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不行 　　 　　这一段时间，我频频外出，但室里的工作始终在正常运转。然而，围绕着计算机的运用和普及工作，我和院里一些人的矛盾却异常激烈起来。在我们教研室，大多数人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个事业的，但也有个别同志，象陈教敏、梁关文、韩雨蓬等人，大概是某种嫉妒心理，对这个工作并不支持，还说既然学院不同意搞，那就算了吧！不过由于在军械教研室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他们也不好公开反对，只是在下面嘀嘀咕咕。对于室内同志的不理解，我觉得还比较好办，最头疼的是某些领导的不理解。不理解倒也罢了，他还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你造成许多的阻力。邱省明副院长反对的最厉害，李水深也不赞成，特别是那个教务处，不是说风凉话，就是找岔。 　　他们反对搞计算机，找出了一些莫须有的理由。说什么军械教研室的编制太过庞大，那么多的人不搞本职的教学工作，却搞什么计算机；都象军械教研室那样，学院就不是搞后勤指挥的了，而是成了技术学校； 　　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教研室内，使得搞计算机的同志心里不安起来，朱卒武、张兰同、张千铁等同志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好象他们在室里成了不务正业的人，没有贡献的人一样（因为那时搞计算机还处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阶段，计算机教学还没有进行）。 　　我觉得我必须为这个事情“斗争”一番了，否则这个新事物很可能被扼杀在无形之中，扼杀在人们的不理解之中！ 　　这时梁部长病了，我去看他时，他仍然劝我到某部去。我谢过他的好意，也把当前我遇到的困境跟他说了。我说“老梁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一是学院不放，二是我现在决不能走。我一走，计算机的事情就完全有可能寿终正寝！我苦心孤旨搞起来的事业就要付之东流。”梁部长对我表示支持和理解，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让我去某部的事情。 　　我找到了解方副院长（前志愿军参谋长），李代欣副教育长、周奋副教育长，还有我们系里的黄副政委等，认真谈了我的教学指导思想，这其中我找解副院长尤其谈的深刻。 　　我说：“我认为我们学院现行的教育方针是不适宜的。这个教育方针，只强调后勤的作战指挥，而且是把一线的作战指挥搬到了后勤指挥上，完全忽视了后勤工作的特点。那么，我们后勤工作的特点是什么？一个与一线作战很大的不同是，它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对物的使用与管理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后勤工作领导干部，不仅要善于组织指挥，与之同等重要的，是要掌握相当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对物的管理使用知识。否则他们将难以胜任工作。 　　“结合对越自卫反击战，我看到一个军的行动，所用弹药的数量都难以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计算出来（有时要算半个月，情况一变，又搞不清了）；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已经远非小米加步枪的年代所能比，就是比之10年、5年以前，变化也不小。所有的军械干部，不要说指挥，就连物资弹药的供应都搞不清楚，这怎么行？而计算机解决起这个问题来那是不费吹灰之力。不仅如此，计算机的运用将对部队的作战指挥发生革命性的作用。 　　“我们的后勤干部，其实真正搞战时指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最大量的工作是在平时对武器和各种物资的维护、保养、管理和正确使用。而这些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的军械干部，不懂武器构造，不懂维护保养，不懂武器装备性能和使用条件，不会驾驶，不会运筹战时的交通运输……，那他是当不好这个军械干部的。因此，我们教研室安排的教学，大大突出了技术方面的教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根据干部文化的实际情况还专门补习文化课。那些不了解我们教学思路的人，只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如果我们仍然还是按照原来的设想搞教学，我敢说，人家部队的干部都不愿意来这里学习了！因为他们从这里学回去，不能对实际工作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自身也没有什么提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教学，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把战争建立在打核战争的基础上，以此来设计我们的战略战术和战场指挥及物资保障。现在看起来，这个设想是很脱离实际的。根据美苏的实验和有关理论，如果频繁使用核武器，必然会导致地球上的核冬天，那将是没有输赢的战争，而是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核武器从实际情况来看，它最多是保持威慑，真正在战场上使用，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我们的战争设计还是应该以常规战争为基本前提……。” 　　