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余波 　　 　　回到北京三年来，工作我一直感到紧张而愉快，尽管在个别问题上也有争论和烦恼，但总的说来大环境比较宽松。因此，我们的正常工作搞的比较顺利，而且有了新的突破。 　　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派性的影响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余思想又在学院翻起了一阵波澜，把人们又搅进一阵混乱中去了。 　　院里有个副教育长叫籁云峰。这个人是个很有名的人物，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是志愿军总部的一个参谋，由于他当时预见到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因而受到周总理、叶帅的器重，连毛主席也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样，他在“三八”式干部里面提升的就算比较快的了。是1961年的少将。但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过刘少奇、周总理的材料，所以人们对他比较愤恨。在学院的威望并不怎么高。他和教育长李水深的关系也不怎么好。 　　还有个人物叫赵锦贵（前面已经提到过），是后方教研室（这个室是正军职，比其他教研室级别高）的主任。该人是个“火箭干部”，文革期间，是最早的造反派，“红总”的负责人之一，曾经去抢过总后的干部档案；后来又是5.16和5.17的成员。他是个在幕后耍羽毛扇的人，据说成立5.16和5.17也是他的主意。 　　赵和雷不知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了，关系不错。 　　训练部（教育长下属的机关）有一个女文书叫钱蓝珠，人很漂亮，也很开放。她和籁云峰的关系不错，于是就有人传说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 　　籁由于和赵的关系不错，所以上面一有事，后方教研室就能得到消息，这引起了教育长李水深的不满。两人的矛盾就闹的很大。训练部政治处主任陈关寅和李水深的关系不错，于是就总在李面前推波助澜，说籁的不是，“小辫子”就是籁、钱万的不正当关系。陈这个人文革中是燎原纵队的。也是个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的主儿。 　　这样无形中就成了两派，其老底子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燎原纵队和5.16、5.17的对立。一边是李水深、董交匀、陈关寅……等人，一边是籁云峰、赵锦贵……等人。而且闹的越来越大。 　　后来居然李井鲲政委也卷进去站到了籁这一边；李水深这边也加入了不少高层人物：政治部副主任王卫昌，组织部长张火彤，还有不少中层干部，什么高堂深、郑树人、阎登修、余震扁……。 　　这个事情虽然导火索是籁和钱的所谓不正当关系引起，其实，根子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中派性的严重影响，仍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对这个东西，我早已经厌倦了。我觉得这太无聊。因此对这场纠纷我采取了劝和的态度。 　　我的这个态度许多人不理解。什么高堂深、陈关寅，特别是郑树人，见了我就横眉怒目，说我出卖了他们；于志亮说的更坦白：“老赵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我们荐你回学院重新组建军械教研室，你现在却来搞调和！你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还有陈关寅说我是中间派，立场不坚定。他尤其对我在组建教研室的时候居然把5.16的骨干分子任君止也要回来了，甚至还要把辛红全、宋固群也搞回来，简直是岂有此理！“你确实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你难道忘了5.16、5.17整你的专案了么？” 　　我就跟他们辩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过了，我们哪里还有时间再来搞这些东西！我回来组建教研室，是想在我任职的最后几年为部队多搞点建设，你们说我好了疮疤忘了痛，我不这样认为。我要人，不是看他整没整过我，而是看他是不是有这个才能，人是不是正派。文化大革命中的恩恩怨怨，谁能说的清楚？” 　　实在说服不了他们时，我就说“行，你们搞你们的，我再也不说话了。但我们的事你们也不要干预。我马上就60了，要离休了，得赶紧再干点事，没有时间跟你们扯。” 　　在教研室我嘱咐黄建和其他同志，没事不要去训练部，外面的事情不要管，一心一意搞自己室里的事情。 　　但是在院领导那里，我还是要极力陈述我的想法。李政委我也找了，王卫昌副主任我也找了，李水深我也找了。我说，还是应该以和为贵，都是自家人，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么？