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凤山 　　不久钟天发的调任命令来了。要他到二团去当团长。钟天发的位置将由李希亭担任，在他没到任之前，大老甄暂时任支队长。 　　那时干部提升的也快，而且完全是以战斗成绩为标准。但钟天发走，我们是真舍不得呀！李济环为此专门开了一个欢送会，在会上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了这段时间以来，支队在钟天发同志领导下打了几个漂亮仗，这几仗，是打开定唐局面的大手笔。 　　钟走后，大老甄就找到了我。他说赵指导员，你要和我一块活动。我要下山，在山上我是呆不住的。山上的事情就留给政委他们吧。 　　我说，这正和我意，你什么时候通知我，我就跟你走。 　　大老甄说，那你等几天，这么个大摊子交给我，我走了总得交代一下。 　　只要呆在支队，那就是我学习的好机会。我先去宣传部门，了解当前形势，国际国内、晋察冀。每次来，都能得到好消息，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展。 　　为了向南面的定县推进，我打算了解一下定县的情况，于是找到了城工部部长黄光。黄说你找我了解定县的情况，还不如找你们支队长大老甄。他长年在那边活动，到处都是他的关系，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许多情况下要想打胜仗，没有他的内线提供情况是不行的。 　　这话不假。我在三队的许多次活动，都与大老甄的情报有关系。所以我一直想了解一下这个既令我敬佩，又使我觉得神秘的人物的情况，于是对老黄说，如果方便，你干脆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大老甄吧！ 　　黄倒痛快，便如数家珍似的给我介绍起来。 　　甄凤山，定县转路镇人氏，早年给地主抗长工，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5年在定县搞过麦收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影响很大，他的名声也就传出去了。那时在定县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文找李济环，武找甄凤山”，如今这两个都是我们三分区有名的人物。 　　甄凤山早年还参加过青帮，青帮是我国一个很著名的帮会，前清时是管漕运的，后来慢慢演变成一个流民的结社组织。在保定地区若论辈分，甄凤山的辈分最大。有了这一层关系，大老甄在社会上交结、认识的人特别多，不管是敌方我方还是黑白两道都有他的关系。因此现在在敌伪阵营里，通过他建立了我们许多的内线。 　　抗战初期国民党大溃退，军队一泻千里，国民政府也支离破碎，整个华北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真是群雄并起，不少“绿林好汉”揭杆子、拉队伍，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有的打着保护一方平安的旗号。一些大点的地主，都组织了“红枪会”，其实就是自己的护庄队。象西板村的张老平、转路的高家大院、清风店镇西南合村的鹿钟麟等都有护庄队。八路军进入晋察冀后，这里居然还冒出来一个“九路军”，是一个姓赵的拉起来的，他自封司令，有2000多人。 　　上述这些武装，虽然当兵的都是穷苦人，但领导者大多心术不正；虽然也能为抗日出一些力，但实在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坑害老百姓、与八路军作对的事时有发生。大老甄就着手收编他们。他除了正面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主张和政策，还通过自己的威望和过去的社会关系套交情、搞分化，再加上以武装做后盾，先后把定唐一带的地头蛇都“吃”掉了，连那个有两千多人的“九路军”，也被收编，姓赵的也被消灭；加上他自己不断组织的抗日武装，在定唐支队合并以前，光经过他手组织起来的人枪就有三万多！ 　　要说大老甄是个传奇人物那一点不假。黄部长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例子之一：七七事变那一年，日本人占领了定县，不知怎么搞的，日本人把我们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的老婆给抓住了。大老甄听说后，当天晚上就潜入定县城，把日本宪兵队长的女人给抓了。把她从下水道给拖了出来，抓走了。至于是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抓的，没有人知道。然后通知敌人：用县委书记的老婆来交换。并且指定了交换的地点和时间，日本宪兵队长感觉受到极大侮辱的同时，却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恐惧。