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历史? 　　 　　中国史书的开山之作当属司马迁的《史记》。有学者说，《史记》是中国史书的母本。 　　《史记》是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历史。书中的叙述有情节、有人物；人物有性格、有细节。这说明真正优秀的史书有着文学的品格。 　　《苦难辉煌》亦是以人来写历史的。我查数了一下，全书提到的人名有214个，有角色的人物431名，加起来总计645个。在所写的431个人物里，国民党164人，共产党170人，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人物28名，日本62人，德国7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其中有不少是搅动历史波澜的人。虽然有的小人物仅用寥寥数笔勾勒，但其在历史事件中起得作用且是不可或缺。 　　因为历史是人创造。 　　历史亦只有保持着人的体温才有生命力。 　　从全书结构上看，第一章“地火”里的三个篇章：“孙中山的困惑”、“钢铁斯大林”和“谁人看中毛泽东”，是从人物入手。而该章的引文则是从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切入，那个时代叱诧风云的人物在书的开篇便汇聚一起，风云际会呼之欲出。作者是以人物作为核心，牵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并且从历史的高光点切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笔墨，这是高明之处。 　　书的最后一章“狂飙歌”，则对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国国民党、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四股力量中的24个代表性人物做了一个结局性的交代。大量的人物归宿，使历史有了命运感。 　　在这部著作里，我们认识了一个过去被标签化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认识了对中国革命进程有巨大影响但并非救世主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识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那些刻苦并狂妄的国家主义者；书中还原了曾经被供奉在神坛上的领袖毛泽东平常人的一面，比如歌曲里所唱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事实上是四渡赤水有两次败仗。毛泽东不是神，新中国的建立是毛泽东和他的团队的共同努力，是千百万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前赴后继奋斗的结果。 　　这部著作有别于既往有些史书的人物脸谱化描写，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关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是“立三”左倾错误路线，鲜有人知他是安源工人大罢工自始至终的领导者和八一南昌起义的最早提出者。李立三的经历是那代人中的一个侧影。他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之后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是一员充满激情、性格火爆的革命猛将。他主张的城市武装暴动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脱节，一个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挫折使他的一生从此披上悲剧的色彩。 　　作者对人物经历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了解，最后用洗练的笔墨勾勒了其一生：开国大典上，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的身边；50年代末提出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服安眠药自尽；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在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因为骨灰早无踪影，装着的是一副他生前戴过的老花镜。作者写道：“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三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三十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车’；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这段话令人深思。 　　作者曾经在一次网络访谈中说，最不喜欢那种把读者当白痴的书。说他的写作是仿国画，讲究留白，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注6）确实如此。李立三的一生浓缩着中共所走过的曲折历程。20世纪中国革命先驱者们选择的救亡图存的道路是前无古人之路，其实一路走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作者在讲述的留白处，给读者留下沉思、反思的空间。 　　历史是一面镜子，供后人以史为鉴。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他在1934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前就分析到了红军要战略转移，而且将时间算计得很准。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白崇禧是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但在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之役时，却给红军网开一条生存通路。他有一句很透彻的话：“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作者写到此处评点道：“国民党之失败，绝非败于智商，却有一个高于智商的因素：平衡。” 　　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亦没有妖魔化。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北一辉过着极清贫简朴的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清水加饭团，撰写出了8卷本的法西斯理论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绝不是过去文艺影视作品中描绘的一介武夫。作者对其描述的很细致：“板垣身材矮小，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次干部集会上，板垣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说中国民众的心理上，安居乐业是其理想，与统治阶级的联系只是税租和维持治安，国家意识很单薄。作者点评道：“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即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趁虚而入的最大资本。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亦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深刻一笔。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阴谋勾当，需要玩弄权术。他看重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和魄力，是他把蒋介石推上了权力高峰。但蒋介石亦是玩弄权术的高手，魄力如果没有约束机制，必定会走向独裁。鲍罗庭后来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这是历史的反讽。 　　有些事情能触摸到人的灵魂，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比如第九章“烈火金刚”，讲述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共产党人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既出大英雄也出大叛徒，是沧海横流方显本色。 　　今人还有多少人知道胡天桃这个名字？《苦难辉煌》对他进行了细致地描述。时任红军21师师长的胡天桃被捕后在国民党旅长王耀武面前时，身上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红军处境的艰苦从师长的穿戴上便可窥之一斑。与胡天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身戎装的王耀武。在寒冬中，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王耀武与俘虏胡天桃展开了一次关于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的对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的话质朴无华，真诚，似高山流水。我相信许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与我一样，潸然泪下。 　　命运的结局是，25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作者写道：“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有不少这样的英烈，书中写到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瞿秋白等等，寻淮洲牺牲时24岁，风华正茂。红军长征后，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慷慨就义，瞿秋白则在瑞金失陷后被就地处决。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瑞金的是前共产党员李默庵，负责处决瞿秋白的也是前共产党员，宋希濂。那个年代，投机者谁都不会把宝押在共产党的身上。 　　书中描写到，在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中共的早期负责人瞿秋白盘膝而坐，他对行刑者微笑着说：“此地正好，开枪吧！”他留下的绝笔是“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在阅读中能感受到先烈们的高贵品质在作者胸中荡起的激情。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写道：“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守望者。 　　同是留在苏区的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却是革命队伍中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平时左得很，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向湘林还搞早上吹号出操，晚上吹号点名那一套，暴露了自己，引来重兵清剿。陈毅批评他，他却说得慷慨激昂:“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但敌人真的来了时，他叛变了。 　　这种平时把话说得很飘的人，到关键时刻肯定露馅。作者点评道：“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此话点到为止，历史一脉相承。 　　朱德和金汉鼎的关系颇有戏剧性。二人早年一同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再后来二人又同入滇军第二军，同任旅长，各带一个旅，在战争中配合默契，为滇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二。 　　朱德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是国民党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地位并不高，亦不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起义失败后，他带领的部队面临着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俗话说，烈火见真金。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他对剩余的人说：黑暗是暂时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一样是话说得质朴真诚。这支队伍保留下来的800人成了革命火种，上井冈山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汇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当时谁也不会料到，22年后共产党人会夺取全国政权。作者评点道：“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在五次反围剿时，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金汉鼎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剿匪”副总指挥。是金汉鼎建议的碉堡政策，使红军陷入困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古至今都是如此。195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庆典礼上，朱德与金汉鼎在天安门城楼上相会。当年滇军当中地位相当的两位“金刚”，在经过历史的筛选之后，一个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一个则是投诚的起义将领，人生的高低有了分野。 　　《苦难辉煌》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民族利益的洪流之中，才能登高望远，干出一番大事业；在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交汇点上以一己之私为重，注定将被大浪淘沙。 　　作者说：“先有真人，后有真理。”（注7）书的结尾处写道：“叱诧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的遗产，完整无缺地留给了我们。” 　　历史可以有多种写法，该书的成功起码证实了一点：由人物引领的历史肯定是鲜活的历史；研究历史只有关注人，才有可能抵达历史的核心。

原文2013年夏 发表于作者旻子供稿  浏览：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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