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庙” 　　 　　第二天睡了一个好觉，一向没有睡早觉习惯的我，那天也起晚了，早饭也没有吃，就打算要个车去重庆看看翠芬，她还没有出院呢！ 　　陈政委来了。见到我说：“老赵你不要把那天的事情放在心上，你到兵站来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说：“反正我是服从分派，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管的事太宽了，把别人的事情也干了，叫别人凉起来，这恐怕不太好。”接着请个假就去了重庆。 　　翠芬这时由于化疗，瘦得不象个样子了，但由于人缘不错，特别是周婷云和她的爱人对翠芬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营养品也不少，化疗一个星期2次，说是还要进行几个月。我去了以后，经渝办黄主任同意，把翠芬接到渝办招待所住。 　　在翠芬的身边守了4、5天，又回到了兵站。时间大约到了1975年年底。 　　徐、陈给我看了一份绝密文件，是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大意是军队要实行精兵简政，要“拆庙”。首先从军委三总部的精简开始。总后下面要把设在各个大军区的办事处和兵站撤消，其业务工作统由各大军区的后勤分部管理，仓库以下实体单位不动。兵站撤消后，其中的副师级以上干部，统由各大军区负责重新安置；正团以下，则在撤消编制时各自安置。 　　徐陈还告诉我，目前成都军区已派一个由副政委带队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了渝办，负责处理的单位主要是渝办机关及其所属的子江、蕲江、蜀北三个兵站。 　　看完文件我有点怅然若失。在兵站呆的时间不长，又不知要去什么地方了。我问“这么说兵站就解散了？那兵站团以下的干部怎么办呢？是自找出路，还是组织负责安置？” 　　徐陈说：“这正是我们要找你谈的问题。兵站的干部，当然组织上要负责到底。我们想请你留下来负责这个最后的工作……。” 　　我说：“你看，又找到我了。这明明是政治部门的事情嘛。” 　　徐陈：“老赵，你就不要说这些了。我们是为了兵站有个善终。搞好了，所有离开兵站的同志最后能对这里有一个好的念想，搞的不好，就是鸡飞蛋打，一片狼籍。这个工作，非你莫属。我们这是从实际出发呀……。” 　　面对领导的信任，我无法拒绝，只得默认了。 　　徐陈还告诉我，接到北京一个关于我的平反通知书，叫我回京一趟。 　　知道要给我平反，心里很是高兴。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于是我年前回到了北京。到学院一看，嗬，还是那么乱糟糟。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仍然挤在招待所里等待平反，等待讨个说法。见到我都问：“老赵，到兵站去怎么样？”口音中似乎带着调侃的味道。我就笑着说：“哈，比在这里强多了！环境优美，山清水秀。有吃，有喝，有小车坐，房子比在这里大，我一家就住7、80平米！你们知道我喝的什么酒吗？泸州老窖天天有，五粮液也不希奇！想到重庆成都去玩，要个车就走！” 　　“你别不是吹牛吧？就那么个小地方，有这等待遇？”人们不大相信。 　　“我说的都是事实。不信，咱们学院也有人到了渝办，问问他们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有事情做。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在那个单位里，几万元的款项我大笔一挥就批了，十几台车我一句话就调动了，一个几十万的大工程也在我的组织下开工了！你们行吗？还是工作舒服啊！在这里窝着受罪？我不干。” 　　他们听了就埋怨说：“张泽敏的路线还没有转过来。”我又问：“你们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回答说：“还在批林批孔，又要批什么周公，还有什么儒家、法家……。”我说：“你们批了没有？”回答：“批呀，天天在批呀！”我笑着说：“批个球！我看你们是成天在这里发牢骚！” 　　又见到了老董头。他把平反通知书给我看。我一看就对老董说“这个平反书尽管辞藻华丽，但没什么意义。”董说“怎么呢？”我说“虽然把我战争年代的功绩、军械教研室建设的成绩说了一番，也把什么反邱、反林的事情平了反，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反邱反林用他平反么？早一风吹了。重要的是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反无产阶级专政！说我是右派！都是从我的日记中断章取义找出来的东西，这里一句没有提。可见得还留了尾巴。” 　　老董没正面回答，只是说：“我的权限只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没有办法。” 　　我又说：“封建社会搞株连，难道现在也要搞这一套么？