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凝聚人心 　　 　　“庙”也修好了，“神”也请来了，该搞“经文”——教学大纲和教材了。我要求各个教学组组长尽快拿出教学大纲，经我审定后即可开始按大纲撰写教材。武器弹药组的陈教敏拿不出来大纲，最后是任君止、朱尚林、张强森他们搞出来的。他们的大纲我一看很好，先讲枪炮的一般构造，即共性，使学员掌握武器构造的共同规律，然后再讲特殊性，掌握在不同用途下各种武器构造上的变异。 　　勤务组有老徐这个老勤务把关，我没有太费心思。我只是强调，他们必须把战时勤务作为重点。战时仓库的建立、反侦察（防卫星红外线侦察、隐蔽、以假乱真）；战时运输（公路、铁路、直升机和其他手段）；与作战部门的紧密联系；弹药数量的计算等等。 　　导弹仪器组虽然给的学时不多，但这个组讲的可都是新内容，必须精心准备。就教研组本身来说，重点要搞好研究，要把激光发射器造出来；讲课要在介绍一般构造的基础上，着重讲它们的运用前景、管理和使用。 　　文化基础组要以前面专业课为根据制定文化课的补习计划，例如补习电工知识、数学知识等，卫星知识也要讲一些；但重点是要普及计算机知识，首先在教员中来一个计算机知识大普及，然后是给学员们普及。我这样一要求，文化基础组的同志都有些发毛，说我们也学的不深啊！我说，那就加紧时间学习！张兰同、张千铁听说要搞计算机，非常高兴，他们说，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情，看来我们到这里是来对了！ 　　一个月后，大纲陆续通过，各个小组开始了紧张的编写教材工作。这时，整个教研室的工作非常繁忙。除编写教材之外，摆在我面前的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安排：一个是各种教学仪器设备武器即将发到学院，我们自己要组织验收，这是一件很细致繁杂的工作；二是教研室的同志们家属的工作需要安排，孩子要上学，这些后顾之忧必须妥善解决；三是计算机、激光发射器的问题必须很快解决，院里不批，就想别了路子；四是还要随时应付国家战备工作的调遣（当时中越边界十分紧张），已接到通知，要我们组织专家组去广西、云南边界前线视察武器的战备情况，还要十分保密。五是组织大家学习，主要是学计算机。 　　那段时间，我真是忙啊！一天最多就是睡5~6个小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星期日的概念。但我非常愉快，我真想一天当作两天用，把白白在文革中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关于武器仪器设备的接受，我专门组织了一个以黄建为首的接收小组。成员有张强森、朱尚林、江朝声、吴新同、李银泽等人，我要求他们，认真清点，认真核对，帐物相符，杜绝损失。甚至要求连装运设备的木箱子等也不要浪费。后来接收工作果然搞的非常好，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把那些木箱子拆下来的木板堆起来，足足有几十立方，还都是红松的。后来卖给了营房部，室里得金1万2。 　　关于计算机和激光发射器，院里不批，我就找到某部。梁部长听后非常支持，马上就拨款4万多（计算机3.6万，自制激光发射器材料费5千）到了学院的帐户。甚至还批给我们一台新的激光测距仪。我很感激，心里想，到底还是有明白人！ 　　但是，当我从院里去取这个款项时，院里竟然不给，按照邱副院长的话说，“给了你们，那别的教研室也要怎么办？你们军械教研室总是带这个头做什么！”我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自己的钱不给倒也罢了，我要来的钱你也扣住不给，这到底是为什么？ 　　幸好买激光发射器材料的钱没有扣，给我们了，我马上要求朱卒武等人组织人自己制作，这伙人也真是废寝忘食，边看书，边研究，边制作。实在弄不明白的，还到有关单位去考察，去学习。用了大约2个来月的时间，他们居然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了！实验的那天，教研室的人几乎都来了，人人脸上都显出兴奋的神情。人们亲眼看见，发出的激光把一片钢片“啪”的一下，就击穿了一个小窟窿！ 　　计算机我仍然不死心，把钱被扣的事情告诉了梁武，梁部长说：“我先把钱收回去，然后干脆给你们拨一台计算机实物，看他还能扣么！” 　　时间不长，计算机就到了。我又开始组织全教研室的人每天跟着电视机（教研室买了一台彩电）学习计算机课程，时间是在每天的下午。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长时间的践踏文化和知识，反而激起了人们学习新的文化和知识的更大欲望，尽管工作那么忙，但每天下午的计算机课从来就没有人缺席。我们的这一举动，开创了学院普及计算机的先河。虽然有个别人因保守和不理解造成了阻力，但历史的潮流毕竟是阻挡不住的！ 　　军械教研室的新事物起到了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人们开始感到，到这个教研室，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获得新的进步，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感到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痛快！于是，我逐渐在军械教研室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我的话虽然在某一个具体的专业领域里并不行，但由于能在大的方向上把握，于是渐渐成了“权威”。 　　为了安排好教职员家属的工作，我专门抽调王亮云来做这个工作。王亮云真是尽职尽责，苦心孤旨，跑海淀，跑石景山，跑东城，跑西城，硬是把这项很难的工作安排得妥妥帖帖。