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军 　　 　　 “你先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报到。和你同去的还有几个人，”谢继续说，“手续已经由学校转过去了，你们每个人手里只拿一封介绍信。” 　　军区政治部在阜平，跟我结伴一起走的还有一个人，叫刘文，是陕西人。他虽然后来一直不和我一起工作，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那时已定婚，十多年出生入死的岁月对在陕西的未婚之妻始终不忘，直到解放后，他把她接来，结婚成了家。 　　我们用两天时间走到了阜平城南庄。第二天上午政治部组织部的王中焕部长接待了我。这人1.7米左右，比我高一点，长脸，平眉毛且长的很均匀，眼睛发光特别有神；高鼻子薄嘴唇；声音虽然平和但堂音很重，象从丹田发出，底气颇足。他走路很潇洒，连坐着都是腰板直直的。他跟我谈话脸上始终露出和蔼的神色。 　　“赵贵徵小鬼，给你一个连怎么样？能不能搞起来，叫你当个指导员。” 　　“可我能行么？我才是个候补党员呢！” 　　“那我们明天就给你转正！”王部长快人快语，“给你一本书好好看看。”说完递过一本书。我一看是本《政治工作条例》，赖传珠编写的。“先在这里住两天，洗洗澡，这里有温泉。如果有虱子好好消灭消灭，当指导员就不能有虱子啦！” 　　我心想，不长虱子？我才有两件衣服！拿什么换洗？ 　　第二天王部长就给了一张表让我填写，上面盖有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就算转正了。和我一起履行手续的还有十几个人，我用眼睛一看，他们都是政治队的，就我一个军事队的。其中刘文去了3分区政治部当干事，12个人是去当指导员，还有一个叫腾蛟的是去游击军第三支队当教导员，而我也正好是去游击军三支队八大队当指导员！看来这个腾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了。 　　和刘文分手时他告诉我，陈东平调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工作，陈士拔也跟着去了。这使我更加深信陈东平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下面说说腾蛟（这些事是我后来才慢慢知道的），他是辽宁人，大学没毕业就赶上了“九一八”，于是随着大批的东北流亡学生进入关内。共产党把学生组织成“东北学生干部工作队”（简称东干队），他是工作队的组长。腾很早就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了。到晋察冀后，原准备去山东，聂荣臻司令把他们留下来了。原因是要派他去参与改造一支起义的部队。腾个子不高，胖胖的，眼大嘴大耳朵大鼻子高，梳一个背头，这个人非常活跃，幽默，笑话连篇，和他在一起很愉快。 　　王部长说我们去的部队叫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是1939年春从保定起义的伪军部队，一个旅的编制。他们的营叫支队，连叫大队，排叫区队。到边区后，都提高一级待遇。 　　说起这支队伍还有一段来历。1934年大汉奸殷汝耕在冀东24县搞所谓自治，组织了这支部队。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冀东成为日占区，殷汝耕也完了，但队伍保存下来，成为日寇指挥的伪军。后来为了对付八路军，把它调到保定来维持保定、望都、完县一带的治安，保证这一带铁路的安全和日军粮食的供应。该旅旅长叫王博，是个有爱国心的人。他早已不满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不满在敌人营垒内被当作奴才般的不公平待遇。 　　后来通过舒同等人的秘密工作，争取了这支部队的起义（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描写的起义就是以此事为原型） 　　和我们一起去游击军的还有一位领导叫康廷申，据说是北方局地下党派来的，去当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他戴着一副眼镜，话不多，只是说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王部长说完，舒同来了。他讲了到游击军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王部长提醒说，不要记笔记，记在脑子里。 　　“到游击军后要做三件事：第一，宣传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真三民主义，什么是假三民主义。关于这一点，你们都是抗大的优秀毕业生，我不用多说。关键是要讲清，现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三民主义实行不了。在抗战时期，我们要赋予三民主义更丰富的内容，特别是民族主义。我们可爱的中国，我们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但我们落后也只是100多年的历史。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驱逐日寇，实现民族解放，否则什么也谈不上。