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不容易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通过几件事，我越来越感到了来自领导方面的一些压力。我的一个总的感觉，就是院领导在处理院内的问题时，仍然运用的是文革中的那一套方法：斗争，打击；在过去的派别之间不是劝和，相反，仍然是用派性的一套来反对派性。 　　一件事发生在朱尚林、张强森的入党问题上。政治部来了两个干事，在军械教研室支部扩大会上指责我们发展这两个人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理由有三：1，朱尚林、张强森二人家庭和社会关系如此复杂，没有认真外调，仅凭个别领导（显然是指我）的意见就定了；2，转正没有按照党章规定执行；3，这两人刚从地方回来，还没有经过考验就匆忙发展入党，没有特殊关系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个人的入党，肯定是一次派性的大暴露。 　　不用我说话，支委会的同志们就开始纷纷逐条反驳他们，只有陈教敏、韩雨蓬、梁关文等人不说话。 　　我看着这两个年轻的干事，没有说太多的话，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哪里了解这两个人哟！说他们没有经过考验，我看，他们接受考验的时间恐怕比两个年轻人的岁数都大；说他们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再复杂的关系，也被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给冲刷的明明白白了！说没按照党章的要求计算他们的转正时间，这顶多算是个技术问题，根本扯不上指导思想的问题！ 　　我对两个干事笑笑：“这两个人的入党问题，你们不了解历史啊！所以你们一说这是指导思想有问题，在我听来就象是听新闻了。这个事情，无论是从他们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发展他们的程序看，都是无可指摘的。至于你们说我们教研室对发展这两个人反应太大，我都清楚是谁反对、有几个人。任何事，意见不可能完全统一，但党内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么！请你们回去汇报，在发展这两个人的问题上，我们支部的决定是可以经的起历史检验的！” 　　会一散，我就去找政治部副主任王卫昌、组织部长张火彤。他们说：“你就不要管这件事情了，这是有人故意找茬！朱、张二人之所以又回到部队，那是李井鲲亲自批、政治部派专人办的。家庭调查也根本不用，都是明明白白在那摆着。而且是我们说的不用调查了。我们可以做证，至于转正时间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他们说按哪条就按哪条。” 　　这件事在教研室引起了人们的气愤，纷纷都说是故意找茬。只有陈教敏、梁关文、韩雨蓬没有吭气，我知道是他们向上面汇报的。虽然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很不以为然，但毕竟他们是在向上级汇报，也是他们的权利，我也就没有多说他们什么。 　　不久，党内开始了清查“三种人”的工作。（闹派性的、搞打砸抢的、‘四人帮’的骨干分子）为什么要清理？王洪文有一句话：“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要来算这个帐”。他们是要打年轻人的主意。这个清理工作，我是拥护的。但我却有个担心，如果还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闹不好又要变成一场运动，变成一场混乱。这个事情一定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严格尊重事实才会不乱。因此在我们室里，由于进来的时候都是经过审查了的，在没有事实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乱怀疑谁，于是上报“军械教研室没有‘三种人’”。 　　我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事情就开始出来了。 　　燎原纵队过去被整的很苦的几个同志，一起联名给总政治部写了个材料，材料中又提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并指名道姓地说赵锦贵有打砸抢的行为，籁云峰整过周总理的黑材料，而邱省明则是当时军委工作组专门派去搞监督的人（给周总理治病期间）。写材料的人包括我们教研室的黄建。 　　我得知了这个消息，感到黄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也难怪，黄在文革期间被5.16、5.17整整关了5年啊。我马上找到他问：“你们写的材料现在在哪里？”黄说“已经寄给总政了。”我说“你们这可是办了一件蠢事啊。闹不好，抓不着狐狸，还要惹一身臊。”黄问为什么？我说“首先是方法不对，还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搞串联，几个人联名写信就有搞串联之嫌。你老兄蹲了几年监狱还没有接受教训，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否定了，在那个期间出现的事情哪有什么正确、错误之分？