他能在重兵防守之下把我老婆虏走，那我的性命不也会有危险么？权衡再三，后来老老实实把人交换了。 　　例子之二：42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咱们军分区医院发现了夜盲症，许多人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东西。这主要是缺乏维生素A的缘故。解决的最好办法是吃猪肝，另外还要加强营养。分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定北县，具体任务是要搞到一万斤猪肉或五千斤猪肝，最好是在过年（春节）之前完成。 　　结果定北县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大老甄。按说这个任务有一定的难度。一下子要这么多的猪肉和猪肝，从那里去搞？但大老甄没有多说一句话就把任务接下了。当时的时间已经是阴历11月初。 　　快到年关了，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动静，不知底的人觉得他这个任务难以完成，知底的人却对他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答应了的事，好象还没有办不成的。 　　忽然有一天人们看到他组织人在黄金峪搞到几十麻袋酒糟，正在用大锅炒，边炒边往酒糟里放一些红塘，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香香的甜味加酒味。 　　到了晚上，他把动员来的40多辆大车，车轮用棉花或草包扎起来，牲口的蹄子也给包扎起来，然后把装着酒糟的麻袋装上，带着他那个40多人的侦察排，悄悄的来到了定县西关。原来他已得到可靠消息，这两天在定县西关火车站，日本的一个什么“东亚贸易公司”搞到一匹活猪，临时圈在一个地方，准备装上火车运走，大概也是为过年准备的吧。 　　侦察排的人悄悄摸上去，很顺利地把岗哨干掉，然后迅速卸下酒糟倒在猪圈里给那些猪们吃。猪在运输途中，很长时间都吃不好喝不好，见到这么香的酒糟还不使劲吃？ 　　不一会，猪们都醉了，倒在那里呼呼大睡，无论你怎么折腾它，它都不叫一声。于是几十个人捆的捆，抬的抬，时间不长，就装了满满40大车猪，悄悄的走了。 　　车队开到王村，那里已经准备了十几口大锅，锅里的水都已经烧开，猪一到，就叮当五四一通宰杀！到天快明时，几百片白条已经整齐地放在了大车上，又拿走了所有的猪肝。剩下的头蹄下水，就在当地分给了部队和老百姓。 　　天大亮时王村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车队也连夜上了山。 　　定县的鬼子大为惊奇，几百头猪一下子消失了！在猪圈的附近和道路上也察不到任何痕迹。恼怒的鬼子把公司的经理撤了职，又派出大批人马在附近搞了三天大扫荡，结果连一根猪毛也没有找到。 　　不仅是鬼子奇怪，我们自己的人也奇怪：这个办法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敌人的西关有活猪，他是怎么知道的？总之，只有他自己知道。 　　例子之三：大老甄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带兵没有什么章程。训练部队跟别人不一样，他基本没有正规的训练，但对于他的侦察排来说，倒也很实用。跑步，要求每个战士的腿上绑沙袋，开始4两，逐渐增加到1斤；路程开始是3里，然后5里，8里……；翻墙爬树也是必须训练的项目，他们执行任务大多在夜间，进人家的院子从不敲门，都是翻墙爬树，还不能出一点声音；执行任务出发，要么跟放羊一样，没有队形，要么干脆自己走自己的，根本没有队，只说明集合地点和任务，人就没影了。大老甄的侦察排一律带短枪，执行任务从来是来无踪去无影。一次在曲定公路伏击敌人，直到距离只有20来步，才突然出击，敌人连枪还没从背上取下，就做了俘虏。 　　大老甄虽然收编组织了那么多的部队，但他却带不了更多的人，人一多他就乱套，就得赶快把队伍交给上级。这也是他不愿意当支队长的原因。平时他就带着他的侦察排。他侦察排的人，经常犯点纪律，毛病着实不少，有个别吸大烟的，还有逛窑子的；俘虏政策有时也出问题，对有民愤的汉奸或鬼子被他抓住，常就给“栽了山药”（就是象栽红薯一样，给活埋了，而且是把头冲下），或者给吃了“黑枣儿”（枪毙）。这些事他现在自己不做了，但下面做他管的却不大严，他有较重的江湖义气。 　　因此他常受批评。他有几怕：一怕县委书记李济环或分区政委王平找谈话，一找他，这个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就象耗子见了猫，连连问“我又犯什么事了？”二怕开党小组会，一开会不是读文件，就是讲政策，一讲就以为是说他，蹲在角落里不吭气；会上还老批评他不学习，说因为不学习，所以老不进步，不能带大部队，只能带他那个排……。 　　听完了老黄的介绍，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在我心中树立起来。