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某炮校 　　 　　西南炮司派了一个中吉普车接的我们，政治部去了一个秘书。炮司在袁家坝，政治部主任陈莰当晚接见了我们一下。第二天，司令员孔存正、副政委熊某某、炮校政委龚勋冠等，还设宴招待了一番。然后，龚政委带着我们，坐上2辆吉普车回炮校。车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到炮校。炮校的前（东）门有一个小镇叫郑家桥，西面不远也有一个小镇叫霍溪，四周则是被一块块的梯田包围着，霍溪河水就从学校的西面从南向北流过。要说环境，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正如韩铮所说，这里盖了不少新房。我住的房在学校大操场的南侧，和龚政委隔壁。那是一个套间，面积大约有40来平米，里面铺的是地板。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住上了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房子四周到处都是亚热带植物，桉树、芭蕉树、广柑树、柚子树、樟树，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草，真个是鸟语花香景色宜人。只是厕所离住房有一段距离。 　　当天晚上，就和学校及机关领导见了面。有副校长杨银群、副政委杨身雨、训练部长李芸、院务部（也叫物资保证部）部长赵某某等。 　　第二天又把学员大队和科室干部召集来见面。记得有一大队政委张彦龙，队长刘某，二大队政委甄雨云，三大队政委张某某，组织科长杨渊成，宣传科长王恳，保卫科长李酉，青年科长赵某某，干部部长于阳宏等。 　　从第三天起，我开始深入了解情况，这已经是我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了。我深信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 　　我找过许多人谈话，也开过一些座谈会。长期的政治工作经验使我有了一把能够打开人的话匣子的钥匙，人们愿意跟我谈话，于是很快就了解了不少学校的具体情况和事情。另外，我还看了一些材料，从材料中也了解了不少事。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方面的事情和问题： 　　第一，了解了学校和一些人物的历史及现状。 　　炮校的建校时间，和北京六炮校的建校时间差不多，也是在1950年。最初的校址在重庆西北约100公里的通良县，在那里，该校培养出了第一批学员。1952年，学校迁址到现在的巴县郑家桥。这里距离重庆不到40公里。这个新校址的建设，军委只批了400万。又要搞基建，又要购买设备，还要建发电厂。为了节省资金，基建几乎全是炮校的教职员以及学生们自己干的，又烧砖，又盖房子，又修路，整整费了一年的时间。到了新址，又送走了一批学员，学校已经为部队建设，为抗美援朝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贡献是不小的。 　　这里的机关编制类似于北京炮校，学员队也是三个大队。每个学员大队有三、四个区队，一个区队的人数在160~200人左右。其中一大队是部队选派来的连以上干部，二大队是招的青年学生，三大队训练部队选派来的排以下干部。各大队的学制很不一样，一大队只半年，三大队一年，二大队二年左右。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营，基本上是一个正规炮兵营的编制，共有三个连，每连也有一个观察排，主要是反坦克加农炮，除了直瞄直射，还可以当过山炮来打。还有一个运输连。所有战士都是志愿兵，那时还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 　　学校的总体情况基本正常，应该说，在建校以后不长的时间内，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大的搬迁，能够使整个教育训练秩序基本走上正规，实属不易。 　　校长孔存正，是我军炮兵里颇有名气的人物。他现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校长只是他的兼职。孔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1936年在杨虎城麾下任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参与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46年率部起义，加入解放军序列，本人也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随二野转战，曾任二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孔在国民党军时，就非常同情共产党，在他的部队里有许多共产党员，整个部队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孔很有一套应付蒋介石的办法。他和军统里的许多人物关系都很好，因此虽然不断的有人告他的密，使他的坏，但总有人给他圆场或给他通风报信。有一次，有人告诉他说，“有人打你的小报告给蒋介石，说你部队里有共产党。”孔一听，赶快就和蒋介石通电话，说是不是派人到我的部队来查一查？免得我被人诬陷。紧接着，他就把部队里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调动，结果来的人一查，连姓名都对不上，只好不了了之。 　　