为什么朱翠芬连个退休的待遇也没有？她也是解放军成员，连医疗问题也不能解决！” 　　老董说：“朱翠芬的事，我们要继续努力，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说：“对你们的努力我表示感谢，但这个通知发不发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朱翠芬的事还请你们多费心……。” 　　时间不长我就返回了兵站。这时，已经听到了周总理病重的消息。 　　立刻去渝办参加关于精兵简政的会议。首先由成都军区张副政委做报告。除了传达文件和布置精简工作的方法步骤后，强调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人员一定要安置好；二是帐目、财物、房产要清查好交接好，不能有任何损失；三是工作要保证正常运转，不能停；四是加强保卫工作和安全工作，不能出任何事情。 　　对渝办的工作也进行了总结和肯定。其中，还提到了子江兵站的几个事情：表扬了破案的事情，但也批评了一件事，就是关于木材的事情，说兵站清理木材有问题，而且只抓小的，不抓大的。这个事情搞的我们有点莫名其妙。关于木材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了么？而且我已经向渝办做了详细汇报。我问徐陈，又问王卫昌李水深都说不知道。 　　我考虑，肯定又是谁背着大家直接向上面打了小报告，而这位副政委也不调查一下，就说了出去。在讨论会上，我们子江兵站这个小组都不满意，认为这是无中生有。我说，既然是无中生有我们就不要去理他。不尊重事实的语言，不值得尊重，他不认真，我们也大可不必认真。王敦辛和张副政委没有说话。军区也派了有人参加小组讨论，我们说的他都记下来。果然大会最后总结的时候，张副政委再也没有提这件事。 　　回到兵站开党委会的时候，大家又异口同声地把主抓这个工作的事推给了我。“老赵有能力，干吧！”“老赵资格老，见识广，有办法，干吧！”“这个工作非你莫属！”“老赵办事公正，我们信得过！”七嘴八舌不一而足，给我戴的帽子每个都有三尺高。这倒弄得我有点晕呼了。看得出来，多数人说的是真心话。能得到人们的信任，这恐怕是一个人最大的荣幸，他妈的，就是累死了我都得乐和！我不能再推辞了。 　　我只好说：“少数服从多数，我接受这个任务。现在我说具体方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置干部问题。建议成立一个安置小组。组长为司令部副参谋长侯为军，副组长政治部韩副主任，组员有组织科长某某、战勤科长某某、干部科长杨进谆（这个人曾说我袒护政治不清和经济不清的人）……。该小组的任务，一是要先了解情况。正团以下共有多少需要我们安排的人？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他们的档案上有什么情况？等，都要搞清楚；二是要去跑点，编成几个小组，分赴成都、重庆、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安徽、东北诸地，与地方有关部门取得联系，负责落实干部的工作（部队精简中央已经向各地打了招呼）。三是要把各种必要的手续、表格、材料准备好，……。 　　第二，帐目，钱物的问题，由后勤刘平放处长和政治部主任张黄顺牵头，组织一些人负责。搞清算，搞封存，维持正常的运转，什么正常的业务费、工资都要按时发放；凡是要走的干部，可以带什么，应该给什么，车船票的计算（要节约，但宜宽不宜窄），要搞出一个规定。鉴于兵站原来有一点家底，走时每人可以给2个木箱子，还可以给一些补助。但是，决不准私拿私吞，违反了要处分。每一摊工作，要有确切的交代，接手人要明确，交接要签字。 　　第三，兵站部的所有房产、家具和其他物资全部移交给综合库。鉴于政治部主任张黄顺已被任命为综合库的主任兼政委（由我们建议，上面批准的。张为人正派，副师级，本人愿意留在这里），故这一摊由他负责。 　　第四，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也要清理一下，经济来往，人际关系等等。这件事也由张黄顺负责。 　　……。 　　我的方案基本都通过了，但是在杨进谆的问题上大家都不同意，说这个人有点势利眼，让他参与安置大家不放心。我说，可是干部档案都在他那里，也比较熟悉情况么。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没想到，后来杨听说没有让他参加很不高兴，在下面到处串来串去，也不大配合安置小组的工作。这一来把老侯气坏了，把小组的人都找了去对杨来了一次集体批评：“杨进谆你别不知趣，赵副站长不是没有提你的名字，是党委会不同意，你也不看看自己这两年的表现，人们不信任你！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可不答应！”杨一看大家群起而攻之，态度马上转变了，采取了很好的配合态度。 　　后来我还是交给他一个差使：帮助欢送、捆行李、检查身体，送站……。 　　任务分派下去，各个组织立即开始了工作。我呢，这时主要抓了两个事。