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整顿 　　 　　这期间，是我在混乱的大背景下顽强表现自己的一段经历。我试图在自己管辖的小天地里将“乱”变为“治”。我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这个成功却不仅是我个人的功劳。它的社会基础是，人民、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混乱的局面已经厌倦，他们强烈希望安定、团结和建设；它的上层根基是整个党开始觉悟，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顿的方针深得人心。 　　 　　子江兵站 　　 　　火车经过一天两夜的漫长旅途，开进了中国的腹地四川省，在其中部一个成渝铁路边上的小县城——龙常停了下来。我带着一家人，有妻子翠芬、孩子北战、赵光民和梅丽下了火车。兵站早已来了两辆吉普车等我们了。两位老同志站在前面，经介绍，才知道是站长政委亲自来接我。兵站离龙常很近，出站行使了半个小时就到，也就是3、40里路的样子。给我安排住的房子是一处建在山坡上的平房，面积不小。这里的房子多数都建在山坡上，这是四川的地形决定的。我和郭副站长住在一栋房。屋子里的家具摆设都是现成的，我们的行李也很简单，很快就安顿好了。 　　原来，子江兵站并不在子江城里，而是在龙常县下面的米市镇。由于子江是个地区，所以就叫做子江兵站。米市镇紧挨铁路，很小，有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车站，离兵站也就1里路。 　　第二天接风，兵站的领导和各个仓库的领导都来了。这样我就认识了这里的多数领导干部，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在席面上应我请求，站长等开始介绍情况。 　　整个兵站由兵站部和下属的5个仓库共六大块组成：龙常米市镇的兵站部机关，米市镇的综合库，苍云镇的电讯雷达库，外和的军需库，子江的武器库，固水的油料库。 　　兵站部属于总后住重庆办事处领导，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三大部按照正规建制师设置科室。有三个直属连队：1个运输连，有30多台大卡车，还有一个小车班；2个警卫连，警卫连是带枪的负责安全警卫的武装力量； 　　5个仓库除军需库是副团，其他都是按正团建制；除电讯雷达库外，其他仓库都是5万吨级以上的大仓库。各个仓库均有自己的运输连和警卫排。 　　整个兵站每年的活动经费包括：仓库的业务及维修费、所有的人头开支，生活，医疗，运输……等，每年高达数千万。 　　现在，兵站还有两个在建和待建项目：一个是固水的油料库正在建设，一个是从米市镇到综合库的铁路支线待建。铁路待建经费有50万存在银行，兵站小金库中可由站长政委支配的机动现金帐面上有10万元。 　　我一看，哈，这是国家和军队大三线的战略储备基地啊！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比一个野战师的家当多多了，如此的一份差使让我干，值了！ 　　家里的安置事宜，我叫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帮我办，我自己则按照过去工作的老习惯，急急到下面了解情况去了。家里主要是赵光民上学的事情，一个姓杨的干事帮助安排在离这里5、6里的石崖坡镇中学。另外翠芬也不知为什么，身体又不舒服了，成天有气无力，脖子下肿大，有疙瘩。本来打算给她安排点事做，也只好作罢。北战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就回东北去了。 　　先看了看兵站的地形。整个兵站隐蔽在起伏不平的丘陵地貌之中，一条质量并不太好的沙石路从站部通到铁路边。站部旁边，有一个占地大约数百亩的水库，四周的山上，长满了桉树、松树、樟树、黄角树，竹子等各种树木，还有大量的梯田。山、树的影子倒映在水库之中，景色十分美丽。站部的营房没有围墙，和当地老百姓的住房杂处在一起，分不清你我。站部前面有一块面积不算太小的操场，用三合土铺面，倒也显得平整，在它的一边，有两个柱子，显然是放电影架银幕用的。我看到，这里三三两两的军人显得懒散，附近的老百姓在这里也可以随便走动。机关都是平房，走近屋内一看，许多办公室里都没有人，或者人不全。似乎没有几个上班的，电话班倒有人在那里值班，医务所里人也不少，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看病。 　　中午十分，去了机关食堂。一看，吃饭的人不多，只有几个战士。基本上没有干部在这里吃饭，食堂内有桌子，但凳子却不全。完整的长凳子只有4、5个，其余的不是少了1条腿，就是少了2、3条腿。吃饭的战士只好在那里蹲着。又看了看饭菜，大米饭倒是有，但菜很单调，青菜，萝卜、菠菜，没有看到什么肉。