孔非常了解蒋介石的喜好，因此尽力从这方面迎逢他，结果，把老谋深算的老蒋也骗的一楞一楞的。比如他知道蒋介石最喜欢叫下面的军官背总理遗嘱，他就把总理遗嘱背的滚瓜烂熟；知道蒋介石在那里倡导“新生活运动”，他就经常看看这方面的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摆上几本。果真有一次觐见老蒋，老蒋问他什么，他都有问必答，尤其是总理遗嘱简直能倒背如流，结果得了一个大彩头，骗取了老蒋的信任。就这样，在解放战争初期其部队积极准备起义，竟没引起老蒋的怀疑和警觉。 　　副校长杨银群，出身是下中农。人长的很挺拔、秀气，待人也很和气。从军后几十年来一直是孔存正的老部下。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参加过捉蒋行动，是一个爱国的热血军人。起义后，一直随二野战斗。挺进大别山，百万雄师过大江，转战大西南……，他从一个炮手，一直升任到现在的副校长，是凭着勇敢和战功干上来的。但旧军队也使他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江湖义气，拉拉扯扯，生活上有些不检点等。当然，起义过来已经七八年，旧习气已经改的不少了。杨干工作有办法，有一定的文化，尤其炮兵技术比较内行，他的迫击炮打的好，解放战争立过战功。杨的夫人长的很漂亮，温文尔雅。 　　杨与孔校长关系密切，空闲时间，常到孔家去吃他们陕北人喜欢吃的羊肉泡馍。 　　下面传闻，杨与家里的小保姆关系暧昧，与机关的一个打字员也有暧昧关系，据说有人看见他们亲过嘴……。 　　军需科胡科长，当年是孔存正的警卫员。他和孔司令曾经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1946年5月孔在河南巩县率部起义之后，只有两个团的兵力渡过了黄河并进入了我解放区，其他的部队则被打散了。孔当时也没有过得了黄河。这时他已不能在国民党军队里呆下去，于是在警卫员的陪伴下，穿着便装逃跑了。后来为了隐蔽，他们居然在大别山的一座庙里当了一段时间和尚，孔当大和尚，胡当小和尚……。 　　司机苏红，是个老司机了。也是孔存正起义部队里过来的，这个人的历史很复杂，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还参加过蓝衣社CC做过特务。但这些事情，他都坦白了，在档案中均有记录。起义过来后在部队里一直开车，表现也很好。他开车的技术很高，完成过许多很难完成的任务，由于他车开的稳，现在一直给学校领导开车。 　　…… 　　以上这些，只是了解的情况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二，是学校内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比如，一大队和二大队的学员之间就存在一些互相瞧不起的问题。二大队是青年学生队，在他们看来，一大队的学员架子太大，总是瞧不起他们这些学生娃娃，但学生队也有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文化，都是土包子！”二大队由于是部队抽上来的干部，军龄长、党员多，骄傲自然有些资本。他们总认为学生队是毛孩子，乳臭未干，既没吃过苦，也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但是赶上了好时候，一进学校就大米白面吃着，还居然不满意！“我们不满意还有的可说，本来跟学生娃娃吃一样的标准就降低了我们的身份，可他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们来这里就是享福！” 　　尤其是校领导的“二杨”有些不团结。学校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二杨不和龚为难”。说的是副校长和副政委不和，龚政委为难。因为孔存正是兼职，很少在学校内工作，一般由龚政委主持日常工作。副政委杨身雨，不苟言笑。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大的方面少一些，却愿意记一些同事、部下的过失。比如杨副校长的一些称兄道弟的事情，吃吃喝喝的事情，生活作风的一些事情，他都记，有时还在下面散布，说他是“老兵油子，专爱搞旧军队的一套”，等等。这些话传到副校长的耳朵里，他当然不高兴，“他有什么了不起！老子革命不比他少，资格也比他老，老子跟孔司令捉蒋介石时他还不知在那里呢！”说是这么说，但对工作总是有影响。 　　我找杨副校长请示工作了解情况，发现他是个很爽快的人，因此一接触就觉得很谈的来。他把所知道的情况都给我做了介绍，我也把我对他的看法说了说。“杨副校长我是很敬佩您的。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你们这些参与者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呢！西安事变时，我还在四川当学徒，正是这个事变，影响了我对人生的选择。对一些不实的议论，副校长您可以不去管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生活上的问题注意一下，工作上还希望您领着我们大胆的干呢！”“呵，你小老弟不错，你还是第一个跟我交心的呢！行，你这个朋友我交下了！” 　　但是副政委我却交不上心，跟他在一块好象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第三，是生活问题。学校毕竟还是在初创阶段，这些问题是很难避免的，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吃”。按道理说在四川改善伙食更有基础。