一个是抓安排干部，首先要心里有数；一个是抓思想教育工作，尽力使每个人做到识大体，顾大局。 　　我计算了一下，兵站所有需要安排的干部共有约200多人。而综合库按照编制一下子就可吸纳100人左右；这样需要我们安排的人员就只有100来人了。至于战士，则由综合库“留守”部队自己去负责复员。 　　鉴于不少四川人（要走的有50多）来问，“能不能自己找地方”，我又提出：自己可以联系接受单位的，允许，手续、档案由组织上负责办理。由于采取了灵活的政策，真正需要我们亲自安排的，就只有几十个人了。 　　在教育动员会上，我讲了5个问题。 　　第一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古以来是常理。军队更是如此，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么！军队的大小需要按国防和战争的需要来编制。我军历史上有三湾改编，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有解放初期的由5、600万向400万左右的大缩编。目前战争打不起来，就要照顾国计民生，就要精简部队，减少吃皇粮的。这是合乎民意的，这是大局，每个同志首先心里要有这个大局。 　　小的方面来说，许多人参军都十几、二十多年了，对多数人来说，当兵总不是一辈子的事，总要落叶归根。许多人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婚姻问题，儿女问题，甚至还有个人的升迁问题，有的同志就说了，我在米市镇已经干到头了，回去可能还能在往上上两个格。这是实话。树挪死，人挪活，回去后说不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回去后只要努力，只要好好学习，说不定又能创出一番新天地！大家在部队，在兵站虽然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毕竟也受到了磨练，增加了阅历，学习了技能和各种工作本领，因此，到了地方，一定会有前途的。 　　第二叫做“组织负责到底”。每个人的工作，一定要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好。一是我们已经成立了安置小组，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问题尽管说；二是组建综合库，可以吸收不少愿意留下的同志，你们可以去找新上任的张黄顺主任；三是自己有门路也可以自己联系，我们把关系介绍过去，把你送到家；四是需要组织安排的，我劝大家要实际一些，最好是报着深入工农，深入实际的想法，不要提过高的要求，要正确估计自己，要体谅地方和组织的困难。我们将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但你也不要过分，量体裁衣，量入为出，自己能做什么，自己要有数，组织上也有数，这样就能俩好合一好。否则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我这是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在前头。……。 　　第三叫做“守纪律，讲团结，交割两清”。手头的工作，该交代清楚的一定要交代清楚，该还的帐要还清，该和老百姓打招呼，要打招呼，欠了人家的要还；使用的家具，公物，该交的要交，无故损坏的要陪。在这方面一定要表现出高度的素养，要留下一个完整的兵站给接收者，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近，有些人又开始散漫起来，甚至有的人都随地大小便起来，搞的宿舍附近臭烘烘的。希望走的时候干干净净，到处都香香的，不要叫别人擦屁股。 　　每个人该得到的东西，一样也少不了你们的。除了规定的转业费，复员费，站里还给一些补助，每个人还有两口箱子，还有一些粮票等。 　　……。 　　动员之后，下面就热闹起来，但真正做倒了热闹而有序。 　　张黄顺早就有数了，这些天，他一直在下面“招兵买马”，他让杨进谆给他挑人；好象刘平放留下来当了库的副主任，保卫科长，宣传科长也都留下来了。 　　刘参谋长回了渝办不知做什么去了，王干事到了龙常公安局。上次破案，他和那位地方上的科长混的很熟，投奔他去了。 　　安置小组的同志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都先后出发分赴全国各地给待安置的人员联系单位去了。我们这个兵站，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所以安置也只能是在五湖四海来安置。我这个拿总的，自然是在家坐等消息。 　　不久，就有好消息传来：韩副主任安排在了江苏如东县；于元伦在成都公安局当了副局长；重庆商业局也安排了一批营连干部；山东也传来消息，安排了一批营连干部；战勤科长是东北人，他负责到东北去安排工作，结果不但给自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差使，还在接收他的单位安排了另外的几个人，又在黑龙江安排了10来个，他打电话回来时，我问：“你自己的工作满意么？”