问问吃饭的战士，说凳子有不少被干部们拿回家去了，还说我们除了食堂没有地方去吃饭，否则我们也不在这里吃了。我问为什么没有人管？战士们说，现在谁管事？站长政委有问题不敢管，刘参谋长什么事也不管，张主任（政治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文件都念不全……。 　　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兵站放电影，我也去看看。到了操场一看，啊呀呀，简直是乱糟糟！连队不排队，机关的人员到处乱坐，附近十几里以内的老百姓也都来了。谁先来，谁就先抢占好的位置，抢位置就是摆上小凳子、小椅子，或者干脆摆上一块石头砖头。附近的房子上，树上，也爬满了看电影的人。我仔细找，结果发现站长、政委根本就没有去，其他的干部也不知到都坐在那个角落里去了。老百姓和军人完全混在一起。老百姓是乌合之众不去说他，部队也是一群乌合之众。整个操场，大人喊小孩叫，跟市场差不多，直到电影开演时才算安静下来。 　　我在人群中找到了侯副参谋长。我问“一直以来，看电影都是这样么？”“就是这个样子！”侯看来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场面，说“我们这里有个混合（综合）库，存放的东西很杂；住也混在一起，营区有我们，也有老百姓；平时有许多事也混在一切，看电影就更混在一起了！我们这里是军民不分，上下不分，谁跟谁也不敬礼，什么关系也不是；上面来的命令往下一发就完事，外面运来的物资就收下，站里的好多东西，也是你用他也用，老百姓也拿去用，军民关系倒是不错……。”我说站长政委怎么不来看电影？侯说他们很少来，来了也是跟大家混着看。从侯的谈话中透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 　　第二天又去警卫连看了看。进入营区很随便，站岗的既不问，也不敬礼。见到连队的指导员、连长，既不敬礼，也不打招呼。这里似乎老百姓也可以自由进出。我心里玩笑似地想着，这倒是军民一家了。忽然冒出孟子所云：“固国不在山机之险，而在对民施于仁政……。” 　　又到了离兵站最近的综合库。这个综合库，总面积大约有30万平米，有60多个大库房。每个库房都是一半在山洞里，一半在外面。长30多米，宽10多米，高有4米，顶部呈拱型。这个库，储存的物资有钢材，木材，有水泥，有棉衣，还有各种军鞋，布匹，白棉布，有被褥，既有陆军用的，也有医院用的……，看来只要是部队所需，大概这里都能找到。看了看库房的建筑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全是用石头砌起来，里面非常干燥。这说明防水做的很好，里面还放着干燥剂。洞内的照明、通风、排水设备都很齐全完好，也十分明亮。库区除用国电外，还有自备的发电设备。据说，这是站长政委亲自带领施工队伍，用了3年时间，花了大约400万元建起来的。但也看出了一些问题，一是管理还是有些松，好象百姓也可以自由通过；二是道路条件太差。从库区到米市镇车站直线距离大约2~3公里，可是由于没有铁路，走公路要在山间绕行大约十公里。进了库区只有一条很窄的，高低不平的临时小路。只是到了每个库的门口，才有一个比较宽一点的地方供汽车转弯。运输完全靠自己的汽车。这样一来，每年物资周转都要占用车站的场地很长时间，并要花1万5千元占场费。 　　转一转，问一问，看一看，初步有了一个对兵站的表面印象。 　　 　　很快兵站就召开了党的常委会，并吸收我参加。陈政委宣布我参加常委。常委会有陈、徐、刘参谋长、政治部张主任等。这次会议，也主要是因为我来，要介绍情况，并要重新分工。陈政委希望我来管理这里的行政工作。两位主要领导给我的初步印象就是朴实无华。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两个也都是老资格，徐篆名站长大概沾了点红军的边，陈福正则是三八式。但他们行政级别低了些，都是14级（我是11级），战争年代在一线参加的战斗也不多。 　　会议之后，我继续深入了解情况。仅有表面印象是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和找到工作的切入点的。我先找刘参谋长谈话：“这里看电影有没有人组织？”答“没有。”又问“食堂那么乱应该是谁管？”答“应该是司务长、管理科长。”我说“这里的行政管理总的来看是比较乱的，这可是你的职责范围。”答“但我从来没有搞过。”我说“这应该是部队管理的常识。一定的内容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体现。部队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为了保证完成它要执行的任务，没有严格的纪律和管理是不可想象的。看电影不是小事，要很好管起来；部队吃饭，也不是小事，吃不好不行，吃饭没有个章程也不行……。”刘说“但是我确实没有搞过。”我问“你过去是做什么的？”答“过去在重庆办事处当管理员。”我问“那怎么一下子就当了参谋长？”