解副院长听了我的汇报，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要加强专业方面的训练。可按照分工，教学是由院长负责，具体的教育计划，是由后方教研室来搞，还有教务处。” 　　我说：“可是，你看看他们那些具体搞教育计划的，没打过仗不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不去了解部队的下情，他们能制定出什么好的教学方案来？还不是把苏联的那一套硬往这里搬？而且还非要全院的教学服从他们那一套不可。其实，苏联那一套现在已经很落后，他们更没有运用计算机。” 　　解说：“这样吧，我可以跟杨伟山院长反映一下（陈蒯金长期住院，院长已换）。你现在搞计算机的这些人，让他们继续搞，千万不要下马。” 　　我又说：“大约再过个把月，我们的计算弹药的程序就搞出来了，届时，一定要你们去看一下。” 　　就这样，我一方面力争领导的支持，一方面在军械教研室继续坚持我们的教学方针，这时第一批学员已经入学，学员们在这里，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什么数学、物理、电工，又能学到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学到的，对今后工作很有用的知识，什么材料学、机械识图、机械加工以及金相等，所以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那真是如饥似渴！这些学员中，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多少学习的机会呀！ 　　不久，杨院长果然来了。他是新上任的，要到各个系、教研室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要了解一下各个教研室主任的情况，看看这些人是否称职。后来我才知道，杨院长到我们教研室来之前，那些机关里管教学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他脑子里灌满了关于军械教研室教学不务正业，只偏重于学文化和技术之类的观点。 　　杨院长在教研室组织的座谈会，采取背对背的形式，不要我参加，座谈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你们教研室的领导是否称职，其能力是否能够领导这个教研室的工作？ 　　会上有的（这是后来他们和我说的）说：“赵贵徵是我们的老主任了。恐怕在全国范围内，在组织军械教学方面也就属他了。行也是他，不行也是他，再能找到第二个能够代替他的人很困难。60年代初第一次来学院，把一般的军械技术教学，单纯的维护修理变为军械管理勤务他是创始人；这个人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强，善于联系实际，善于因材施教；他知识广泛，不仅懂炮、枪，其他方面的东西都懂一点，虽然不精，但作为领导者，懂和不懂那可是两回事，他能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作出正确的判断，从全盘上把握……。” 　　还有的说：“在整个某部门，他都是小有名气的。他的阅历也很丰富……。” 　　还有的说：“他在成都军区搞仓库整顿，那是很有成效的。在那样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他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仓库的混乱局面……。” 　　看来，这个座谈会把杨院长脑子里那些在机关里听到的先入为主的意见给压下去不少。杨院长后来找我谈的时候，就专门问到了计算机。他说：“解副院长跟我谈了你的情况，那个计算机的优越性到底有多大？” 　　我说：“仅就计算弹药用量（以集团军为计算基础）这一条，原来20来人算半个月，现在估计只需要2个小时。”杨一听这么快，马上又问“能搬到吉普车上去么，那样机动性就大了。”我说“完全可以，用电池供电就可以工作。”杨一听很高兴，说“下次演习就带上，我要亲自去看看，你们就搞吧！” 　　我一听高兴极了，有了院长的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搞计算机就从不合法变成了合法，从后娘养的变成了亲娘生的了！让那些非议见鬼去吧！从这个事我对杨院长也产生了极大的好感，我觉得他能够深入下层，认真听取意见，办事实事求是。后来我一有问题也愿意去找他。 　　不久，我们要的311甲雷达也来了，在安装的时候，可能又有一些风言风语传到了杨院长的耳朵里。他来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跟他解释到：“这个雷达是陆军炮兵使用的，扫描面宽，距离也比较远，非常实用。部队指挥员必须要了解它，军械干部更要了解它，我们学院教学要有前瞻性，否则连部队都不如了……。”杨院长说：“这个你就不要解释了，你打算解决什么问题？”我说：“就是雷达的安装问题，其中关键是在雷达教室旁我们还要一个小房子放配套的发电机。只有这个小房子最合适。否则，光电缆就要多要100多米，那得多花2万多块钱那！”杨说：“可是有人说，把发电机放在那个屋子里，整个教学楼就要遭受震动之苦了。” 　　我说“解决震动问题对我们教研室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不懂技术，了解这个情况么？再说如果用这个办法，我们连院里的钱都不要，自己就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杨院长说：“好，就批准你们。如果真要因震动影响办公，那还要想其他的办法。” 　　不到十天，我们就把雷达安装完毕，发电机房的防震隔音措施也很简单，机座垫软垫，墙壁敷上泡沫塑料，排气管引出屋外，并高高地伸向天空，再安上消音器。 　　