伙食费同是5角但东西却便宜：猪肉2角一斤，鸡蛋2、3分钱一个，广柑1分钱1个，米面也非常便宜，……。 　　但是却没有搞的很好，学员普遍意见很大。主要原因一个是浪费，肉蛋菜一下买很多，吃不完就坏，浪费了；另外南方人要吃米，北方人要吃面，而一、三大队北方人多，二大队南方人多，但食堂做的饭却千篇一律，结果吃馒头时南方人不干，就仍，吃米饭时北方人又不干，就倒，也浪费了。再就是校园里能种菜的地方很多，而且因为天气温暖潮湿什么时候种都能长，但却荒着基本没有利用起来，缺少了一个改善伙食的大来源……。 　　其次是住。这里还有相当多的草房子，即用稻草苫的屋顶、用竹篾片筑的墙。结果这种房子的屋顶成了各种小动物的居住之所，先是生虫子，后是有了老鼠窝，再后来连蛇也来光顾。因此住在里面的人感到很不安全。尉官一级的教职员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们多有怨言。另外宿舍里灯光很暗，诺大的一个宿舍只安一个15度的灯泡，跟萤火虫一样，晚上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三是正常的作息时间还没有建立起来，值班制度也不够健全。 　　四是文化娱乐生活组织的也不大好。一个星期只那么一场电影，几千人挤在大操场上，先来的占好地方，后来就到处挤，乱哄哄，军人没有队形，家属没有地方，更没有留出首长的地方；喇叭的声音太小，广播的内容单调，群众喜欢的音乐歌曲不多；平时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开展的也不太好。 　　第四，是纪律问题。已经出了几起内部的打架事件，还有和老百姓打架斗殴的事情，还有我们的学员去偷老百姓甘蔗的事情，外出不请假的事情，等。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的心里逐渐有了底。总的说来，这些问题大多数还是属于部队里经常发生的那些问题。多数问题其实很快就可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向群众讲明之外，还要逐步创造条件，到时机成熟了，就要认真解决；有些问题的解决，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有的却在职权之外。因此，必须向领导汇报，求得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我找到龚政委，谈了调查结果和我的三点解决办法：第一，整个学校的政治教育要加强，要系统化，又要结合实际。第二要加强管理和解决若干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三，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认真、实事求是地处理违纪事件，搞好团结，搞好军民关系，克服自由主义。 　　龚政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在党委讨论通过之后，就开始实施。 　　按照党委的安排，我们召开了一次排以上干部的季度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也算是我这个新到任的政治部主任和大家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我做了一个时间不短的发言。 　　我说，“从我来这里后所了解的情况看，我们炮校有着光荣的历史和很好的业绩。它的前身，是随刘邓大军渡长江、转战大西南的二野炮兵纵队，虽然建校不长，却已经为军队培养了大批干部，并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它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学校全体干部战士和学员用自己的双手建起来的。这是一座光荣的炮校，是在党的领导下，培养军队干部的好地方！我以有幸能成为它光荣的一员而感到高兴。 　　为了使我们的学校不断前进，能够变得更好，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努力。这就要不断克服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前进中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我们还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我们的纪律也有一些松懈。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搬家，一些基本安排还没有搞好这些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另外领导上人手也比较缺乏。 　　现在大环境已经逐步趋于稳定，这些问题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工作就会向前迈出一步，就能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首先我们要加强管理，严肃纪律，使学校的精神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部队尤其是这样。要建立健全值班制度、作息制度、请销假制度、升旗出操制度等。一些违反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的，要严肃地、实事求是的认真处理……。 　　