答“人家都说我运气好。” 　　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火箭”干部到处都有，看来违背了干部成长的规律是不行的。 　　又找到那天看电影碰见的侯副参谋长谈话。老侯给我提供了一些情况。他说：“刘参谋长确实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管理部队这一套恐怕他从来没有做过。他只不过在重庆办事处管过几个首长的吃喝。丁主任把他提拔起来的。”他还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从作战部队上来的，带过兵，打过仗。我问他对站里现在的状况怎么看？侯说：“我早就看不惯这乱糟糟的样子了，但是我孤掌难鸣啊。”还告诉我，政治部张黄顺主任来自一线部队，曾经是战斗英雄，但不识字，有时念文件都念不全，念错了的字也不少，所以他有时连传达文件都不愿意出头。 　　找政治部张主任谈话，问他部队进行过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张说：“没有搞过什么教育，就是读读报纸而已，上面布置批林也批不起来。”这说明，政治教育没有什么完整的计划。张还告诉我，刘参谋长原来保邱，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从连干部一下子提到副师级。 　　最令我震惊的情况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敦辛给我提供的。他说，站长和政委2人与林彪的武装暴乱计划有关！说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参与了林彪的反革命暴乱。一旦林彪得手，存放在仓库里的军火，都要运走。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凭直觉感到这个情况有问题，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样惊人的消息太多了。在贺兰山，我就专门搞过这样的专案，但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然而这毕竟是一件目前我听到的影响最大的事件。我隐隐感到，这个事情可能是影响兵站一切工作开展的绊脚石。不搞清楚它，主要领导人无法工作，人心凝聚不起来，管理也不可能搞好。怪不得站长政委不管事，原来还背着这样一个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说话下面也不会有人听。 　　于是我详细问王敦辛：“这个消息是从那里来的？”说“办事处有通报啊！”我又问“办事处那里的通报？”王却说“这你就不要问了，我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总之是业务部门来的，最主要的证据，是他们有一张物资运输的路线图，运军需，运弹药，运火炮；甚至雷达电讯。执行人就是刘参谋长，站长政委都参与其中……。” 　　反映同样情况的还有干部科杨科长，后勤处几个助理员，他们的说法几乎一致。 　　我考虑，目前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必须澄清这个事实，否则下一步搞什么都行不通。但这个事情牵涉倒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渝办），必须到那里去一趟，把情况搞清楚。我一想，我还没有到办事处去报到呢，正好去一趟，也好认识一下办事处的领导。 　　 　　到了渝办，哈，巧了，原来这里现在的重要负责人是李水深和王卫昌。他们都是我原来所在学院的领导。林彪事件以后，渝办原来的丁主任已经被停职，李和王是总后派来的工作组的负责人，实际成了这里的主要领导。另外，5.16、5.17造反团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也被派到这里当副主任，现在还没有被撤职，仍然在抓行政工作，姓黄。 　　熟人见面，无所不谈。我把到兵站一个星期来了解的情况做了一个扼要的汇报。我说，兵站总的看管理比较混乱，纪律、生活都很不好。我虽然想从整顿纪律加强管理入手来改变兵站的面貌，但现在行不通。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暴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澄清，其他什么问题也搞不好。 　　李、王见了我很高兴：“想不到你调这里来了。你怎么愿意到这里来呢？”我说“我和四川有缘分……。最主要的是我不愿等下去了，我想工作。”接着他们说道：“暴乱问题，蜀北兵站和贵州兵站没有听说。子江兵站我们也听说了，但也只是传说而已。”我说“他们的主要证据是听说有一张暴乱后运送军需弹药的运输图……。” 　　