那天，我们把杨院长请到了雷达教室，专门给他演示雷达的运转，恰好，西北方向有一架飞机起飞，在雷达屏幕上清晰地看见了飞机的图象。飞机的大小、型号都能判断的十分清楚。杨一看，说“很好！”我马上问“院长您听到什么声音了么？”院长“没有啊！”我又问“您感到震动了么？”院长说：“没有。啊，你是说发电机的震动问题吧？走，看看去。” 　　等到杨院长从机房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这帮搞教务的什么也不懂，净在我面前瞎嚷嚷，在我耳朵里吹歪风。还耽误了你们的工作。不行，要派几个懂行的调过去……。” 　　由于杨院长的支持，邱副院长，李水深教育长等人的反对就被挡了回去，我们工作的阻力小多了，还有教务处的人对我们的干预也逐渐少了起来。 　　不久，我们又从广州调来一个搞雷达的教员叫陈圆明，从江西搞来一个搞仪器的教员。陈圆明是个人才，他有自己的著作，中国没有给他们出版，德国给他出版了很有点名气。我们叫他专门教雷达。他和江朝声的指挥仪再联在一起，就配套了。 　　和教务处处长的冲突，到了还是没有避免。在教学的内容上，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上，他不断对我们施加干涉，尤其他总是抱着过去的那个老观点，一次在谈到教学安排时，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我们是培养指挥打仗的！不是搞技术的，不是补习文化的，不是搞科研的！”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说处长同志，你口口声声说培养指挥打仗，我问你，你打过仗么？你不仅现代战争没有打过，你连小米加步枪的仗也没有打过！你对打仗根本就没有切身的体会！一个地地道道的三门干部，只知道在图纸上作业的干部，倒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说起打仗来了。我这个话可能伤了你，但是我们的教学连杨院长都已经同意了，你还有什么可说三道四的？”我这几句话顶过去，这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处长满脸通红，再也不说什么了。而且从那以后，他也不来干涉我们的教学了。 　　新生事物，总归是挡不住的。虽然总是有人反对，但支持的人却慢慢的越来越多。一段时间以来，运输、油料、财务、卫勤等教研室的同志，时不时的到我们教研室来看看计算机，并表示了希望也能得到这个东西。尤其是看到我们编制的计算弹药数量的软件，更是羡慕不已，这将节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他们纷纷要求朱卒武他们帮助编制有关的软件。对于这个请求我是完全同意的。同意在演习之后帮他们搞。朱卒武，张兰同，张千铁看见这么多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感到自己的工作受到尊重，干的更起劲了，他们还说，我们要发达了！ 　　这个时候，后方教研室副主任杨戈江提升为训练部副部长，并和我住到了一个楼里。这个同志在我的接触中，思想是比较解放的，于是，在我们经常的接触中，我总是跟他说这样的一个思想：计算机的运用是不可阻挡的。小平同志都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可见这个东西将来势必要普及。 　　杨戈江接收新事物看来并不比我差。他和我说了他的打算，想把我的几个计算机骨干调出来，成立一个计算机中心，以此来在全院普及计算机。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由于我们自己室里现在还没有搞好，我没有马上答应他。我说等到演习之后再说。 　　1980年下半年，全院组织了一次演习，为了迎接这次演习，我们在家里做过多次预演。这时我们已经把计算机安装到了吉普车上。杨院长看了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已经把计算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了一个半小时，而且，只需要三个人。杨院长对我说：“你也知道了，我军将要裁军100万。我们学院也要降格。届时我也就要退下来了，你的这个计算机能不能在全院推广呢？能否帮助其他教研室把计算机软件搞出来呢？”我说：“这正是我的心愿，我愿意把它在全院、甚至全军进行推广！”杨说：“好，这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可以多找杨戈江联系，院里这一摊子将来可能交给他。” 　　我们教研室还在京西潭柘寺、戒台寺一带演练过两次，主要是演练野外观察地形，选择地形，设置野外仓库、警戒、伪装、交通运输等科目。个中的计算都用上了计算机，效果自是不错。这次全院的演习，地选在了涞源和易县一带。演习院里由杨戈江、赵锦贵、钱岭等人负责组织。我除了布置我们学员队的演习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计算机上，在指挥部看计算机的运转。但这个赵锦贵身为负责人却对计算机不屑为顾，他竟说，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比得上算盘。这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感，搞计算机的同志藐视他，学员队的同志也反感他。 　　演习中计算机得到了成功的运用。杨戈江针对赵锦贵的话说：“还是这个东西快！” 　　演习结束，计算机的作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个教研室纷纷都说要搞计算机。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的心血没有白费，它已经站住脚了。 　　后来我找杨戈江谈过一次。我说“已经听说你将来可能接学院这个摊子。计算机的事情你有什么打算？”