江朝声的家属原来是个教员，到北京后跑了不少地方都没有安排好。后来，不想就在我们附近的群英学校给安排好了，仍然是当老师，江朝声非常高兴；沈志亭的家属原来是个商店的经理，也是费了很大劲没有安排好。最后，老王跑到石景山钢铁厂，给她在一个什么分厂安排了个财务科副科长的职务，石钢的福利不错，是个人们梦寐以求的地方，把个老沈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王亮云同志由于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获得了全室同志的尊重！ 　　这段时间，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华国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直坚持“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然而不知是哪张报纸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一场在全国思想战线上的大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这件事情，在我的思想中，在我们全教研室同志的思想中都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我们就此反思和讨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什么包产到户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可以允许的？什么城市里人们自某生路，开个夫妻店做点小买卖可不可以？什么干工程，用承包的办法行不行？国家的问题是国家统统包起来，（事实上，这个时候已经明显的感到，国家包不了了，连大批回城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了）还是发挥全国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讨论来讨论去，就讨论到学院的教学问题。学院的教学是院里统统管起来（学院的教学管理向来很死，教学时间，课表安排，甚至教学内容都多少年不能变），还是给各个教研室一定的自由；是发挥少数人的积极性，还是发挥广大教职员的积极性；是让专家和了解下情的人来制定大纲和教学计划，还是任凭少数只知道书本知识、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计划的人去封杀生动活泼的教学？ 　　人们突然感到，过去许多一直不敢讨论的禁区，这次都谈出来了，思想好痛快！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教研室是100%的拥护！这是老祖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根本，列宁也说过行动比纲领更重要；毛主席就更不用说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在《实践论》中有着迄今为止最精辟的论述。然而，用这个理论回过头来对准说过这个话的伟人自己的时候，不少人犹豫了。显然，这个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冲破“两个凡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要想否定过去一向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何其难也！但是毕竟滔滔江水东流去，一切过时的，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终将要成为历史。没有先哲，没有神仙皇帝，人类社会的前进，终究要靠人民的实践。对了继续照干，错了再想别的办法……。 　　讨论激发了同志们更大的积极性。每个人的创造性似乎一下子迸发出来。我还告诉大家，你们写的教材，我只从总体上把握，时间、进度，各个课程之间的协调等，而具体的技术问题，则完全由教员自己负责，不仅因为在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度上我不如大家，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不过，思想一解放，极右的东西也出来了。西单墙的言论自由，要否定一切，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全盘否定毛主席。 　　这段时间，梁部长还给我安排或叫我准备安排一些对外的任务。一个是告诉我，邓小平已经主持军委工作，在访美回来后，可能要教训一下越南小霸。他说，现在越南人十分猖狂，他们妄称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美、苏、越），在国内疯狂迫害华侨，有几十万华侨被迫回国；对外大举进攻柬埔寨，把金边也给打下来了；尤其令人愤恨的是，他们在中越边界上对我边民大肆骚扰，在法卡山，由于他们占领了制高点，一下能控制我们境内20~30公里的范围，我农民种地，他就打炮，我边境公路行车，他也打炮。根据我们派到柬埔寨的军事专家小组的人介绍，我国支援柬埔寨的数千辆汽车，在金边还没开封，就被越南缴获了，专家小组的成员也是把当年打游击的老经验拿出来，使尽了浑身解数，才跑出来，借道泰国转辗回国。 　　因此，为加强战备，叫我们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去广西、云南前线视察军械方面的战备情况，主要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另外，要在广州办一个勤务训练班，内容是野战仓库的设立、火炮故障排除、野外维修、防腐和运输等，可以和专家小组结合在一块。