我一提到图，他们想了想说：“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候，各个兵站都有一个武器弹药的运输方案。中印边界战争时，也有类似方案。珍宝岛事件后，更是制定过有关的运输方案。这些都是绝密文件。你说的什么运输图，是不是这三个方案？根据我们了解，大丁二丁（渝办原重要负责人）的主要问题，是迫害老干部，用私人，另外就是管理不善造成物资的严重浪费等，并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暴乱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你们兵站怎么会冒出个搞暴乱的问题呢？” 　　经他们这么一指点，我心里马上就有数了。我说“我从心里就不相信什么暴乱。一听到这种事头皮就发炸，心里就反感。文革以来危言耸听的事情太多 了。那么这个方案我能看看么？”李、王说，“可以的，你回去直接找站长政委要就行。如果这个事情得到了确认，就可以在会议上公开辟谣，还可以找王敦辛等人谈清楚。我们同意你从加强管理，抓好生活入手作为整顿兵站工作的切入点，这个事要和站长政委好好商量。” 　　回到兵站我连家门都没有进，就去了办公室。恰好徐、陈都在。他们见到我说：“你回来的正好，现在有一个战备任务，苏修蠢蠢欲动，我东北边防军要调运大量物资，但现在为铁路问题、人力不足问题恼火。车站有遮蔽的站台太少，光我们自己的兵力恐怕也不够。”我心里有点犯疑，按照现在的形势，部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动作呀？但还是问“要多少物资？”回答说要2~300吨。我说这点东西算什么？7、8个车皮足够了，人力也够了。徐站长笑笑：“你以为是武器弹药啊？是棉装！2、300吨轻飘飘的东西要占多大的地方呀！从库里往外运也不好运。” 　　我一听是棉装，觉得这个事要认真对待，说“这可要计算一下，看一看了。先找车站的同志商量，有多少遮蔽站台，不够，可以动用他们的站房，甚至动用附近的民房也可以嘛！只要把情况说清楚，他们一定会支持的；人力不够，也可以和当地政府商量，动用一部分民兵协助。那准备时间有多长？”徐说只有一个星期。我一听，说这个事情需要马上和车站以及当地政府联系。 　　这时我一想，何不借此机会问一问准备方案的问题？我说“既然牵涉到战备，你们这里有没有战备方案？”他们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有向南的，运往东南沿海，还有向北的。我又问“不管往哪里，装车总是在米市镇吧？”他们说“方向不一样路线也不一样，方法也有区别。往南的，是从这里到重庆再上船，然后到汉口，再到……。往北则简单，直接到北京就行了。”说完，打开保险箱就把材料拿出来了。 　　我于是专心致志地看起来。这个方案确实挺细致。是由渝办的二丁从总后领回来的。徐陈从渝办领回来的时候还签了字。方案有25页之多，还有专门的地图。上面详细规定了押运什么物资需要配备多少兵力，兵力由谁出，谁来指挥协调，押运部队还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包括自卫、防空、发射便携式火箭及人架机枪打飞机、伪装、隐蔽等科目。 　　我边看边问“文件上的指示，你们执行了么？比如押运训练……。”徐陈说“我们连文件都没有仔细看过。哪里还搞过训练？也不会搞呀。”“也就是说，文件一拿回来，就锁进了保险箱。”徐陈：“因为上面交代的就很简单：你们子江兵站也没有什么事情，只要记住每10吨派3个人押运就行了，还说这个文件是绝密件，回去务必锁进保险箱。”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徐陈“1970年，珍宝岛事件之后吧。已经在这里放了4年了。”我一想，林彪是1971年9月叛逃的，这与搞暴乱、发动政变毫无关系么！我又说“这个方案现在还有保存的价值么？”回答“看来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了，不过上面还没有通知解密。” 　　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心里已经完全排除了所谓徐陈参与暴乱的事情。这下好办了。我于是回过头来说：“当前的这个命令要赶快行动，一旦调动物资的命令来了，我们不至于没有准备。”徐陈先叫我去车站等地方看看。 　　到了车站和负责人一说，他们马上表示支持。看起来，车站与兵站的关系是不错的。我于是就去看看有遮蔽的站台，用步子一量，有80复步，也就是说有150米左右长，宽有约10米，可存放物资的面积达到1500平米；整个站房的面积也和这个差不多，我一算，就车站的地方也够了，根本不用找老百姓。 　　可是晚上回到站里，渝办司令部已经来了电话：调运物资的命令取消，还说是总后来的命令。我心里想，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人协助我来调查路线图的事情？