其次要切实解决学员、干部战士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伙食、住房条件、照明、业余文化生活，还有一些大龄同志的婚姻问题。老同志战争年代耽误了自己的婚姻大事，我们要帮助他找找对象，‘人之大欲，酒色财气’，一样都不能少……。 　　第三，要愉快，要团结，要积极向上。 　　怎么才能愉快？要想大事，想好事。这是一个精神状态问题。任何时候，在悲观主义者看来，问题总是一大堆：战争年代想的是敌人的强大，斗争的残酷，自己的生死；现在和平了，老的问题都没有了，但新问题却来了，待遇低了，生活比不上人家，，婚姻没解决了……，总之老想消极的东西。这么想下去，一辈子没有高兴的时候。换一个想问题的方法，就会大不一样：想着国家天天在建设，在进步，日子现在比过去好了，今天比昨天又改善了，心情就会好一些；对于那些横在眼前的困难，就想想有没有办法解决它？办法想了，奋斗了解决了，就会感到非常愉快；有了问题互相埋怨、互相找茬就不愉快，而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就会很愉快；另外我们还要自己找快乐，苦中求乐，唱唱歌，跳跳舞，开开娱乐晚会，打打球，搞搞游戏……。 　　怎么团结？就要讲交心，讲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讲容忍，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讲以大局为重，不计较小事……。” 　　我讲完之后，龚政委和几个校领导除了表示支持我的讲话外，进一步讲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方面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由我牵头，开始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一系列问题。 　　我找到政治教研室主任胡正仁，要求把政治教育做一些必要的改进。那时，他们主要讲党史，还讲一点辩证唯物主义。照本宣科多一些，联系实际少一些。我提出政治教育一个要系统化，一个要联系实际。 　　从系统化说，应以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理论为基础，使学员们通过学习，得到一个能够正确看待和解决中国当前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理论武器。特别是讲清国情，知道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国家今后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斗志。 　　从联系实际来说，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教育，比如，三个学员队的政治教育就不能完全一样；二要加强时事政策教育。比如，当时国内还很不太平，四川大小凉山还是奴隶制，还有动乱，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剿匪任务还没有完成，外部的斗争也很严重等；比如，国家和军队当前建设中有哪些方针政策等。三还要结合部队的实际思想问题教育。怎么看待困难，怎么搞好团结，怎么搞好军民关系，为什么要加强纪律，加强管理？…… 　　另外，象一大队应开小灶，主要讲好当前的时事政策，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讲团结，讲统一战线等。 　　胡正仁说，这样讲课恐怕比较难，有些事情也讲不清楚。比如今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等。我说难，咱们也要想办法改进。这样讲，当然要难一些，因为必须要了解下情，还要经常了解国家的时事政策，许多理论问题还要研讨。 　　关于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问题，已经由训练部全面抓起来。我着重处理了几件影响比较大的违纪事件。 　　一件事情，一大队有三个学员跑到霍溪镇去下馆子喝酒，三个人喝了一瓶酒有些晕呼了。这时正赶上饭馆老板在骂人：“你个龟儿子，象老爷一样，吃了饭不做事，还成天喝的醉醺醺……”三个学员认为老板骂了他们，就和人家吵吵起来，老板说：“我在骂我的儿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三人一听说，“你儿子也不在，你分明在骂我们！”于是就动起手来，其中一个学员抡起酒瓶子把玻璃窗户砸坏了，出门时，揣了一脚，门也掉了下来，里面的桌子椅子也多有损坏。许多老乡在旁边围观，饭店老板也被吓跑了。在群众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先找三个学员谈话，特别是那个拿瓶子砸玻璃的，在部队时是个副连长。我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不知道我们人民军队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么？副连长说：“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确实是我的错误。但是，我是心里苦恼啊！”我问为什么，他就说，“我46年就从河北当了兵，打了老蒋打老美，从朝鲜回来，找到了对象还没有结婚，就因为在部队给领导提了几次意见，他们把我送的学校来了……我那个部队这种情况很多，会拍马的都留下来，爱提意见的给排挤出来送了学校……，搞的我婚也没有结成。”（现在人们会很好笑，送学校的人居然被看成受惩罚！