但是，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所以要二五减租，因为真正当兵打仗的大都是贫苦农民，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民生主义；另外，抗日决不单单是政府的事，要发动全民族抗战，所以要搞民主，就是在军队里也要实行一定的民主。 　　第二，在游击军里要注意兵痞、汉奸和喝兵血的坏家伙，“吃人肉”的坏家伙，这些人可以说是生番。但这件事做的要隐秘，不要张扬。要记在心里。 　　第三，对士兵，对大多数军官，要尊重人家，要讲义气……” 　　这时王部长对我说：“赵贵徵小鬼，你去了管大队长要叫大哥，这个人不错。对当兵的要讲义气，有困难的要帮助，得病了要去看望，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去找康主任。士兵的问题可以记在本子上，具体如何开展工作，有教导员布置，要活泼，不要板着脸。” 　　腾蛟也说“小赵你去了以后，跳呀，唱呀，都要搞起来，要把部队带得生动活泼。” 　　 　　游击军司令部在唐县东洋庄。这个地方是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地带，呈典型的丘陵地貌。再往西到了西洋庄，就进入山区了。 　　从城南庄到东洋庄有大约七、八十里路。我们出发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天上是白茫茫一片，地上被雨水泡透了的泥石路面。脚一踩上去，不是鞋被泥粘下来，就是在拔脚时带起一鞋底厚厚的泥，只三、两步，鞋就成“大锤”，重得迈不开。那时我们穿的都是布鞋，布鞋不跟脚，总是被粘掉，因此走路极其困难。后来有人提议用绳子把鞋和脚捆在一起，这样鞋不掉，也能走了，但鞋又重路又滑，因此行军的速度非常缓慢。 　　按规定，组织上配给康主任一匹马，开始他还骑了一段，后来他就用马驮大家的行李，自己则和我们一起走路。 　　那次行军之困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早上六点起床不久就出发，一直到半夜才到达目的地，被累得人仰马翻。腾蛟这个人是真好。在行军途中他始终跑前跑后，招呼这招呼那，不断用各种办法鼓舞大家士气。一会儿，他念念有词到：“不怕慢，就怕站，郎里跟郎，走一步，少一步，郎里跟郎；山上不怕水，郎里跟郎，平地不怕狼，郎里跟郎；”一会儿又念：“叫同志，别睡觉，郎里跟郎，一睡觉，把队掉，郎里跟郎；步子不怕小，郎里跟郎，就怕不稳当，郎里跟郎……” 　　腾蛟的这种精神，对大家的士气的确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嫌烦的。于是腾蛟说碰球词：“我的一球碰几球”时，有人就在下面悄悄说：“我的几球碰你个屌！” 　　这样一路走来，到也不寂寞。 　　走夜路更加困难，不但难走，连方向也搞不清了，康主任手里有地图，他就不时拿地图用手电照着看看，然而这并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找了一个向导领着我们。就这样在泥里水里，一脚深一脚浅，终于走到了。到目的地后赶快把鞋脱下来，整个脚都泡白了。 　　在东洋庄，王博司令和三个支队长一直在司令部点着煤油风灯（一种风吹不灭的煤油灯）等我们。估计是他们接到了军区来的电话，知道我们今天一定会来。 　　司令部很大，可能是地主住宅的客厅。王博高个子，身材好，大约40来岁，没有留胡子，人长的很白净，可以说眉清目秀，眼睛很有精神，说话文雅。他说“你们辛苦了，这样的天气行军，真可以说是步履艰难！看来你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强。”紧接着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在场的几个人。“这位是一支队长师升山，”看他时，瘦瘦的脸尖下巴，一身军装，和我握手时闻到一股大烟味；“这位是二支队长高某某，”看时，长得倒象个书生，而且感觉他与王司令的关系似乎更好一些；“这位是三支队长柳运祥。”此人脸长得干巴巴，黄黄的，浑身一股纸烟的味道，两只手的手指也被烟熏的黄黄的。 　　介绍完之后，没有更多的话，嘱咐我们赶紧吃饭，然后休息。 　　馒头稀饭加咸菜，我猛喝稀饭，还吃了三个大馒头。饭后什么也不想，五、六个人一个屋，倒头就睡，连衣服脱没脱都忘记了，屋子里蚊子不少，但也顾不得了，用被单一蒙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大约有八、九点了。 　　康主任可能整整睡了两天，才算缓过劲来。 　　早饭馒头稀饭，中午改善伙食，米饭，炒白菜，韭菜，根达菜，还有鸡蛋、蒸肉。大吃一顿。从延安以来都是蹲着吃饭，这次却坐在桌子旁吃。饭后就到各个所在单位去了。 　　三支队队部在北贤口村，而其所属的八大队则在老虎山下的南村。 　　出发时给腾蛟送来一匹马，然后我们每个人跟随一个通讯员，分手时腾蛟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嘱咐的了，你就和大队长一起回驻地吧，好好干，有事找我。”从这时起我独立进行工作的日子开始了！那年我17岁。 　　大队长张凤奎，40多岁，山东人，高个子，紫脸膛；脚大步子稳。他有一匹马，但他没有骑，而是和我一块走。 　　“张大哥，我是湖南长沙人，家中已经没有人了，我从南方到北方，今天又到这里走马上任，和你一起工作，请你多多帮助。” 　　