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金如柏同志就曾经报过一次病危，是呼吸系统的毛病，痰喘使他透不过气来。我赶到医院去看望，并恳请医生一定要设法抢救。后来，在医院同志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他终于渐渐好转了，我也放下了一颗心。没有想到，突然传来噩耗：如柏同志于3月27日不幸逝世！是肝脏萎缩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们又失去了一位红军时代的老战友，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和金如柏同志相识，是在1934年春天。记得正是斗争异常艰苦，经常缺粮断粮，有时不得不采草莓充饥的日子，我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四分校政治连任指导员，一天早晨出操的时候，碰到一位口音和我相近的同志，问起来，知道他是一个被撤职的团政委，刚刚分到校政治部当文书。这就是如柏同志。他是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戴上右倾逃跑主义的帽子而撤职的，一直到开“七大”时才正式给他平了反。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对如柏同志来说，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年8月，红四分校随红六军团的部队开始向湘鄂西突围转移。转移途中，我调到军事连工作，如柏同志也分到了我们连。他虽然身受委曲，但从没有一句怨言，对党始终坚贞不二，坚持随队行军，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高尚风格和宽阔胸怀。他那时正闹着严重的痔疮和脱肛症，走路十分吃力。这对于天天要行军打仗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但他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当过小学教员，念过一些古书，行军途中便经常给大家讲孙子兵法，讲一些历史故事，使艰苦的行军战斗生活增添了一些活跃气氛。但是，严重的痔疮和脱肛病折磨着他，能够跟上队伍实在不易。我们很同情他，便尽量设法加以照顾。行军的时候，让他走在部队的前头，这样可以有稍多一点的休息时间；他喜欢吸烟，我们就把打土豪搞到的烟叶多分一些给他。部队到达黔东石阡县的一天，部队赶了一整天山路，黄昏时在一个山沟里稍稍休息了一下，又接着行军。部队已经走过去，我走在最后，忽然被什么绊了一下，一看，是如柏同志。大概是因为行动不便以致过度疲劳，中间休息时睡过去了。我连忙拉起他来，和他一起赶队。他瘦瘦的脸上露出笑容，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掉队，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他就是这样咬牙坚持走完了长征。如果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设想完成这一艰苦历程的。直到红军到达延安，他的脱肛病才做了手术。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和如柏虽然同属一二○师，但已不在一个部队，见面机会就比较少了。1962年他来北京以后，我们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文革”开始时，如柏在总政任军事法院院长。1966年底的一天我听说他的处境已不太好，便去他家看他。那时局势已经很乱，株连之风盛行。我一进门就开玩笑说：“‘三反分子’余秋里来了，你们害怕不害怕呀！”他会心地笑了笑，把我让进屋里。谈起当时的种种倒行逆施，我们发泄了一通积忿。到了年底，他就被扣上参与所谓“贺龙篡夺军权阴谋”等强加的罪名，被关押起来了。一关就是五年。后来听说，他在囚禁期间吃了许多苦头。他为人耿直，因为不肯写假材料，不肯逆来顺受地忍受虐待，常向专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大声抗争，以致无数次挨打。有一次，因为拒绝乱写揭发材料，挨了一顿毒打：穿着棉衣棉裤，腿都被打得发青发肿了，床都爬不上去。但他还是不肯屈服。他守住一条：帽子戴大点可以，上纲高一点可以，但决不写假材料。他对专案人员说：“我如果不负责任地乱写，将来你们还得一个一个地落实政策，给组织上找很多麻烦。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这样的教训很多，我经历过。后来都一个一个道过歉的。”他是做法院工作的，当然更懂得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他在军事法院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65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导致法院工作瘫痪，不过一年多，但据军事法院的同志们说经他的手纠正的错判案件，就有十几件。他为了弄清案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常常一丝不苟地从头至尾查阅案卷。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1972年底他被释放出来之后，有的同志劝他给江青写封信，缓和一下自己的处境。他说：“我一辈子不解放也不给她写信。”他真可说是人如其名，有那么一种宁折不弯的柏树的风格。 　　但他为人又很宽厚。从囚禁所放出来之后，他特地去看望看管过他的警卫战士，对在被关押期间与之争吵表示歉意：“责任不在你们，我责怪你们是不对的。”后来，警卫战士在三○一医院碰见了他，拉着他的手，哭了。我听到这些事情，对如柏同志更加敬佩。对那些由于一时不明真相而伤害过自己的同志，是很需要有这种宽洪大度的。 　　由此，我还想到他总是替组织、替他人设想的种种事情。党的“八大”推选代表时，他在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党组织准备提名他出席“八大”。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四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十二大”和六届人大前他在军委炮兵，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1962年他心脏病恶化，不得不住院。组织上的意思是让他带职休养。他向组织上表示：“既然我不能工作，何必占着毛坑不拉屎呢？”坚决要求免去他的职务。最后一次病倒，他本来是住进三○一医院高干病房的，因为患有肝炎，他一定要转到专收传染病患者的三○二医院去，而且嘱咐家属：“不要告诉亲友去看望他，以免传染别人。”他这种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和顾念他人的高尚品格，实在令人感佩！正当整顿党风的时候，愿以此文，表达我的缅怀和敬慕的心情。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志，从他身上，都可以学到一些可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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