但那时确有不少人是这种看法） 　　看来打架是现象，背后是由于思想问题。我一方面严肃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怎样处理，另一方面，也对他进行了细心的开导。我指出他认为原来的领导报复他爱提意见是错误的，能送学校来深造是大好事，是对他的信任。即使是报复，这个报复也变成了好事。要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关于个人婚姻问题，我指出作为领导会考虑老同志的问题，但必须通过正确的渠道反映上来，以便做出恰当处理。 　　后来他们都去饭馆向老乡认真赔礼道歉，并赔偿了损失，总共大约不到20元。 　　偷老百姓甘蔗的事情影响也比较大。这件事牵涉到警卫连的不止一人，去偷吃的多达二、三十个。但是却没有人制止这种违纪行为，甚至还有人说，谁要告发就揍谁。说明他们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没有发挥作用， 　　在基本搞清了事实真相后，我们通过党组织发动了一次认真的教育。从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到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违反群众纪律的严重后果等。还专门派指导员带着违纪的战士去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我还专门找违纪战士谈谈话，问他们为什么要去偷甘蔗呢？ 　　战士有的说，我们家就是四川的，在家时到地里撅根甘蔗吃不算什么，也没有人认为是偷；有的说，这里的伙食太差，吃不好，也吃不饱，嘴里就是馋；还有的说就是寻求刺激，觉得偷了甘蔗还能不被人发现挺好玩的。 　　看起来，战士们还是年轻啊！这主要是个教育问题、管理问题。同时伙食搞不好也是重要原因。因此除了耐心教育、执行纪律外，还要做许多实际工作。 　　关于改善生活的问题，我组织政治部、后勤处的有关部门，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工作。 　　改善伙食，先从马上就能做的事情开始。一是和霍溪镇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联系，形成对部队粮食、副食品供应的定点渠道，做到随用随进，尤其是肉、蛋、新鲜蔬菜，供应上要做到恰到好处，尽量避免腐烂变质导致的浪费（那时冰箱还没有普及）；二是几个食堂的食品重点要有所区别。二大队四川人多，多做米饭，菜也要适合四川人的口味，而一、三大队食堂则以面食为主，菜要适合北方人口味；同时规定人们可以到各个食堂串着吃，不必固定在一个食堂里。这样不同大队的“少数派”也可以到自己喜欢的食堂去吃合乎口味的饭菜了。另外，加强食堂炊事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多在改善伙食上下工夫。 　　几项措施下来，伙食的改善真是立竿见影。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向机关、各个大队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充分利用学校院内的空地大种其菜，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改善伙食的条件。有的战士不是喜欢吃甘蔗么，甘蔗也可以自己种嘛！另外，种菜可以占用不少业余时间，对于游手好闲的习气也是个抑制，“无事生非”么。 　　彻底改变住房条件，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这需要上级拨款。但有些改善却是可以进行的。住草房子的，可以对出现的问题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暂时措施，比如灭虫、灭鼠等，灯光问题，因为发电量有限，可以对灯泡做适当的调整：学员、干部宿舍和教室的灯头，可以大一些，而办公室的可以小一些甚至换成台灯。 　　改善文化业余生活，许多事情可以马上办到：关于电影，原来一星期只放一场电影，几千人看又挤效果又不好。宣传科长王恳立即到军区政治部联系，结果争取到一部电影一个星期可以放三场的机会。这样，专门给学员放一场，营连战士一场，干部、家属一场。后来，经过努力，居然争取到每星期两个拷贝，也就是说，一星期放六场，看俩个电影！这对干部战士可是个天大的喜讯。 　　又给校部的播音室做了一些改善，增加大喇叭、增加群众喜欢的唱片，规定每天早、中、晚的具体播音时间；还从政治经费里挤出一些钱买了60部留声机，分发机关、各大队、区队，可以在业余时间随时播放歌曲戏剧等唱片。还给各队添置了克郎棋、扑克、象棋、球类等文化体育娱乐用品，并要求各部门组织各种活动以及学校各部门之间的竞赛。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经各方的共同努力，从教育、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几管齐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的面貌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变。管理抓紧了，纪律加强了，生活也改善了，全校学员和干部战士的精神状态也显得生动活泼起来。龚政委很是高兴，对我说，“你真是我的得力助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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