张凤奎问我在抗大都学了一些什么，我就简要地做了介绍。 　　“我非常希望来一位共产党的指导员，”张凤奎说，“今年是个灾年，战士家在平原上的人很多，你看这平原现在到处是水，庄稼都完了，军心不稳，士兵的工作难做啊！再这样下去，吃饭都要成问题了。” 　　终于走到了驻地南村。这是一个只有100多户的穷山村，从老虎山上往下看，就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还可以看见唐县城，县城被鬼子占领了。 　　张大队长把三个区队长都叫来了，算是跟我见面。一队长藏怀峦，二队长宋楚，三队长杨某某。宋楚看上去是个读书人，有30多岁，跟我握手握的很紧。 　　几个人见了我都敬礼，我还礼。“想不到指导员很年轻啊！”几个人异口同声。 　　“我确实是个小弟弟，”我说，“这是共产党的培养，再就是碰上了一点好运气。”和大队属下的几个干部就这样认识了。 　　中午吃的小米饭，炒了一个白菜，还准备了辣椒。吃饭时把司务长也叫来了。这个人叫梁右录，50来岁，一看就觉得是厚道人，也是行伍出身。饭后他向我介绍了一下大队的经济情况：小米1千多斤，白面两袋；菜金还有200来元，牲口有两匹马，大队一匹，食堂一匹，行军时我的行李可以放在马上。 　　我知道旧军队中司务长肯定是长官的心腹，因此我很留意，但梁右录言语不多。当我提出到仓库看看，他马上就领我去了。仓库东西不多，有一些小米，白面，油，盐，酱，咸菜等。 　　张大队长叫通讯员带我到各班去看。通讯员比我还大一岁，叫李小久 ，定县人。该大队共有12个班，也就是一个区队4个班。每班12人；队部有两个通讯员，两个理发员，两个司号员，一个卫生员，见他时背着一个药箱子；一个司务长，一个上士，10个炊事员，炊事班有两口做饭的大锅和若干做饭的家什。 　　整个大队的武器装备真棒极了：每个战士都有一杆漂亮的三八大盖，50发子弹；一个区队有一个机枪班，一挺闪着烤蓝光亮的歪把子机枪，枪身上刻着“昭和11年产”字样；一挺机枪配有1200发子弹、两个枪管，以备在战斗中枪管打热了更换；机枪班三个弹药手三个背弹手三个射手，机枪班长自配一把手枪；有个机枪班长很牛气，见我敬了个礼就再没有说话。 　　巡视回来张大队长对我说“游击军是守卫军区南大门的。在这边我们受到很大优待。你知道，我们是起义过来的，军区对我们照顾有加。我知道老二团、骑兵团都没有我们受照顾。菜金他们每月3角，我们是3角5分；小米他们每月40斤，我们却是45斤；我们的冬装已经发齐，二团才发了一半。啊对了，你的冬装也发了，”说着叫人把我的棉衣裤拿来，一穿，挺合适。特别是裤子，还是个马裤，穿着很精神。“我现在按营职待遇，还给我配了一匹马，对共产党真是没有什么说的。” 　　言谈之中我感到，这个张大队长从心里欢迎我们的到来。从这两天的接触中，无论是王博司令，还是下面的区队长，大多数都是希望我们来的。就王博司令来说，从他下决心起义时起，就已经义无返顾地断绝了跟共产党走到底以外的其他一切出路。 　　这时我又想起了来前舒同同志说过的话：“游击军里还没有党员，你们要去播种。”我感到了肩上的担子，又有点担心，自己年纪太小，怕压不住阵。 　　张大队长又说起了每天的操课内容安排，并说“每天都给你留了两个小时的政治课时间呢。”我一看课表，明天就有我的课！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心里稍有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并同意明天就开始讲。 　　但是讲什么呢?心里没有底。原来听别人讲课，现在要给别人讲课，这感觉立刻就觉得不同了。忽然想起腾蛟说的话，“有事找我。”于是顾不得天色将晚，马上去了北贤口。 　　不想其他两个指导员也来了。腾蛟说：“我们研究一下。我已经大致摸了一下情况，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今年遭了大灾，大多数战士的家又在农村，家里的生活会遇到很大困难；另外弄不好也会影响到部队的供应。这可能会对军心造成较大影响。我们政治课的内容一定要有针对性，所以要就这个问题讲一讲。这样吧，你们就讲讲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讲讲大灾之年如何和群众一起度过灾年吧。”于是，几人详细地研究了讲话的要点。腾蛟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不仅是说，更重要的是做，因此要提出几条实实在在的办法，在大家同意的基础上，带领大家去做。” 　　在腾蛟的指导下，我们心中有了底，于是连夜回去准备。没想到，第二天我的讲话，不但震惊四座，而且也给我自己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毕竟是我的第一次亮相啊。 　　第二天，全队的人都来了，黑压压坐了一大片。人们都用好奇加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大概有的人会在心里想：这个小指导员能讲些什么? 　　我上讲台前心中的确有点慌。最主要的心理问题是怕自己年纪小，压不住阵。 　　但一想，我索性放下这个包袱，不就一身轻松了么？于是，我从容地走上讲台，用诚恳而带着激情的眼光扫视一下众人，开始了第一次演讲：“弟兄们，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年纪还小，比在座的所有人都小，你们都是我的大哥！因此如果我讲错了，就请大家提出批评，讲的不好，也还请各位大哥包涵。”