怎么这么巧！ 　　这个命令更证明了我的判断：最近无战事。我这个人平时愿意看报和听广播，对时事比较关心，所以对形势也比较有数：美国正在向我们示好，将要往北京派驻联络处，主任是乔治布什，那么他们决不会这时挑衅中国，连带着台湾自然也不会挑衅；而苏联这时内部矛盾很大，柯希金在北京机场和周总理也达成了休战协议，苏联进攻我们也没有可能。除此之外，最大的可能就是救灾了。 　　战备事件一撤消，我马上回到原有的工作上来。我考虑，“暴乱”之事，必须有步骤地消除。首先是要使几个所谓的知情人心服口服，然后必须借助上级的力量来给站长政委平反，去掉莫须有的“罪名”，这样比我们下面来说这个事情有力的多。 　　为此，我跟“首要分子”王敦辛又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王自我介绍说他是安徽人，30岁，文化初中毕业，50年代参军。我说“你提升的并不慢么！”王说“我原来是协理员，在渝办工作，邱会作完蛋时，我被调到这里当了政治部副主任。”我说“那你是升了一级。在渝办工作还顺利么？”王说“我是受丁排斥的。” 　　我说“你这么年轻，中间隔了这么多层，他怎么会排斥你？”王说“我揭发了他的腐化问题，他就打击报复。邱倒台后，就叫我到这里来了。” 　　我说：“我和你的命运差不多，去贺兰山5年，这才刚下山……。” 　　“你的事情我们早听说了，”王敦辛见我说话好象倾向于他，说“我们这里关于徐、陈搞暴乱的事情，一定要清查到底！你来了我们支持你跟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接着他又详细介绍了他所知道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了这个事情之外，还有什么问题？”王说“还有盗伐木材的问题。他们借清林的名义，在峨眉山砍伐了大量木材，又以军需物资的名义运回了龙常，这些木材都锯成了板子，现存放在兵站的仓库里；他们还给了龙常县100多立方，得到了十几万元的好处，这十几万元现在都存放在徐陈的保险箱里，我们不敢过问……。” 　　我问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王说“还有那个刘参谋长，是个直升飞机，这里批林批孔搞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些人掌握了要害部门，搞的这里死水一潭，毫无生气，我们这里连林彪的571工程都没有传达。” 　　我说：“可我听人说传达了呢！而且这是很早的事情了。这么大的事情，能不传达么？包也包不住的呀？”王说“反正我没有听到。”我说“如果是你一个人没有听到，那可能是另有原因，但不能说没有传达呀。”王不吭气了。 　　我又说：“你说的关于徐陈参与林彪暴乱的事情，看来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啊！”于是详细向他介绍了我了解的情况。介绍之后，王敦辛一句话也不说，也再没有拿出新的事实。看来，他也和其他的许多造反派一样，只是凭道听途说来搞运动。我接着说“保险箱我也看了，就只有8万元的站长机动费，这在师一级单位是很正常的。没有你说的十几万元的木材钱呀！”王这时才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随便跟风的人，跟他也想不到一块去，由于拿不出更多的事实，他再也不吭气了。 　　但我却接着他的话题谈到了搞运动和政治教育的问题。我说：“按说，这是政治部门的份内之事，也就是说，批林批孔搞不起来，你和张主任是有责任的。你们应该搞出一个计划，然后提到党委会上讨论，做出决定后，工作就容易展开了……。” 　　听我说到这里，王说：“党委会我们只能列席，再说张主任连文件都念不下来，说话不连贯，唯唯诺诺。”我说“张是个老同志，虽无文化，但实际经验还是有的，你有文化，应该主动帮助他，应该在部门内把方案讨论好，只要有方案，拿到党委会上不能不讨论的，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形成的工作规矩……。”王却说“按照你这样说的，那就搞不起来了。”我说“政治教育和搞运动没有起色，领导固然有责任，但你们自己份内的工作没有搞起来却总是怪别人，这恐怕不大好吧？按你的想法怎样才能搞起来？” 　　王说：“应该允许串联。”我一听心里就有火了，“这恐怕在部队里是不允许的吧？我们兵站是战斗编制，不能搞串联，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再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地方上现在都不搞这一套了。你还打算‘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啊？”王说“不搞串联，那搞批林批孔，搞运动搞不起来……。” 　　这次和王的谈话虽然不投机，但我已经摸到了他的底。