他的事迹，令我敬重，他的毛病，我好象觉得也可以谅解。 　　第三天大老甄找到我，说下午就出发。我说你来无踪去无影，有了任务怎么通知我？所以我得派一个人跟着你，你走了，得有人通知我集合队伍，否则我的队伍到那里去找你？再有一点，我跟你下山去，你得把你大致的意图告诉我，否则我怎么动员我的部队？ 　　大老甄听我说完，回头看看，说好你个小赵指导员，嘴巴子还挺厉害。你怎么知道我不告诉你我的意图？我的意图是，逐渐向定县西关挺进。第一步，要逼走西板村的炮楼，第二步，要端掉岗底、赵村的炮楼，这样就逼近西关了；另外，我还打算拔掉拔茄的炮楼，人都说拔茄是小日本的模范村，我就要动动它。 　　我一听很高兴，说你的目标可不小，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这样吧，我先回渠河，派张根元或薄庭之跟着你，有任务随时通知我们。 　　大老甄说就要张根元吧！后来，张去了几天，又换了薄。 　　我带着队伍下去就回到了渠河。渠河是我们的老窝，近半年来仗打的痛快，时间过的也快，转眼就到了阴历9月，所以我早就惦记着我们种在渠河的那些山药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组织收山药，那年的山药长的好极了！到地里看时地面都被撑裂开了缝。我随便挖出来一个就足有半斤重！杨早儿说，今年雨水好，地也肥，该你们收庄稼。这真是天助我也！ 　　我们60多人，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山药收完，连藤蔓我们都没有舍得丢，可以送给老百姓当饲料。收的山药堆的象小山，这下如何储藏、处理倒成了我的心病。为此我们支部专门开了一个会议。研究决定：第一，上缴一部分给支队；第二，除留少部分鲜山药外，其余的全部切成片晒成干；第三，还是老办法，请老百姓帮忙，来个互利互惠，谁帮忙，就把藤蔓给他，帮我们储存，帮我们晾晒。于是我们又是一通忙呼，又搬、又运、又切，一时间把许多老百姓的房顶都晒满了山药干。老百姓也非常乐意帮忙，倒不是完全为了图稀我们那点藤蔓，他们是真心实意愿意帮助我们。 　　想来也是，工具是人家的，地是现成的，平时是人家帮我们操着心，该干什么了及时提醒我们，收的时候又帮我们运，切、晾晒，我们不过就是种和收的时候费了点力气。这也算我们种庄稼？好像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不管怎么说，算是我们的一点财产吧！ 　　等到上缴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收的山药，起码不下五、六万斤！因为一挂大车能拉1千多斤，我们一共拉到蔡庄去15大车，足有二万多斤，但是却只拉走了三分之一！交到蔡庄去时，我们骄傲地说，“不是要我们自己生产三个月的口粮吗？现在光上缴就有这么多！”把个李济环政委、郝继先副政委也高兴坏了，一个劲表扬我们。椐我所知，那一年，其他哪个队也没有我们生产的多。 　　这件事刚处理完，老薄就回来了。告诉我说大老甄已决定向西板村的炮楼动手，今天就把队伍拉过去。我说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就带队伍出发。 　　当天就驻进了丁村。 　　西板村的炮楼修在村北的朱家坟附近，是个很大的据点，有100多鬼子，200多伪军。这里离定县城也比较近。因此把这个据点逼走要费点脑筋，必须有多方面的准备和措施。 　　大老甄把具体的想法告诉了我们：首先这次我们要明火执仗地和他打擂台，公开断他的粮断他的水断他的交通。把西板村往北的路挖断；把通向庞村、清风店方向的路也挖断；在村北十字路口垒一个碉堡，用枪对准通往朱家坟的路，敌人一出来就打；为了防止敌人对西板村的袭扰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老百姓以及游击队的损失，村子里必须家家挖地道，这事由村子里党支部书记王谢香负责，要保证家家通。 　　其次要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撒传单、传播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英雄和好人好事。 　　第三，要在这一带到处活动，在声势上使敌人感到势孤力单，风声鹤唳，到处都是八路军在活动……。 　　大老甄布置完，我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处死一个告密者。这人是个女的，她向日本人告密说谁谁家有地道口。我们在西板村村东头开一个大会，宣布了她的罪行，然后宣布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当场就砍了头。 　　在这之后，就开始执行封锁和宣传计划。我们派专人监视着西板村的炮楼，不断的打冷枪，只要看见有人在炮楼上一露头，就打他。炮楼是一个点，下面是一大片，所以虽然他的位置高，却是我们容易发现他，他不容易发现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一下子敲掉他三个，他们以后再也不敢轻易露头了。