说完这话，我觉得自己的心很快轻松下来，下面也发出一种谅解的笑声。 　　“今天，我讲什么?讲讲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民生主义第一要义，就是要叫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四万万同胞，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温饱？日寇占领了我们的半壁河山，而且占的都是最好的地方——大平原、大城市，物产最丰富，生产最发达的地方。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搞的我们民不聊生。因此从根本上说，要讲民生，就必须把被日寇占领的好地方都夺回来，这样我们中国人的好日子才有保证。当然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需要我们坚忍不拔的努力，作为抗日军人，更要肩负起最重要的责任。” 　　“从眼前的事情来说，讲民生主义就更直接。比如今年我们这里遭了大灾，许多弟兄家里的生活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部队的供应，也不免会受到影响。怎么办？我想，做为我们抗日军人，有义务帮助人民解决困难。打仗，驱逐日寇，是从根本上帮助人民解脱苦难，但力所能及的帮助老百姓解决当前的生活问题，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外，我们自己动手，还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民生主义嘛！为此，我有这样几点提议：第一，协助边区政府，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秋后补种补栽；第二，部队节衣缩食，将节省下来的东西，给群众一些补助，比如可以给群众一些荞麦种子；还可以用以补助一些最困难的战士的家庭；是否可以向老二团看齐，将口粮由45斤减到40斤？第三，自己动手，搞一些生产，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比如种点菜，解决吃新鲜蔬菜的问题，喂口猪，先喂一头，到年底就可以杀肉吃；自己打柴草，解决冬天烧炕、取暖以及平时做饭的烧柴问题；第四，自己动手改善生活条件，比如消灭苍蝇，比如割蒿子晒干编成辫子，晚上可以驱蚊，使大家能睡个好觉，比如摘皂角，淋灰水，常洗衣服，不生或少生虱子。总之，不靠神仙皇帝，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民生主义要实际来做，不能光喊……” 　　大队和区队的几个领导，都用眼睛瞪着我，好象不认识似的，那眼神好象在说，没看出来，一个小指导员，竟能说出这样一大篇道理!他们那里知道，我这也是现买现卖啊！ 　　我的话音一落，下面的掌声整整鼓了两三分钟，人人眼中都显出兴奋的神色。张大队长问我：“你是怎么准备的？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这一番话，把我心中一直担心的问题解决了。事不迟疑，咱们马上就把事情做起来。” 　　当天晚上就组织讨论，直到九点多还没有人睡觉。第二天就通过了决议，上报到了支队，全支队也通过了决议，还马上在游击军发了通报并报到了军区。 　　后来我悄悄了解到，我们八大队的反应最热烈，行动也最快。 　　政治课后，把原来正常的操课全都打乱了。张大队全力支持我，说现在民生问题是主要问题，要马上做。他一说，全大队没有人反对。 　　说了话就要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打柴草5万多斤，种菜20多亩，有白菜、萝卜还有其他一些菜，还养了两头猪，通过和滕蛟商量，用省下来的部分粮食（一人半年省30斤，全大队能省5000多斤小米）救济了大队里十几个家庭最困难的战士，全支队被救济的共有40几个。这些战士非常高兴，整个部队也笼罩在一种团结振奋的气氛中。 　　通过这次活动，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战士们都十分愿意和我接近，这给我进一步做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开始深入班、区队，逐步了解和掌握更多的情况。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点，就是旧军队中的那些兵痞，土匪。我逐步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 　　一支队长师升山，是个地道的土匪头子。又抽大烟又绑票，据了解，起义过来后还干过绑肉票的勾当；这个人马术很好，枪打的也很准，骑在马上能在夜间打线香头；依着藏怀峦，宋楚的说法，这个人的秉性是“狗吃屎难改。” 　　我们三支队的支队长刘运祥是个最老实的人； 　　几个支队的头，社会关系成分都很复杂。 　　我们大队的几个区队长，藏怀峦、宋楚都不错；只杨某是个老当兵的，会打仗，但是个兵痞。时间不长就被调走了。宋楚是丰润中学的，有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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