他说：“当然满意，我马上就是东方红林业局的副局长了，叫我负责林业公安局的工作……。” 　　那些自己联系工作的也都有了着落，有在龙常的，有到附近的军工厂炮弹厂的，有到机械厂的，政治部王主任去了七医大附某系当了教导员；龙常山川机械厂也去了不少人，这个厂子其实是军工厂，专门生产炮弹的，连两个司机也去了……。 　　物资财产的交接工作也在顺利的进行。 　　这个时候，公安部又来密电要求追谣，是关于议论江青“同志”的谣言。还要上报。并且，要催着追查“怀念杨开慧，怀念贺子珍”的大标语是谁写的。这么一追，我才想到大标语原来和江青有关，怀念杨、贺，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对江青不感冒呗！说实在，在人们的心目中，谁也对江青不感冒，我心里想，“追个球！”但表面上还要应付一下：“本地平安，地处偏远，没有听说，没有看到。”我还嘱咐上报的人，写的时候一定强调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其他的不要多说，不要出什么纰漏。但不知为什么，张副政委对追谣言倒是很积极。 　　但这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消息说明周总理病危了。大家心里都一直在担心着。而且，邓小平同志这时又开始遭到批判。 　　终于，在1976年1月8号，从广播里传来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天不可避免，但它终于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是免不了异常悲痛。恰好，这时站长政委都去重庆开会，家中我在主持工作。我看见兵站里所有的人，都自发地买了黑纱，连附近的老百姓也都一样。我和家中的几个同志商量，决定开一个追悼会。派政治部的人上山采了松枝，编了花圈，设置了灵堂，还召开了追悼大会。 　　追悼会上，我追述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恰在这时，接到一份电报，大意是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群众性追悼大会。好在我已经说完，叫大家围绕遗像走了一圈，就这样默默结束了。对这份电报，我一直不知为什么。 　　徐陈回来后我把事情对他们说了，回答说“这没什么错，追悼会在前，电报在后。” 　　安置工作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后勤李副处长的老婆是个泼妇，一天，她来闹，非要求把李安排到重庆去工作不可，还要到国营企业，她还要当会计。人家不理她，她就吵、闹。李副处长见到这个事就不知躲到那里去了。这次还闹的挺凶，四脚朝天躺在路上，车都被堵住了。怎么劝都没有办法。 　　我一看，就问她的熟人，她有什么害怕的？人就介绍说，她怕狗。于是我悄悄派人去找了一条狗，还在她身边放一块肉，那狗见肉，一下子窜过去，她也一下子窜起来跑了。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后来不知她怎么知道是我使的“损招”，就天天到我家来闹。我真想还搞一条狗来，想想算了。幸好刘平放给解了围，专门派个人看住她。刘并对我说，他们两个的工作，我负责安排吧！后来被安排到固水去了，好象是一个什么茶园，李当了财物科长，老婆当了会计。另外，政治部的一个干事，爱人是个疯子，安置工作中也闹了点小麻烦，后来好不容易给送到了精神病院。总之每个单位，免不了有几个这样格路的人，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吧。这算两个小插曲。 　　转眼到了1976年2月，一天徐陈把我找去说：“老赵，我们对不起你呀！其实你的工作调令去年就来了，为了叫你负责最后的安置工作我们把命令压下来，都2、3个月了。”我一看，命令是调我去成都军区后勤部某部当副部长。 　　徐陈说：“我们知道，拆庙的工作，只有你可以压的住阵，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兵站的撤并工作最有序。现在我们不得不放你走了，军区一天一个电话催。”我说“嗨，在哪里不是工作？你们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推啊！到兵站两年来，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我十分感激。我的生活，家庭，你们也帮我照顾的很好，这段情谊，我忘不了！” 　　这样，我离开了这个山清水秀的偏远兵站。回想这2年，我感到非常充实。我不求有大的功绩，但求生命不白白浪费。在“乱世”之中，我顽强地表现自己，可以说在一块小小的天地里求得了“治”，拳拳之心，可以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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