你们说的那些事情，很多都是间接的材料，并且，他们的那点事情，我相信中央比我们掌握的更清楚，你们这样搞不但是多此一举，而且会给人抓住口实。” 　　黄说“我们这也是出于公心。”我说“就是出于公心，也应该各搞各的，你们联名写信的人，你看看，高堂深、郑树人……，不都是燎原纵队的人么？这么一搞，人家不说你是派性才怪。尽管你们在文革期间受到了迫害，但只要想一想，那不是在非正常时期么，心里也就平衡了。所以我劝你老弟不要再搞这个事情了。” 　　我说到这里，黄的脸有点红，我没有再深谈。 　　果然，我说的事情不久以后就应了验。总后把学院写的揭发材料退了回来。要院党委自己处理。并认为这是学院仍然在大闹派性的表现。 　　曹政委在全院召开了1000多人的关于肃清派性的大会。但是会一开，我就感到这不是在解决派性问题，而是重新挑起了派性。而且，他已经明显的倾向到原来的某一派去了。他在会上果然把联名信的问题抖了出来，说“某些人说别人这个那个，其实自己屁股也不干净，仍然在那里拉帮结派，搞什么联名信，状告到了总政。写联名信的人都是原来一派的；还有的人，连介绍入党也带着派性；有些人在四川的时候，就有一伙子人，现在又把这伙子人带回来了，有的人竟然阻止群众给周总理开追悼会……。” 　　曹政委的讲话，不但把黄建等几个人不点名地说了，显然也针对上了王卫昌，甚至捎带上了我。到了这时，我已经非常怀疑曹政委的人品和工作能力了。 　　按说，就算写联名信有些欠妥，但他们毕竟是给上级组织写呀，作为党员有这个权利。解决这种问题，只能是在下面个别谈和交换意见，这样一公开，能有什么好处？另外他们说王卫昌的事情，究竟有什么根据？而说我的那些事，简直就是颠倒黑白了。曹偏听偏信怎么到了这种程度？ 　　第二天，在支部讨论会上，我严词要求曹政委纠正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我的内容，别人的我没有涉及。我说关于给总理开追悼会的问题，事实恰好相反，曹政委的讲话，正好颠倒了黑白，不然就是信了别人的造谣；关于朱、张的入党问题，跟派性没有一点关系，支部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两个是优秀的，给我无限上纲戴帽子，是戴不上去的。 　　自那以后，我也不着急，只要一有机会，就提这个意见。 　　时间不长，事情终于有了回音。院里李霜宏副政委、阎金三副院长、政治部主任邢海找我集体谈话。总的意思就是曹政委的讲话不是针对我，而是说的不要再闹派性，叫我不要闹情绪。还说我当了副主任之后对军械教研室的工作过于放权了，出了一些乱子，不要当甩手掌柜，将来整编还要有变动，要把教研室工作好好抓一抓。 　　我已经听出，这几位首长确实是为我好。于是说了自己的几个想法。我说：“首长们的讲话语重心长我听的出来。但我对曹院长的讲话确实有意见，对反映的材料不分析，不调查，搞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第二是今后院首长讲话一定要沉住气，要搞清事实，更不要乱戴帽子乱上纲。对待派性，我认为劝和是最好的办法，和稀泥是最好的办法，文革期间的派性没有是非。挖三种人更要慎重，哪有那么多三种人？多数都是跟着潮流走罢了。如果还用文革的办法来抓三种人，非乱套不可！ 　　最后，我希望组织上允许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抓教学上，抓业务的建设上，我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有时间再搅到这里面去了……。” 　　阎副院长最后说：“赵主任是老军械了，组建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在那里创建，搞出了许多新东西。现在是又搞技术，又要搞行政管理，工作确实很多，不过你不要有情绪，把事情看的淡一些也就罢了，就按照你的工作思路干罢。三种人的事情也不能一点不过问，你不问，也会有人找来的……。”对阎副院长的讲话我深以为然。 　　果如阎副院长所说，清查三种人的事情从那以后就不断有人找上门来。 　　先是上海的二医大来人，要了解宋湖的材料。宋湖，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学院最著名的人物，如今政治生命也算走到了尽头。为了他的材料，座谈会就整整开了三天。给他定三种人应该是没有问题。邱会作封他是文化大革命的里手，是扭转乾坤的人。学院的无数悲剧都是他一手导演出来的：从院里的领导，苏浩、阎金三、彭剑钦、李水深……，到各教研室的主任，除了跟5.16、5.17跑的以外，几乎无一幸免于挨斗被整；光死了的人就有6个，范运祥，杨平、王林成……，这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宋湖也因此而深得邱会作的赏识，从正团一下提到正军。从思想根源来看，他有严重的政治投机心理，个人利益恶性膨胀。但是，我也十分为他惋惜，这个人是很有才干的，文革之前工作一贯积极，自学成才，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那个时候，他人也不坏……。然而造化弄人，他走上了这样一条政治上的不归之路。 　　王之谦所在的昆明军区也来了人。王之谦是负责整我专案的人，要说我受迫害，他是最主要的直接执行人。但是我仔细想了想他的行为，仍然够不上三种人。顶多算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于是按照我的想法写了份证明材料。 　　不到一个月，他们单位又来人了。