现在广州军区，然后去昆明，成都，主要培训军械科长及军械助理员。 　　梁部长还说可能单独叫我去广州军区指导部队的军械管理保障工作。我说，我现在太忙，能不去最好不去，梁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此等军国大事，岂有推脱之理？” 　　两个多月下来，人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加班加点，搞得真有点人困马乏了，我一看不行，下决心安排休息了2天。用做激光发射器省下的钱（5千元用了3千元，又用1千元做了教学板），雇了大公共汽车，到香山，到别的地方痛痛快快玩了两天，还让大家带着家属孩子。这以后，我做了一个规定，今后一律不许开夜车，不许加班加点。因为我们不是临时的任务，要长期作战，因此必须有正常的作息。 　　这时，朱尚林、张强森又把多年以来要求入党的愿望提了出来。整个军械教研室，就他们们两个是非党员。这两个人，都是50年代初参军，在武汉军械学校学习，毕业因学习优秀即留校任教。学校60年代初改为某工程学院，他们继续在那里教学。我从重庆调到那里后他们就一直在我麾下，后又随七系一起转到学院，可以说他们对他们非常了解。 　　可为什么这样两个郭兴福式的优秀教员就一直不能入党？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问题。朱尚林家里算是个小资本家。张强森主要是社会关系复杂。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被组织上作为控制对象使用。每当社会相对平静的时候，他们的才华就可以显现，向来是业务骨干；但只要有运动，他们就脱不了干系。是老“运动员”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一下子被查了个开肠破肚底朝天，连祖宗三代都不放过，最后还被开了军籍，下放劳动。 　　然而他们对党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也算是“痴心不改”了。面对这样的同志，我感到比起那些尽管出身不错，但却在运动中投机取巧，搬弄是非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 　　支委会上同志们的意见非常一致：同意他们入党！说到考验，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考验。那样的逆境仍然勤恳工作，奉公守法，不做违心之事，而且对党的信念始终不变。任君止、徐泽天等人都愿意充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支部大会通过，系党委也通过，当报到院里去后，组织部长张火彤打来电话：“你认为他们行么？”我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党的老传统应该恢复了！”老张说：“那我们就批了！” 　　这两人得知被批准入党，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这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啊！如今都是奔50的人了！ 　　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从广州某仓库调来的一个姓刘的教员，虽然有经验，但品质有些问题，主要是有猥亵年轻女性的行为，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发现文化也不行，后来只好叫他回原单位了。 　　还有一个也是从广州调来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姓侯的同志，在编写教材和试讲课中，发现也不行。教材不会编写，讲课抓不住要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一看，这个人不能胜任教研室教员的工作，马上找他谈话，劝他转业算了。这位老侯开始还有点不服气，我又叫他试讲两次，请其他一些老教员来听。得出的结论跟我一样。我说：“老侯，不要不服气，我提早给你安排个出路，其实是为你好。”侯听了我的，我即派王亮云帮助他安排工作。因他是河南人，就去了河南。后在新乡一个印染厂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副厂长的职务。临走的时候，教研室给他用包装箱木板子做了几件象样的家具。不到半年，接他来信，说没想到组织上帮他安排的这么好，到地方后完全适应了那里的工作，管理得很好，群众满意，领导也很赏识。他还说，真是不想离开军械教研室这个好集体。但是主任说的对，我在那里没有发展余地，而在新的岗位上却大有前途。…… 　　为什么这个老侯愿意听我的劝？因为他知道，我是对事不对人。就在劝他转业之前不久，他孩子病了，据说是得了脑膜炎（因学院没有房子他家还在广州没有搬来），家属来电报，把他急得什么似的。我想起赵光民的后果，当即批准了他的假，还从我们室节省出的钱里批给他二百多元钱买药，又多批给他50元买飞机票，立即赶回广州。那钱专门去同仁堂买了两丸牛黄正宫丸。不到一个星期，老侯就回来了，满脸的高兴和感激之情。他说，服下那药，二天就退了烧。 　　秋后翠芬和家也从四川搬回了北京，经过组织部门帮助她落实了政策，算离休待遇。这样，半辈子跟我奔波没有享几天福的妻子，也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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