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 　　 　　办完了复员的“烂眼子”事，还没有喘气，管理科出事了！ 　　那天，我早上检查完出操情况，正要回家吃早饭，于元伦科长来报告：管理科保险箱被盗，昨天刚从银行取回的一万元不翼而飞！那时一万元可不算个小数，抓住了算得上一只“大老虎”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一件事没完，一件事又来了。我一边派人去通知站长和政委，一边叫于带我去了现场。 　　管理科这时还没有人，我进去后，仔细查看了室内的情况。保险箱完好无损，没有丝毫被撬、被损坏的痕迹。只见会计办公桌抽屉的暗锁已经被撬坏，抽屉能够随便打开。而打开保险箱的钥匙，现在还好好地呆在那里。正看时，站长政委来了。 　　我问于：“会计平时就常把钥匙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么？”于说“是的”。我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把钥匙放在这里，不就等于没有保险柜了么！看来隐患平时就种下了。” 　　经验告诉我，这多半是内部作案。否则会计的这个坏毛病罪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而且钱刚取回来就被偷走了，时间也拿捏的这么准。政委说：“开一个常委会，叫于科长汇报情况。”我马上补充一句，一定派人把现场保护好。 　　在常委会上，先叫于汇报。他说：“这钱是昨天刚取回来的。打算今天去重庆采购一些办公用品和仓库的防爆灯。取钱的人是科里的杨管理员和会计，放钱的时候，科里的4个人——我、会计、刘管理员和杨管理员都在场……。”于说话的时候，满头大汗，胖胖的身子坐立不安，山东口音也更重了。 　　我边听汇报心里边想，这个贼也太欺负人了！这不是公开向兵站挑战么！其他几个常委，也都面色凝重。会议讨论决定：一定要全力以赴破这个案！成立以赵贵徵为组长的破案领导小组，成员有后勤处张主任、保卫干事王某某，……。 　　对这个角色我没有推辞。只是补充说，这件事专业性很强，我建议要把龙常县反盗窃科的同志请来，一起帮助我们分析，帮助我们破案。这个提议大家也都同意。 　　当天上午王干事就去了龙常，中午之前就把龙常公安局反盗窃科科长请来了，吃完午饭，我们马上就看现场，并开始分析案情。事实证明，把反盗窃科科长请来完全正确。他的分析，给我们的破案工作找到了一条清晰的思路。 　　科长说：“首先，这是内部作案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内部作案也应当划定一个人员的圈子。最直接的人，应该是领钱的人和看见把钱放进保险箱的人，当然还有特别熟悉会计坏毛病的人。此外，还有谁知道采购的事情？还有谁看见了领钱的事？谁在事件发生后有异常表现？等等，都要一个个找出来，然后分析排队； 　　第二，要找到作案的工具，根据我的初步判断，撬开抽屉的应该是一个5号起子。5号起子管理科有没有？如果没有，谁还有？不管是公家的私人的一定要摸一下，把起子找到。 　　第三，在现场我把所有被撬下来的木屑都搜集起来了，令人高兴的是，有一片木屑上有一点血迹。这可能是作案时把手戳破了流出来的。我已经把木屑都装进了瓶子里，准备回去化验一下血型。兵站这边，希望你们也要想办法把嫌疑人的血型搞到。 　　……” 　　听科长的一席话，我感到是一个学习。人这一辈子，每经历一件事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破案看似神秘，看来最基本的也是要认真调查，认真分析，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有关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的。 　　为了大造声势，第二天我们当着全兵站宣布了这件事情，表示了站党委的决心，不破此案誓不罢休！并提出要求：每个同志都要全力配合，积极提供线索，配合检查，站内所有人员未经允许半个月之内一律不准外出。 　　站里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作案的起子搜出来。这是重要的物证。我们发动了不少战士来参与。在作案的屋子里，外面的草地里，附近的沟沟坎坎里到处都搜查。三四天很快就过去了，但结果令人失望，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啊！后来我们又分析，如果从作案人的心理出发，他一般不会再把起子放在家中或者身边，一定要把他丢掉。但他也不可能丢的很远。也就是说，肯定是在作案现场的附近。而附近我们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搜遍了，却没有。 　　这时有人提出会不会丢到离兵站部近在咫尺的水库里？我们一想有道理，于是就组织人到水库里去摸。先摸水边，再往里面摸。但还是一无所获。我们甚至还实验了一下，从岸边往水里使劲仍东西能仍多远，结果有个30来米的距离。但那个地方的水已经很深了。 　　深也要试试！我们从重庆请来专门的潜水员到深处去摸，结果还是没有摸到。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望的情绪开始在人们心中聚集。作为我这个总负责，心中非常焦急，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决定发动战士再在水库边认真地摸一遍，一定要一寸一寸地摸！