那个暴乱的事情，肯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王这个人，夸夸其谈可以，但不是一个真正干实事的人。搞小动作，搞小组织可以，但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却似乎没有入门。 　　我又找了那几个和王的意见差不多的营连干部进一步了解，除了原来的材料外，再没有新鲜的。于是我又一次找张主任、刘参谋长、侯副参谋长、后勤主任等人了解情况。 　　张主任说：“你别听他们的，一句话：胡说八道！571工程，批林批孔我们都传达了文件，陈政委还讲了话。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王敦辛，我早知道他，嫌我文化低，他想来当这个主任……。” 　　侯说：“关于清林和木材之事，是我亲自组织的。那时我刚调到兵站。是我们和龙常地方上共同去峨眉山清的林。运输力量由我们出，但清林的劳动力主要是地方上出的。你不给人家木材，说的过去么？而且，收他们的钱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人家出了那么多力，你敢收人家钱？笑话！我们共清理了半年，有500立米木头，给了龙常100立米。现在那些木头锯的板材都在仓库里。除了做一些兵站用的家具，没有动用过。你看，这些桌椅板凳，差不多都是，这都有帐可查，……。” 　　后勤主任说：“做家具是我监工。家具分配也是我经手，站长政委家里配的家具，其他干部家配的家具，都是按标准发的。我们建设这个兵站，够省的，给400万建综合库，徐陈带着我们干了三年，如果不动用自己的劳动力根本不够。还有放在站长保险柜里的机动费，本来在后勤处，后来按规定放到了站长那里。机动费规定的12万只给了8万，另外，还有一笔修铁路的费用45万，还有一些业务流转费等，但就是不知道那里有一笔卖木材的费用……。” 　　在了解了大量事实之后，我得出结论：王敦辛等人所说的那些事情，一样也站不住脚，全部都被推翻了。而且，两位主要领导，在群众中还有相当的威信。 　　情况了解的差不多后，我又一次去了渝办。见到李水深、王卫昌，我汇报情况后提了两条建议：“关于站长政委参与暴乱的事情可以做结论了，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因为影响还在，希望二位领导亲自出面给他们平反，下一步就好开展工作了；第二，我准备开始实施我的计划，从抓纪律和改善生活入手，改变兵站目前的散漫不振的状况。这第二件事，因为渝办是黄副主任主抓行政，我将直接向他请示，以后就不来麻烦你们了。” 　　李王表示完全同意。向黄副主任汇报我的从抓管理、抓生活入手改变兵站面貌的想法后，他也一百个赞成。 　　这样，我手中就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兵站，马上向徐陈汇报，并要求开常委会。在会议上，我谈了几点想法。我说：“到兵站已经半个多月了。从了解的情况使我感到，这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和众多很好的同志。从兵站的历史使我对它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两位主要领导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大家把这个兵站搞起来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投资只有400万的情况下，徐站长、陈政委带领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仅仅用了2、3年的时间，就把综合库建的初具规模，这是很了不起的。 　　就当前兵站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是管理松懈纪律涣散，官兵的生活也很苦。但这并不仅是我们一个单位的问题，在全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原因相当复杂。具体到我们兵站，我看首先是要澄清一些对我们开展工作极为不利的流言蜚语。比如关于徐站长、陈政委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暴乱的事情，完全是不实之辞。对于这个事情，我按照渝办首长的指示做了深入了解。一是了解上面的情况，二是在兵站内部了解，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误解。因此，希望二位领导不要把这些流言放在心上，要大胆领导全体同志做好工作。我们其他同志，也应该消除这种误解，支持他们的工作。只要我们党的核心思想一致了，团结了，其他的工作都好抓……。” 　　说到这里，站长政委很激动，说：“想不到老赵才来了半个月，就了解了这么多情况，问题抓的也很准，佩服！” 　　