找我说根据他们在上海的调查，王是专搞专案的，是5.16的重要成员，跟宋湖关系非常密切，在军械教研室关押和整了好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包括刘永厚，还有周奋的老婆也被关在军械教研室等。 　　我说“你们说的这些都不假。周奋的老婆就关在我的隔壁，5.16的人还挑拨她的女儿打她，那时她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至于是怎么关在这里的，我不知道，但我没有见过她挨军械教研室的人的打；王之谦的确关了我，还审问我，搞我的专案；还叫我‘坐了喷气式’，但我没有挨打也是事实。当得知我有椎间盘突出症后，‘喷气式’也不搞了；杜林曾和我吵架后，我提出抗议，他们也就换了人。这说明，王之谦还不算昧着良心整人，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参加过打砸抢。只能说他参与了对同志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个路线错误。” 　　隔了一个月他们单位又来人，把他们写的结论给我看。在学院这一段主要事实和我写的差不多，不过言辞激烈一些罢了，我表示了同意；但在处分问题上，我没有同意一撸到底，我说给他保持一个正团还是可以的。（后来的处分是留党查看，保留副师职待遇）。 　　另外，还有石洪业、杜林曾等人，我都是按照一般错误或严重错误给他们写的材料。我认为，我写这些材料是实事求是的，我没有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只是按照当时的具体社会背景，和他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给他们下的结论。 　　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我的人，我采取了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在教研室引起了很好的反映。不少同志都说，和这样的领导共事，心里塌实啊。 　　在后来的日子里，找我写材料的人接踵而来。连重庆某炮校要求平反的人也找来了。是当年2大队青年学员，有20多人，要求给他们平反所谓的右派或右派言论。他们找到在北京的杜全光，杜又把事情推到了我这里（因为我是当年5人小组的成员）。这些人，由于当年的结论，不少去了北大荒，去了新疆……。 　　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我手里，最后只定了几个人啊！我那时也因此被认为是右倾，怎么现在冒出了这么多？后来才知道，我离开炮校后，胡正仁在李郁山的支持下，又重新审查，定了不少右派。胡正仁这个人，实在是够坏。 　　我找到在北京的杜全光、还有孔存正两位老首长，把这20多人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们说“这都是当年反右扩大化的结果，无限上纲，断章取义，这些人才不到20岁，都仅仅是认识问题。这个事就由你带头给他们写平反材料，我们两个签字同意不就行了么？”这20多人就这么处理了。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还找到了林峙。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我当年的首长现在居然还只是个什么副参谋长，正师待遇！我深深地感到不平！决心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我找到李景，高正贤这些过去炮兵的老首长，他们说，就林峙的事情找过很多次，但没有用。我说很可能跟当年反右倾时胡正仁、李郁山他们整的材料有关系。于是就找到孔存正，他就去找聂帅和叶帅。他们写了条子到总政让给查一查。结果在林峙的档案里果真查出了当年胡正仁在成都那次会议后，写的关于林峙的所谓揭发材料。就是这粉材料，象如来佛的咒语一样，把林峙压在“五行山“下，一辈子没有翻身！现在，虽然把这份不实之辞的材料销毁了，但却把林峙这位忠诚直率的好干部给永远耽误了，悲夫！ 　　没有想到的是，胡正仁居然也找到我来了，这时我已经知道，他在宣化炮校依然改不了整人的毛病，结果被定为坏分子，党籍也被开除了，只保留个团的待遇。他去找孔，找杜，他们都根本不见他。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他现在在保定干休所，想搞个师的待遇，并说自己怎么说也是个‘三八式’么。想叫我帮他写个什么证明材料。 　　我说“我能给你写什么证明材料呢？我能证明你什么呢？我看还是不写更好。我要实事求是的写，对你不利，但我又不能昧着良心证明你有什么建树，所以还是不写的好。你知道么，在重庆某炮校被你冤枉的人，都找到我来平反了。他们被你耽误了一辈子啊！”说到这里，胡正仁一句话也不说。我又说“你现在不是还在炮兵么，那你还是向炮兵申诉吧，我现在已经离开炮兵了，你的事情我也管不了，再说我也不了解你后来的情况。” 　　胡正仁先后来我这里两次我都是这么答复他的，我还通报了杜，杜说就这么答复他。 　　后来，胡正仁还是达到了目的，搞了个副师待遇，据说是找高正贤办的。唉，好人总是心软，事情一过去，就不打算计较了，但坏蛋却都是厚脸皮！ 　　忙呼了一阵后，写材料，平反的事总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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