到底是什么大事嘛？男女关系的事，请假不归的事，在支部会上就可解决，何必由院首长出面？现在有多少事情要办啊！ 　　李井鲲、王卫昌接受了我的意见，李水深没有接受。 　　这时，钱蓝珠却闹得越来越大。不吃饭，不起床，寻死觅活，一定要李水深、陈关寅澄清对她的污蔑，否则就要上告。而李、陈的火气也越来越大，一定要把籁整倒不可，还要整钱蓝珠。偏偏在这时，北京日报，甚至浙江日报，却刊登了籁云峰在朝鲜战争期间预见仁川登陆的杰出事迹，从而大大增加了籁的筹码。双方搞的相持不下。 　　时间不长，由于领导层的变动使这个争斗暂时平静了一阵：李井鲲、李水深、等都免职离休，陈关寅也被免了职。 　　新来了一个政委曹恩缘，给了我一种新的希望：盼新领导能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好环境，这样我们还能多搞点建设。没有想到，曹的到来，使学院更混乱了很长一阵子。 　　曹刚上任不久，就到我那里去了。很亲热，见到我主动打招呼，无论是年龄还是职务还是资历，曹都比我高出一大节，他却叫我“老赵”，搞得我有些不好意思，我说：“首长来了，您可不要这么称呼我，不好意思。”曹说“听说你们军械教研室搞的不错，很有成绩么！你在学院也是个老同志了，在某部也很有点名气。”我说“哪里，哪里，工作还不都是大家做的。” 　　没有说多少话，曹就说起了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听说燎原纵队、工人造反团很厉害呀？”我就说“开始很厉害，后来不行了，但他们没有夺权，也没有抓中层干部，也没有整死人。到得后来，大多数也成了受迫害者。”曹又问“你是哪派的？”我说“我哪派的都不是，两边劝，结果两边挨整。”曹又问为什么5.16、5.17整我，我说“我不同意他们关门打狗，抓人……。”曹说“原来你是个中间偏右派。”我说“反正我凭党性办事。直到现在我的态度还是要和稀泥。我用的人两派的都有，我选人的标准不是那个派，而是能不能胜任我教研室的工作。那个任君止就是搞我专案的，我照样要用他……。” 　　曹恩缘后来没有说什么就走了。我到了也没有弄明白他问我文革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是干什么。后来我找到王卫昌打听新来的政委怎么样，王说“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学院又要乱一阵了。”我说为什么，王说这你就不要问了。我又问曹政委的情况，王跟我做了简单的介绍。曹是1955年的少将。曾是舟山守备司令部的政委，文革期间是新疆军区的政委。四人帮倒台后他在新疆站不住脚了，被调到总后当副政委；但和王平又搞不到一块，于是调来学院。 　　不久，曹恩缘又来到军械教研室。他这次来是要了解王亮云的情况。这倒把我搞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王亮云这个人很老实，办事极为认真可靠，在安排干部的问题上，安排干部家属的问题上做的非常好。我们正打算要提他到学员队当副政委呢！ 　　曹说“听你们教研室的韩雨蓬汇报，说王亮云在武汉安排干部的时候，说什么‘现在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没有发财，不三不四的人却发了财了’。这不是对党的政策不满么？这样的人，你们不开会批评他，还要提拔他？” 　　我一听心里那个气！我想，看来你曹政委也是个爱听“小报告”的人。象王亮云这样的同志，本来应该受到表扬的，这么被歪曲了一句话就完全成了一个坏人，这个理到哪里说去？那年他安排干部，7月的天，在武汉整整呆了半个月，不仅把军械教研室的人安排好了，还给学院其他单位的安排了好几个，获得了同志们的尊敬。现在倒成了罪人了！ 　　我说“您知道他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么？他是在党小组会上汇报思想的时候说的。而且是他听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报告后，检查自己原来的错误认识时说的，怎么反倒成了坏事了？如果这样谁还敢畅所欲言？向你汇报的人是在断章取义！” 　　曹最后走的时候说“老赵你可要掌握原则呀！” 　　两次和曹接触。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觉得这位首长好象也是一个不搞正经工作而喜欢整人的人，一个不看大节，专爱挑人毛病的人。回来找系副政委黄村森说了这个事。黄说，怪不得王亮云的命令本来就要下达，结果给扣发了。我一听，王亮云完了，没戏了。 　　由于感到年龄快到了，我开始担心教研室接班人的问题来。我跟黄副政委说：“教研室接班的问题，我考虑了两个人：任君止、孙凭义，孙凭义现在还在学习，先把任君止提起来吧。最好是你提这个事，用系里的名义。按说徐泽天也是老资格了，可惜年龄大了些，不行了。” 　　黄同意我的意见，就以系的名义把任君止报上去。 　　一切顺利，不到一个月，院里就批准了，任君止被提拔上来。 　　可惜的是任君止同志没有福气，提拔上来时间不长就发现精神不振，每天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这个同志，工作起来任劳任怨，没白天没晚上。这次组建，新教材的几乎一半都是他审查定稿的。