每次接送给养，对他们来说也成了十分头痛的事，人下来少了不行，要被我们吃掉，下来多了，又找不到我们的影子了；就是人多，下来抢粮也不敢分散，一分散，个别的小组就可能被吃掉。从县城送，公路修好就被破坏，送粮也要重兵护送。 　　我们的政治攻势搞的更是有声有色。首先是散发传单。我们不断把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打胜仗收复失地的消息、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印成传单，通过各种办法送到敌人那边去，如让报告员往据点送，或送给伪军家属，有时干脆放风筝，当风筝放到敌人炮楼上空，一拉开绳结，传单就象天女散花一样散到了敌人的据点里。 　　冲锋剧社也从山上下来了，他们用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鼓舞人民的斗志，唤起他们的抗战热情。我们则通过党组织和民兵分别在王村、北宋、丁村、渠河等帮他们搭戏台子。演戏演节目一般都是在晚上，在台子前面挂上两个汽灯（大约相当于现在3、400度的白炽灯泡），就可以演了。只要一演戏，我们就把警戒放出去，剧社演员们的安全是要绝对保证的。 　　冲锋剧社的戏演的不错，每次演出不仅戏台子所在村几乎所有人都来看，连临近许多村的人也来看，有的宁愿走十几里路。戏的内容大多数是边区抗战的故事，比如演冀中的地道战，演地雷战、演郝庆山（是定县地区的抗日英雄）飞车夺武器、演狼牙山五壮士、演放牛郎王二小、演阿部规秀归阴记、还有他们自己编的“钢铁与泥土”等等。演出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活报剧、有话剧、有快板、有数来宝、有唱歌。 　　那时的文艺战士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表现人民火热的生活，去鼓舞人民的斗志。的确，文艺起到了这种作用。 　　除了上面做的事，我们还嫌不够，还想到别的地方去折腾折腾。我向大老甄建议，能不能到铁路边上去打他一次票车，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搅的敌人更乱乎。地点可以选在清风店或明月店附近。大老甄说，那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过也可以搞一下。你们可以先到西南合隐蔽，我有关系。 　　我们第二天拂晓穿过平汉线，把部队隐蔽在西南合一个堡垒户家。到了晚上大约九点左右，我们从东面迫近铁路，因为东面没有敌人的堡垒，比较好接近。 　　我们事先在铁轨底下埋上了五六个手榴弹，2个2个的埋，然后把机枪架在封锁沟的沟沿上。晚上9点25分，火车准时通过。这火车上坐的人，主要是北平的商人，鬼子东亚洋行的日本人和他们的办事人员。 　　火车开到之时，我们拉响手榴弹。“轰！轰！”的几声爆炸带起一片硝烟，紧接着我们的机枪也响了。但是硝烟过后却看见火车什么事没有，继续“哐！哐！哐！”往前开。急忙用机枪再打，把票车的玻璃打的稀里哗啦，车厢里的灯也被打灭，但它却还是满不在乎的跑了。看着跑走的火车，我说这下白打了。只好回到路西。 　　我把打票车的事告诉了大老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几个黑色炸药的手榴弹对铁轨根本没有用。 　　我们不甘心，过了一些日子，又到铁路边去搞破坏。这次是在明月店北面，也不用手榴弹了，而是请郝庆山来，用大扳手把铁轨的接缝处拧开，然后用镐、棍子翘，破了好几节铁轨，然后再隔4、500米，再破他一段。 　　破完了铁路，再派两个小队在附近挖好工事进行监视，只要他有人出来修，就打枪。 　　我们还到定县西关5里的王庄，大模大样的公开出现，又是撒传单，又是打冷枪。后来干脆潜到离西关不远处，对准敌人的炮楼用机枪扫射他一番。 　　就这样，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西板村及其附近大肆捣乱、破坏，搅的敌人昼夜不得安宁，不但精神上紧张，而且经常缺粮，肚子都吃不饱了。 　　有一天，我们刚撤回渠河休息，张根元就匆匆送信来，说西板村的敌人撤退了，鬼子先撤，伪军殿后。大老甄叫我们过唐河，在赵村附近拦截一下敌人，占点便宜。 　　我急忙带着队伍往苏泉跑，可惜的是，我们到了苏泉，就听说伪军已经跑了，赶到西板村，看到敌据点暴土扬尘的，原来敌人前脚撤，后脚老百姓就去扒炮楼子。我们没有顾这些，急忙去追，但始终没有追上比兔子跑的还快的伪军。 　　张根元则跟着大老甄直插到了赵村，他要准备执行他的第二步计划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进驻了西板村，这等于向南推进了10多里，离敌人的县城更近了。 　　部队有一个短暂的休整，我又惦记着那许多山药干了。在村子里我找到安怀生（他是我们的老情报员，共产党员），说：“老安，找你商量个事儿。”