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还击战 　　 　　接到梁武部长电话，先是问我专家小组的准备情况，我说可以随时出发（徐泽天、朱尚林，还推荐了四川那个弹药研究所的所长）；后又说叫我找好一个接班的，他准备把我调去当他的副手。我说刘停焕不是很好么？梁说这个人有能力，是个好人，只是有些保守。而对我的评价是有点开拓性，不过行事卤莽口无遮拦，总得罪人。我说，一是这边恐怕不会放，二是这么多毛病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喜欢你这种脾气，也一定要想办法把你要过来。 　　不久专家小组就去了广州军区。 　　好事不断。不久接到总后王平政委下的请贴，说是要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平反大会。尽管我凭经验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但这一天终于来的时候，心情不免还是很激动。 　　王平政委在会上代表中央军委讲话，先讲了这次平反昭雪的意义，这是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一伙毒害，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步骤；接着动情的颂扬了这些被冤屈的同志，在大劫大难面前忠诚不屈，十年来始终坚持为党和人民尽可能地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最后宣布了平反昭雪的名单，这名单中就有我！ 　　平反大会上碰到了许多历经磨难的老同志，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大喜大悲的表情，但我相信，他们的内心同样激动难平。那个刘停焕，被遣返回陕北老家多年，什么原因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张身穿国民党制服的照片。刘解释说，“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留下的一位老首长的照片，你们要了解历史！”但对于一些无知的造反派，这又怎么能说的清？于是被遣送回老家长达十年。其实，这张照片是国共合作时李先念同志送给刘做纪念的。 　　这样的冤屈，这样的笑话，文革期间还少么？我们学院先后死了6人，最惨的，就是范玉乡，王林成……，他们没有等到平反昭雪的这一天。 　　回来后，平反组就当着我的面，把从1957年反右开始的所谓‘右倾言论’，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不实之辞，一笔购销，材料统统烧毁！这个事情使我感觉到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将有一个大的变动！ 　　很快到了1979年春天。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准备着，3月15日开学没有问题。但招生的时候，我深有体会的是，我们军队的文化素质太低了！先前我确定，不是初中生不要，最后招生办公室说不行，我只好降到高小。 　　不久，我被任命为专业一系副主任。从正师到副军，我用了将近20年！后来我听梁部长说，他刚一提要我到某部，这边就任命了，看来梁武的企图没有得逞。 　　儿女们的事情这时也开始逐步落实了。松丽，我通过干部部要了一个子女回京的指标，又通过王恳（重庆某炮校的老干部科长，现在华北电力学院当书记）的一个在北京的学生帮助在海淀区卫生部门安排了一个妇幼保健的工作； 　　竹丽单位有一个转业指标，也回来了； 　　赵光军我托付给了在石家庄工作的于阳宏（也是重庆某炮校的老宣传科长，现在地区当宣传部长），从成都调回了石家庄； 　　北战这时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考上了大学，将来毕业时再说吧。 　　梅丽毕业后回京的事情已托付给了陈福正，他和重庆外语学院的校长老师们有交情（他们被下放到米市镇劳动过）。说只要有进京的名额，就有梅丽的。 　　时间不长，我参加了一个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报告会。去了才知道是邓小平同志做报告。小平同志说：“世界上有大霸，也有小霸。越南就是个小霸。它大举进攻柬埔寨，还在我们边境线上耀武扬威。我们不称霸，但我们也不受欺负。我们不侵犯别人，但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我们。我们决不打第一枪，但人家既然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就要自卫。就要教训教训它……。” 　　小平报告之后，我们的专家小组就走了。不久，我也接到命令，前去广州军区指导后勤和战时保障工作。梁部长告诉我主要是看弹药的情况，好做到心中有数。教研室的同志听说要去前线，都纷纷报名。但总归去的是少数，而且这个事情要听从组织安排。 　　第一站去屏阳。那里有我们的一个大仓库。但飞机只有到长沙的。我在长沙转火车。早有当地一个军校的人员来接我。由于长沙是老家，我在余松轩那里吃的饭。其弟余仲夏非要我喝酒不可，结果把火车误了，他又专门搞来一辆丰田，把我直送盅州，赶上了那列火车。 　　