我甚至也准备下去摸，结果被战士们制止了。 　　正在有些绝望之时，忽然一个战士悄悄捅了我一下：“赵副站长，你看这是不是？”我一看，这战士的手中分明拿着一把起子！我马上说：“不要声张！告诉我从哪里找到的？”他说：“就在岸边。由于水的冲刷，泥土把它埋起来了，我的脚在不经意中，碰到了它。” 　　天助我也！我边高兴着，边嘱咐那个战士：不要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我们就透出风去，说经过一个星期的寻找，一无所获。 　　起子的找到，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因为它证实了我们对犯罪嫌疑人心理判断的正确，说明我们破案的思路大体上是正确的，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成功。说实在，获得这个新领域初步成功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紧接着龙常传来消息，血迹的血型化验出来了，是AB型。科长还说，光有血型还不够，我们不能怀疑所有AB血型的人。要是能从嫌疑人身上取到血后，让警犬闻一闻，就能相当准确地判定嫌疑人。 　　现在，从嫌疑人身上取血样就成了破案的关键。在党委的授意下，我们和卫生所商量：就说是接到渝办的通知，排以上干部要检查身体。以这个名义抽取血样。 　　其实，这时我们经过排查，已经把怀疑重点集中在了三个人身上：会计、刘管理员、杨管理员。他们三人都是排以上干部。 　　会计，钱是他经手，钥匙是他保管，他是不能不作为怀疑对象的； 　　刘管理员，平时表现倒是不错，少言寡语，实干。是湖北人，文化比较低，说话很冲。但是领钱、放钱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刘在报计划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至少要买3000个灯泡。我说为什么要那么多，他所质量不好，经常要换，一次买多点，今后少跑路。我说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减去一半，先买1500个吧！刘还笑了。他平时不满意的就是嫌我给管理科的经费太少了，偏向连队，我当时还狠批评了他一顿。说机关就是为连队服务的么，吃饭，你可以回家，战士们呢？只有食堂，不搞好伙食，他们怎么办？ 　　杨管理员，是我们这次怀疑的重点。杨是四川人，胖胖的，肥头大耳，个子很矮，爱出汗，到了秋天，他手里还总拿着一把大扇子。平时好吃懒做。说的多，做的少，会吹会拍，平时把于元伦拍的滴溜溜转，都不知道北了，故于元伦对他的印象不错。对其他的领导，也是从来不说顶风话，顺从的很。但我就是非常讨厌这个人。倒不是因为讨厌才把他定为怀疑对象，最重要的是，取钱的时候，是他陪会计去的；会计经常把钥匙放在抽屉里，根据会计自己说，这个事情杨最清楚，那天放钱放钥匙他都看见了。而且丢钱后他的表现也最为反常，总是愿意打问破案的消息，神色也不太正常。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要取得证据，否则，再精确的怀疑都是没有用的。验血，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卫生所说，如果要普遍验血，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药品器材不够，卫生所的条件也简陋了些。我当即就给渝办黄主任写了一封信，要卫生所和刘管理员带着信去领东西。 　　一切顺利。领回的东西都送到了瑞昌我们新建的那个卫生所。那里的条件好一些，可以进行化验。 　　排以上干部大约有200多人，我们用了好几辆卡车，才把人拉去拉回。检查一共搞了三天才结束，既然药材器材都领了，我们就假戏真演，认真的给干部们检查了一次身体。什么肝功啦，什么照X光啦，挺象回事。 　　验血的结果更加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杨管理员的血型也是AB型的！另外，还有若干个AB型的人。 　　龙常的科长坚持说要用警犬来判别一下。结果在重庆市公安局搞到一只警犬。科长先让它闻闻木屑上的血迹，然后在10多瓶具有AB血型的干部的血样中要警犬自己去叼。 　　当时，亲自在现场的王干事说，他的心别提有多紧张了（为保密起见，具体做这件事的只有二个人，龙常的科长和王干事）。 　　只见警犬跑过去，在10多瓶血样上闻闻，极其迅速的就叼出了一瓶。拿过来一看，上面的名字赫然写着：杨某某！为了保险起见，又把杨某某的血样混进去，再叫警犬叼一回，结果又准确无误地把杨的血样叼出来了。 　　我们几人在兵站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当看到科长和王干事满脸兴奋地走进办公室时，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但是科长说，还不够。那把起子，还要进一步证实一下是不是杨的。作案工具是重要的物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抓到赃！ 　　起子的事情好办，我们派人拿着起子叫和杨比较熟悉的人辨认，几个家属，还有几个干部，看了起子，说认识，是杨管理员的。 　　但是抓赃，可是个最困难的事情。我们在反复分析之后认定，这个钱肯定还在盗贼手里。