练场地，他带头率领全体同志冒着风风雨雨劳动建校；教员不够，他亲自兼课，主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这样，在很短时间内，予科总队就收生开课了。金如柏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摆到哪里就在哪踏实工作的共产党员。 　　我们许多熟悉金如柏同志们的人，都十分称赞他那种凡事注意调查研究、亲自动手的作风。一九五一年，他被调往去云南边疆，担任军政委兼滇南工委书记。临去的时候，当时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指示他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充分调查研究，了解敌情、民情，做好滇南地方工作，以造成一个巩固的边防。他一到滇南，立即深入各县，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亲自动手制定滇南工委工作计划。当时，边境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工作任务极为繁重，摆在他面前的，就有反霸斗争、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修筑公路以及民族工作等。每项工作一开展，他总是深入农村边寨，了解情况，亲自抓点，指导全面。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中，他几乎一直蹲在下面抓典型、总结经验、掌握政策、推动工作发展。在军部和工委机关很少能见到他。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防，滇南要修筑几条公路。金如柏同志在负责领导修筑个旧至金平的国防公路时，深入工地现场，同干部、工人同吃同劳动，及时掌握情况，纠正施工中的一些不正确做法，总结成功经验，使这段原来施工问题比较多的公路进展很顺利，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表扬。此后，他的职务不断变化，但是这种好作风却从未改变。在昆明军区担任第二政委时，他跑遍了边防部队，调查了解边防工作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在机关里，也经常出入于各部门之间，和同志们商量问题，研究情况，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在军区机关很有威信。后来调到北京任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就更加注意调查研究了。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及时纠正了一些冤错案件。“十年动乱”中，遭诬陷迫害，身陷囹圄，经常挨打，受尽折磨，体重由一百三十五斤下降为八十七斤，但他决不屈服，坚持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恢复工作以后，将个人委屈丢在一边，思想解放，大胆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一九七七年到炮兵担任政委以后，每天，总是很早就去上班，有的同志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在家里办公嘛。何必跑这么远的路。”他严肃的说：“上班，就要到办公室，不然不叫上班。那两个反党集团耽误了我们多少时间，现在恢复了工作，不抓紧不行啊！”在炮兵，他不顾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到到所属单位去调查研究。有些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例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都是亲自来抓。有的同志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三中全会以来在各项工作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很理解、缺乏认识，他就利用会议和个别谈话的机会，还用自己在一九四二年所谓“抢救运动”中执行“左”的错误指示的反面经验，反复向这些同志说明“左”的思想对革命工作的危害，教育大家积极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凡是由他讲话、作报告，从来都坚持亲自动手写讲话稿，不要别人起草。有一次，一位同志对他说：“你可以让秘书给你起个草，这样可以减轻点负担。”他说：“自己要讲自己写，可不能让别人代劳。” 　　金如柏同志在生活上一直艰苦朴素，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对自己的子女、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他到炮兵工作以后，不同意把孩子调到身边来，要孩子服从组织分配，对他照顾一向周到的小林，由于考试不及格，未能提拨为干部，他坚持原则，一切按组织意见处理，不使用手中的权利去干涉。有一次孩子的爱人把腰摔坏了，晚上十一点钟，自己悄悄地用自行车把爱人驮到积水潭医院，没有提出要公家派给父亲的汽车。金如柏同志知道后说：“作的对！”事情虽小，却可以窥见其教育子女之一斑。在金如柏同志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实在令人尊敬。 　　金如柏同志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他那种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精神将永留人间，激励我们在四化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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