天亮到达，某分部屏阳仓库早已经派人在车站接我。由于不认识，他们举着一块牌子：“欢迎赵贵徵首长指导工作！”没有休息马上去了仓库。这是一个5万吨的库，看来管理的不错。我的重点放在查看炮弹的数量。结果一看，如果按照一个兵团的配置，130加农炮炮弹够1.5个基数；122榴炮够5个基数；120迫击炮够5个基数；无后坐力炮够3个基数；还有一些喀秋莎火箭弹和少量红箭xy。弹药由于保存较好，质量上也没有问题。 　　看到这里，我放心了。加农炮弹少了一点，但其他炮弹不少，可以弥补。 　　接着我就去了广州军区，在司令部打算向许世友司令直接汇报，但他不在。我在作战部把视察的情况做了汇报，并向他们提出建议：就目前离前线最近的战略仓库看，炮弹还是够用的。只是加农炮弹少了一点。因此在配备和使用上应注意：加农炮应放在兵团掌握；其他的可下放到师团；喀秋莎火箭弹只要下面还有发射架，火箭弹都可以发给他们，打完了也就完了，因为我们今后将不再生产，还有美国的炮弹也可照此办理。红箭xy，则必须掌握在司令员的手里，以备应急之用。 　　作战部的同志问我，您的话是否可以代表总后的意见？我说，我就是代表总后某部门来视察并提出建议的，当然可以代表。他们马上把我的意见向前线做了汇报。 　　我的主要工作完成后，就去了某部，又碰到了我调人时的副部长。我问他入越作战是哪个部队？回答是某军。我想打听一下其下属部队有没有一个叫陈继明的作战股长？因为他是我的老上级陈莰政委的儿子。但由于时间紧急，没有打听到。我还向副部长要人，并说他给我推荐的人不行，既不能写，也不能讲，因此还欠我两个人。 　　刚回到北京。梁部长又叫我去重庆。在白市译机场降落，立刻就有人把我送到了蕲江仓库。没有想到的是吴云鹏来接我。而且，这时他已经是某部的副部长了。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听他说很快就有可能接部长的班。现任部长是个老同志，原来是乐山军分区司令，到这里也只是过度一下，很快就要离休了。 　　我对吴云鹏说，你不要接风，也不要废话，马上汇报库里炮弹存放情况。 　　结果得到的数据跟屏阳库大体相当，还是加农炮弹少。我又把关于如何配置炮弹的意见和吴云鹏说了一番，请他转告前线指挥部。 　　临走时，吴云鹏说他可能要到学院学习。我一听很高兴。说，欢迎你来啊！ 　　回京后向梁部长汇报，他对这两次视察表示满意。他说：“你们李政委鬼的很，听说我要你，马上把你提起来了。” 　　时间不长，对越自卫还击战就打响了。越南小霸吹的挺响，结果一下子被我军打了个稀里哗啦。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下子就突破了他们多年经营的边界防线。同登、晾山等据点一一告破。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消息说快打到河内了。各国住越大使也开始撤退。 　　时间不长，我们即宣布撤军。在回来的路上，把他们边境线上的所有军事设施都统统炸掉，包括工事，掩体，电话线路，甚至公路等。但是在撤退的时候，越南人利用游击战打了我们一下，使我们吃了一些亏，损失了一些部队。 　　那段时间，我密切地注视着前线的战况。 　　不到3月，我们去前线的专家组成员回来了。同志们纷纷向他们了解在前线的见闻。在打听如何战胜敌人的战况之余，我们最想了解的还是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事情。徐泽天、张强森、朱尚林等同志，根据他们在前线的体会，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战时后勤保障的经验。有许多经验教训还是很深刻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部队疏于管理，疏于训练，所以在战场上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比如各种重武器的腐蚀问题就非常严重。主要表现在：1，火炮的运动系统故障频频。轮胎、支架、轴承多有损坏，往往火炮还没有到达阵地就在路上抛锚了；2，各个部分锈蚀严重。复进装置、炮管内部等都出现比较严重的腐蚀现象。由于腐蚀和操作的问题，在广西和云南两个作战方向都出现了炮弹卡在炮管内打不出去差点报废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小组可是起了作用。朱尚林同志召开诸葛亮会议，设计出一个能够伸进炮管内部把炮弹引信拧下来并能拿出来的工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引信拿下来，再用一个什么棍状物伸进炮管，使劲往下捅，就可以把废炮弹捅出来了。3，炮阵地作业和开挖，也是问题多多。有的炮兵战士甚至不知道阵地的土应该拍实泼水，以免在发炮的时候由于震动搞的阵地烟尘滚滚。这也是炮弹卡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炮管里进去了灰尘，变的比较滞涩。4，交通运输疏于指挥。以至于武器弹药车频频被堵，不能及时赶到前线。有的时候，汽车一堵就是一、二个小时。