人很本分，又很团结人。提拔他，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也算得众望所归了。结果到301一检查，居然是白血病！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是心痛啊！时间不长，也就是过了年，到了1982年，他就去世了。任君止，我永远记得他！ 　　奇怪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教员也得了白血病，也是不久就死去了。 　　这段时间，学院的人事变化很快，有的令人高兴，有的也令人不可理解。杨戈江当了训练部长。这对于我们教研室是一个好消息，关于教学方针问题 ，从此以后再不会有什么争论；关于计算机的普及问题将来更不会成问题。杨已经明确表示，要将计算机在全院推开。关于接班人问题，我又向他推荐了孙凭义。杨很是赞同，说：“孙完全可以。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又是哈军工毕业，品德好，年龄也不大。”我一听就说：“那干脆让他一步到位算了，我提前把位子让出来。”杨说：“不行，你现在还不能走，让他先当副主任。”我说：“孙凭义的事情还是由你出头推荐比较好。”杨也答应了。 　　安排了这个事，我心里一阵轻松。不过，杨戈江却一再叫我不要做马上走的打算。我说：“我就是要走，也要给后面的人留下一个完整的摊子。” 　　另一件人事变动就是赵锦贵被提拔当了副院长。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应该承认，赵在教学组织方面还是有一些才干的。逻辑性强，上课不看稿子可以一下子讲两个小时。他的后勤理论（主要是苏联的）有一套很完整的体系。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故步自封，不学习新事物，也很少联系部队的实际情况。这样一个故步自封的人，狂妄自大的人（他居然因为一个什么战术问题和张辰吵过嘴，张辰何许人？那是当过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人！），曹恩缘一来居然提拔他为正兵团职，他有何德何能，何种建树？什么理由？桌面上说的就是因为他文化大革命中不是造反派的头，年纪也比较轻。但在许多人看来，就是赵投了曹的所好。曹又找梁敬叶，又找余夏伟，据说还找到了叶帅，批了。 　　籁云峰曹恩缘也准备提，但学院一听说要提籁就炸了窝：“这个人，整过周总理的黑材料，没有判他的罪就不错了，还要提他？”于是纷纷向中央军委写信，向邓小平同志写信，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赵锦贵这个人后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一年后，学院从兵团再往下降格时，没有他的位置了。总部想把他往别的单位调，结果谁也不要他。国防大学、济南军区，军事学院……都不要。于是，只好年轻轻（50来岁）就离开了工作岗位，休息了，这是后话。 　　不久，专业一系的某教研室发生了两起影响很大的事情，我由于已经是系里的副主任，所以和系里的几个领导就去处理这两件事。 　　一件事情就是某教研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闹矛盾，闹到在公开场合大吵大闹的地步；再就是某教研室一个教员，在讲课的时候，居然把拿破仑说成了“拿破仓”。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对事情的原委进行了认真的了解。 　　关于那个教员，我们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仑”和“仓”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成了学院的一大笑柄。学院是堂堂的解放军某系统的最高学府，来学习的人也都是解放军的中高级干部，谁不知道世界上最有名气的军事家之一拿破仑？而这个教员居然不知道！仑和仓用手写讲稿的时候，如果写的潦草一点是很难区分的。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这个教员没有一点军事常识。他只要有一点这方面的常识。也不会犯这种错误。 　　我们后来一查这个教员的底子，却原来是一个总参老干部的独生儿子，那个老干部去世了，家里只剩了老太太。也不知她通过什么关系，把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儿子给塞进学院当了教员。这个教员娇生惯养，无法无天，据反映有一次坐公共汽车，他没有挤上车，就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砸车，结果把一个乘车的老头脑袋给打破了，后来人们把他抓起来送到公安局，还是某教研室的领导把他领回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不合格的人是怎么进来的？在进一步的了解中我才知道，某教研室的不少教员，都是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他们室的领导，大概也做了“交易”，因为他们的子女、家属都已经安排的好好的了，根据我的体会，这种可能性太大了。