因为在事件发生后，站里已经明令所有人禁止外出，而且对嫌疑比较大的人，我们又加派了暗中监视的岗哨。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搜查他的住处一条路了。这个板由谁来拍？我心里感到：决战的时刻到来了！为了慎重起见，必须向常委会汇报。 　　常委会邀请了龙常的科长来列席。我把情况汇报了之后，徐、陈说，这个板应该由常委会来拍！有了失误，我们共同来承担。我听了心中感到热乎乎的。我说：“我建议，派一个人找杨谈话，谈话期间，这边就组织人到他的住处去搜查。”但龙常的科长不同意。他说：“搜查时，一定要本人在场，否则是非法的。如果他不在，搜查出来也无效。” 　　但是搜查之前，谈话还是需要的。这是争取罪犯最后走坦白道路的机会，而且，如果他真的坦白了，我们冒的政治风险也小一些。我说，“是不是请张副政委去找他谈谈？”可是张就是死活不干，我感到很火，说：“这个安全保卫工作，本来就是你政治部门的事情，当时叫我抓，我没有推辞。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叫你谈一次话，你都不行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姓赵的本来可以不当这个小组长的！我是喝了太平洋的水，管的太宽了！”徐陈见状，也说叫张去谈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动他。陈政委说：“那好，我就去找他谈。如果他不坦白，我们马上就进行搜查！”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在不少的领导集体中，总有那么个把人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对这种人，我真是看不惯，但却也没有好办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太复杂了，你生气也没有用。不过我并不羡慕他们，行尸走肉，枉过一辈子！ 　　陈政委找杨谈话，他拒不承认。陈政委说，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就要搜查。到那个时候，后果要你自负。但是杨还是嘴硬，甚至还和陈政委吵吵起来：“凭什么要搜查我？凭什么要搜查我？”陈政委冷静地说：“因为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你的嫌疑最大！” 　　但看来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陈政委最后说：“那好吧，请你跟我们派去的人一起到你宿舍去，我们开始搜查！” 　　搜查是保卫科、军务科的同志加上三个战士去的。所有常委则坐在办公室里等待。 　　等待的时间显得那样的漫长！我反复地回想整个侦破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一方面觉得都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是有漏洞。特别是，万一他把钱转移出去了呢？万一他没有藏在宿舍里，而是藏在别的地方了呢？ 　　突然，门被王干事等人冲开，他手里拿着一个油布包，神情激动地大声喊到：“找到了，找到了，一万块，捆的整整齐齐，一张不少！” 　　我蹦紧的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头有点发晕，脑子里好象是一片空白。我说：“我这个组长该辞职了，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了，我要睡觉去了！”张副政委说：“按资历，按才干，这个角色非赵副站长莫属，我们只能当配角啊！”看来这是他的真心话。 　　“没有龙常反盗窃科长的主意，没有群众和主要领导的支持，我姓赵的有几斤几两？徒有虚名而已。现在检查起来，我太锋芒毕露了，管的太宽了。”说完我就走了。 　　后来我才听王干事说，搜查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一下子找到了。那天他们在杨的宿舍里（杨的家还在重庆，一直没有搬过来），几乎什么地方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地板、天花板、箱子柜子、床、被褥里、桌子里，连松动的砖也抠下来看过了。就是没有。杨管理员还真沉得住气，似乎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惊慌的表情。王干事说：“当时我真有点吃不准了，脑袋上也冒出了汗。就在这时，我看见靠门口十分显眼的地方放着一个泡菜坛子，这东西转来转去都没有注意到。当我走过去的时候，只听杨说了一句‘那是个泡菜坛子’，在他的脸上似乎闪过了一丝惊慌。我当时故意没有反应，又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只是从眼角的余光观察着杨，发现他确实总用眼光注视着那个坛子。于是，我故意在走动中‘不经意’地把那个菜坛子用脚碰了一下，结果把它碰倒。这时回过头一看，杨已经瘫倒在地。我拨开盖在上面厚厚的泡菜，发现了一个包的严严密密的油布包，还是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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