“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们有几万斤山药干，想请你帮我们捞成粉，再加工成粉条怎么样？”“这件事好办，就交给我了。”“每100斤干能捞多少粉？”“60多斤，超不过70斤。”“那我们怎么酬谢你？”“酬谢倒不用，这样，你的粉、粉条我一斤也不要，只把粉渣给我就行了。而且你必须来两个人，我人手不够。”“这个好办，我派贾蛋和一个炊事员跟你捣鼓。”事情就这么定了。以后，安怀生就一直给我们捞粉条，一个月能捞2千斤，一直捞到我调离三队，也没有捞完我们的山药干。 　　由于有了这些山药干和粉条，我们是又卖钱又养猪，在王村养了2头，在渠河养了5头，在南燕养了2头，大白尧养了2头，三里庄2头……，共养了十几头；捞的粉条，除自己吃，还拿到集市上卖，3角钱一斤，着实挣了不少。我离开三队时，队里还剩几万斤山药干（1角钱1斤）和600多元钱。有了这个经济基础我们把三队的生活搞的非常好。那时的战斗虽然频繁，但能吃的饱吃的好，这对于稳定部队，凝聚人心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三队，没有想家的，没有开小差的。 　　从这件事使我对毛主席提倡的大生产运动和自力更生的原则有了至深的体会。“手中有粮，遇事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那是一点不假呀！ 　　另外，我们还有一件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拥政爱民教育。这是我们战胜日寇和自身生存的基础。许多人都认为抗日靠的是军事斗争，其实更深层的，却靠的是民心，靠的是军民团结。有了这个，我们什么困难都得可以弥补，而敌人的条件再优越也化为乌有。 　　从根本上说，驱逐日寇是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利益，但光有这个认识还不够，还要特别注意不能损害老百姓的直接利益。我们的部队无论住到哪，都要让老百姓不但不把你当成对他生活的干扰，而且觉得对他们有直接帮助，使他们从心里欢迎你，而不仅仅觉得是尽义务。 　　“子弟兵”是抗日时期晋察冀边区叫出来的，那时我们的确是走到那里，都把那里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父母家人，而忠实地履行一个做儿女的各种义务——挑水打扫自不必说，春帮种秋帮收，抹泥修房样样干；红白喜事，帮助张罗，过年过节，送礼庆贺；战士们的嘴也甜，进门出门，大伯长大妈短，来来往往，大姐好大哥忙。因此，我们获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许多年轻人都把参加八路军当成光荣的事情，我们经常接到许多要求参军的请求，先后在这一带吸收了许多具备条件的年轻人入伍。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大老甄来了。这次是研究打岗底炮楼的事。根据历来的经验，我觉得这次也肯定不是硬拼。果然，大老甄把他的想法一说，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原来，这次端炮楼，要靠我们的一个内线。岗底炮楼，有100多个伪军。其中有一个排长，跟大老甄有密切的关系。已经和他联系过几次，他说条件已经成熟，最近就可以动手。大老甄说，今晚我们把意见商量好，然后再约他谈一次，就可以行动了。 　　我们商量的意见是：由三队控制平房伪军的宿舍，由侦察排控制炮楼，由内线负责占领炮楼的顶层、放吊桥以及打信号。 　　数天后，我们于黄昏十分到达赵村。等到天黑以后，悄悄地迫近了岗底炮楼，在距离炮楼300余米的地方隐蔽待命。为了便于识别，我们所有的人，手臂上都扎了一条白毛巾。我们把机枪架好，2挺对准平房伪军宿舍，一挺对准炮楼。捷克式机枪的有效射程在1200米，所以富富有余。 　　半夜十分，三星已到天顶。我们仍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炮楼的顶端。 　　忽然，看见楼顶一个亮光连续晃了三下，这是约定的进攻信号！我们的战士一越就飞出了隐蔽地，迅雷不及掩耳地冲到封锁沟边，恰巧吊桥刚刚放下，大家一涌而入，三队直奔平房宿舍而去，侦察排则占领了炮楼。在平房里，敌人还在睡梦之中，枪就被收走了，只有一个伪军刚想拉枪栓，就被制住，紧接着，就听到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100多个睡眼惺忪的伪军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 　　整个战斗只打了两枪，双方无一伤亡，岗底炮楼就算寿终正寝。大老甄和部分人携带着大批缴获物资，押着100多俘虏连夜回了蔡庄，而我们三队的大部分人都回到了西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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