杨说“第一步成立计算机中心，第二步在全院普及！”我说“好，衷心希望你能在这方面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此时，我知道我在任的时日无多，因此谈话中还涉及了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我说“我已经把孙凭义送到了后方教研室学员队学习，这是有用意的。”杨说“对，这个人不错。学习在全学员队第一。还有那个从四川来的吴云鹏也不错，学习大概是第二，看来你推荐的人不错。”我说“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有人说他有政治问题。”杨问怎么回事，我说“孙凭义有一次讲课，讲的是红箭xy，说到这个武器的来源时，他说了一句‘来路不正，非买即偷’。这下政治部听课的就抓住了。说他损害了解放军的荣誉云云。其实他说的是实情，各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技术情报，有多少是从正路来的？定性为政治问题太高了，顶多就是口误罢了。”杨说：“但总是讲话有失。有的事情是能做不能讲。”我说：“但不能给人扣帽子啊！”杨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不要紧的。”我说：“我是真怕因为这样一个口误，就把这样一个人才给耽误了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做的还少么？” 　　军械教研室的许多具体工作，主要由黄、徐他们搞了，已经完全进入了正轨。我们除了正常的教学，还完成了某部交给的许多培训任务。当时虽然解放军裁军100万的决定还没有公开，但有关的单位已经开始做准备，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准备。就是培训武器拆卸装箱入库的人员，以便裁军之后，把大量多余的常规武器入库。某部已接到培训拨款，大约是每个大军区按3万元拨。但是这个培训的师资，某部要依靠我们。梁部长这时已经退了，换了一个姓孙的部长，这个同志也很不错，岁数比我大几岁。他跟我商量的时候，我一口答应了。这件事，往大了说，是为全军服务，往小了说，军械教研室也能得到一笔收入，这对室里同志的福利也是有好处的。我和孙部长达成的协议是两家联合举办各大军区的培训班。但是全国有10大军区，我们准备，每两个军区举办一个（南京军区和福州军区、广州和昆明、济南和武汉、成都和兰州、北京和沈阳），每个培训班不少于100人，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某部负责，授课由军械教研室负责。 　　为此，我专门组织人编写了一个临时的教材，根据教材安排人员试讲，然后轮流派下去办班。就这样，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某部交给的任务。教研室也因此获得了十几万元的收入。我们用这个收入又买了两台计算机，而且还准备再买。 　　有了这个收入，（加上我们节约的收入）我们又把教研室的工作环境很好的布置了一番，买了许多花，做了不少花架子，把花在办公室，在走廊都摆了起来，使人一进入办公区，心情就很愉快。有了这个钱，我们还时不时组织全室的同志星期日的时候出去玩一玩，使大家放松放松。另外，室里的教员外出，住院，接送站，我们都派自己的吉普车接送。 　　这引得其他教研室经常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有人（包括院里）也总来问：“你们室怎么这么有钱？”我笑笑：“除了院长之外，其他人我无可奉告。” 　　1981年下半年，抽空下部队看看。来到北京军区所属的38军。这时，我看到军里的军械修理部门正在给准备入库的武器进行各种处理。拆卸，发蓝，磷化，涂油，装箱……。然而各种技术处理做的并不十分规范，技术上感到十分吃力。我就想到了现在由于武器装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军械维修的力量必须加强。否则将难以适应军队的现代化。 　　但是按照原来的军械修理体制，实现提高修理维护队伍素质的目的是很难的。因为它太零碎，太分散，人数多而素质低。军、师、团都有修械所，修械队，而且编制是五脏具全。这也不符合当前部队精简的基本精神。 　　于是我头脑里有了一个改革部队军械维修保养体制的设想。这个设想主要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大军区应成立军械维修保养中心。它应担负起区域内的军械的维修、科研、指导的主要任务。中心的人员组成，应配合军以下维修部门的精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各种维修设备也要配备的齐全一些，质量高一些。维修中心的部分设备应是装在汽车上的，可以随时运动，到达区域内各个部队。与此同时，军以下的维修部门则应精简、缩编。 　　第二，军械的维修、保养、使用乃至于报废（由于我军过去穷，养成了武器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的习惯）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到时无论使用与否，都必须实施检查、鉴定、保养、修理或予以报废。保养维修要分成等级，划分责任；军械人员必须提高素质加强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理论水平。 　　我的这个想法，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出发提出来的，其实这是军械行政部门的事情。回到北京，我就把我的想法向某部的孙部长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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