但我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我感到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从更深的层次看，我隐隐感到了我们在用人制度上恐怕存在一些问题。如果领导者自身比较好，办事出以公心，也许人能选的好一些，对事业有利一些；如果正好相反，就可能给事业带来损失。这全决定于领导人的自身素质了，好象缺乏一种客观的标准和制度。在战争年代由于有残酷的外部环境作为选人的客观条件，这个问题好象不太突出，现在这个问题就慢慢出来了。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心里想只能就事论事，这个教员不行，就处理教员，其他诸如交易之类的事情不能深挖。 　　关于这两个主任吵架，经了解，一个是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另一个原因也是和讨厌的宗派问题挂上了钩。 　　某教研室主任姓白，过去曾在哪个军区当过教务处长，行政13级，原来顶多是个正团，到了这里就是正师。各方面的素质差一些；副主任姓阎，在西藏军区一个团级医院当过院长，行政级别却很高，是10级。这个人是红军时代的老人，本人就是在部队里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苏联人（大概是中亚一带的），现在都在苏联。他的爱人是个二毛子（苏联和中国混血人）。这个人医疗技术挺好，但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都不太好，因此调到学院之前只是个团职干部。到了这里，在工作上还是不能一碗水端平：和自己好的，什么事情都好办，随便准假批条子，和自己不好的，就是公出回来报销也是不行。 　　这两个人，到了学院，白就和杨院长关系不错，而阎却和曹恩缘的关系不错。在他们两个的下面，也各自有了拥护自己的一些人；在他们的教研室里，也开始有一些文革期间派性的苗头。这两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个不了，但许多事情却摆不上桌面。能摆上桌面的，恐怕就是批假、报销不公平的事情。 　　了解了这个情况，我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还是要提高认识。要高屋建瓴，要从大局出发来劝和；问题明显证据确凿的，则要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 　　后来系领导（黄村森副政委、苏欣副主任和我）找教研室两个主任集体谈话时，我说了这样几条意见：“学院是解放军三大学府之一。在这里当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副主任，具有崇高的地位。你们的一言一行都有表率和示范作用，因此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公开场合吵架，不但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团结和在工作上的合作，伤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有失尊严，会在全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因此你们应很好地反省这个问题。教学质量一定要严格把关，决不能放松，教员要严格考察，不合格的一定要淘汰；讲课要试讲，教学方法要交流。 　　现在，切记再搞拉帮结派那一套。文革期间最痛苦的教训之一，就是你一伙，我一伙，造成了党和军队的分裂。这最容易伤人，最容易造成内部的不团结，具有极大的腐蚀性，一旦形成了分裂的局面，将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你们室里，有个别几个人就有这种倾向，我不打算说哪派对，哪派错，有问题一定要个别谈，谈也不要扯派别的是非。要顾大局，顾整体。 　　几个具体问题，要认真处理。那个教员，不能再用。一字之差，说明其缺乏起码的常识，历史知识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文字也不行。至于在外面闹事，破坏了军民关系，则要给以必要的处分。你们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人，也要很好反省一下。另外公出应该给报销的，一定要给人家报，这种不按正常制度办事的行为不但愚蠢，也最容易失去领导者的威望……。” 　　黄、苏二人也讲了一些。后来基本上把矛盾平息下去了。那个教员也做了处理，给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调离了？教研室；几个该报帐的都报了，不该报的也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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