部队机动转移的时候，弹药物资经常由于车辆不足以及交通不畅而跟不上部队，这样，有时就耽误了战机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5，战地临时仓库的设置，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光注意了交通的方便却忽视了安全和隐蔽，有的仓库没有筑城，造成一些仓库险些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如果是那样损失可就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诸多按照常规不应该出的问题：不会装卸车，不会按规定摆放弹药箱，油料和弹药混装，油料和其他物资混装，军械或运输人员在车上抽烟，军械运输之前部件不归零，不插开口销锁定……。另外，专家组还发现我们大多数军械干部不会开车，在技术方面也不够精通。这样一来在前线关于军械方面的问题真是每天不断，大小事故多多。 　　还听到一则笑话：某部炮兵司令员检查火炮，叫战士打开炮栓，战士大概也是个新的，半天没打开，就胡乱说，班长把炮栓的钥匙拿走了（其实只要揿动按扭就可打开）。这个司令员竟然相信了此话，说“以后多准备几把钥匙”；看见火炮的轮胎有点瘪，就说为什么不把气打的足一些，战士故意说，气筒子没有了。这位司令就说“今后要多准备几个气筒子（火炮是实心轮胎）”。后来一问，原来这个司令员是刚刚从步兵部队调来的。 　　这些经验教训，其实都是极大的收获。把它们提炼总结就可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教材。为此也给了我一些启发，要从参战部队中调一些人来，还应该去参加一些参战部队的战时总结会议。 　　事有凑巧，4月梁部长就叫我们派人去广州参加工作总结会。我和徐泽天去了一趟，收获着实不小。有两件事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一个是在现代装备条件下，如何提高后勤保障的工作效率？再一个是，部队干部现在太老化了，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了。我们的干部终身制一定要改变。有一个例子，部队占领一个山头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师长，爬到半山腰就晕倒，最后被送下了山。这个仗还怎么打？ 　　这次去我还找到了陈继明。他们的师长叫叶文君，他们的副军长还带着我到各个师去看了看。叶师长详细介绍了陈继明的情况，说他表现很好，是团的作战参谋，这次对越作战，他在撤退回国时，在失去与大部队联系的情况下，把一个营的部队安全带了回来，因此还立了三等功。我说陈的父亲，是我的老领导，是红军干部。他的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叶说，首长你放心，这个人我们早就考虑要培养他，不久我们将要送他去学习（时间不长，陈继明就去了长沙某军校补习文化，然后就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从那里出来就是团职干部了，可惜的是，后来因身体原因转业了）。 　　我临走时对陈继明说，你爸爸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你不能辜负了他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我的希望……。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和越南在边境线上形成了胶着的对峙状态。由于我们占据了边境线上的大部分高地，于是形成了我守敌攻的状态。 　　我刚从广州回来，梁部长又叫我到广西前线去视察一趟，说是法卡山一带我守军消耗的炮弹数量太多，叫我去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了法卡山。几十年后又回到了战场，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山顶我看到，现在不是敌人控制山头，而是我们控制了山头。边境越南一侧的任何目标，都全部在我们的监视之下。我们牢牢守住了阵地，敌人现在无论费多大劲，也只是徒劳无益。我国还发表了声明，如果越南不从柬埔寨撤军，那么和我们就无和谈可言。 　　在山顶，我用15倍的望远镜看越南，晾山、同登都能看到。我开始了解情况。我问你们炮弹究竟是怎么打的？到底打了多少？看看瞒不过，他们说了实话：“我们是要的多打的少，打算多存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对于这种战场上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再清楚不过，我说“那你们要的也太离谱了。打一个基数，却要三个，搞的后方供应紧张的要死。国家紧张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这里存放的多了，也不好啊，露天存放，要受潮变质，炮弹放的多了还十分危险，很容易引起意外。一旦换防，往回运输也是个大问题。希望你们顾全大局，还要注意节约，国家现在百废待兴……。” 　　工作一做通了，他们也不多要了，还把多余的弹药运回去不少。回来向梁兵一汇报，梁说“好，你讲的好，处理的也好。这些王八羔子，我早就估计可能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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