接着，我又把如何抓管理，抓生活的具体办法说了一下。常委会对于我的建议，大多数表示了支持，只有张副政委对暴乱的事不表态，不高兴。但少数服从多数，几个主要问题在党的核心里基本统一了思想。 　　过了两天，王卫昌就来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个老同志，还是跟在学院一样，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说干就干。 　　王先找徐、陈谈话，紧接着，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不仅兵站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下面几个库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王政委在扩大会议上主要讲了3个问题：第一，兵站的主要领导徐篆名、陈福正同志，是军委任命的，上级领导信得过的好同志。有关他们的各种谣传，特别是所谓参与林彪反革命暴乱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是不实之辞。其中有些是流言，但主要是误解。在此我代表上级机关予以澄清。今后希望大家象过去一样很好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第二，要充分估计子江兵站建站以来的成绩。在站党委的领导下，全站官兵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较少的钱，办了许多大事，使兵站初具规模。这是符合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的。兵站的成绩是实实在在，不可抹杀的。 　　第三，无庸讳言，兵站当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管理松懈、纪律涣散，官兵的生活也比较艰苦。我们同意站党委关于从加强管理、整顿组织纪律和改善官兵生活入手改进兵站工作的决定，希望全体官兵振作精神，团结协作，努力工作，使子江兵站有一个新的面貌！…… 　　王政委讲完，全体与会的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从掌声中我感到笼罩在兵站上空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蕴藏在人们心中的那种希望恢复秩序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王政委很快就回去了。徐陈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他们邀了兵站的几位主要领导，还把龙常县的书记县长也请来一起吃饭，目的是把我介绍给当地的父母官，以便于今后开展工作。 　　在饭桌上，徐陈对我说：“老赵你放手工作，有了你这么个副站长，是我们兵站的福气！今后凡是你做的，我们都支持，都放心。站里的机动费，就由你来负责，在3~5万元之内不用讨论研究，你批一下就可开支；一次用车在10台以下的，也直接由你批一下就可。我们和地方上的关系很好，我们的许多物资，地方上克服自己的困难优先供应我们，但地方上的困难我们也要帮助。县里的运输问题，米市镇的运输问题，我们要大力支援，今后他们用车也由你来调度……。” 　　听了站长政委的话，我很感动。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心实意，以心换心，就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再难的事情也能办成！到了这时，我心里认为，开展整顿的基础已经打好了。 　　加强管理，整顿纪律要做的事情很多。最直接的，是恢复部队各种既定的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早出操，晚点名；值班，站岗，查哨，查铺；出行排队，三人成行两人成排；站有站规，坐有坐矩。官兵相见，军人相见要敬礼，形成官爱兵，兵敬官的气氛。 　　但是，总要找一个切入点才好。选好这个“点”一做，马上就能引起大家的注意，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我做了认真的考虑之后，决定先从整顿看电影的秩序开始。 　　我找到司令部的刘、侯2位参谋长来负责执行这个任务，同时和政治部张主任打了招呼，要求他配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商量的时候，刘拿不出什么办法，但侯副参谋长却显得非常积极，他说，就把具体执行的任务交给我吧！我叫他说说打算，结果回答十分令人满意，他知道具体操作的每一个细节。我想，有了这样一个好帮手，不愁管理上不去。 　　第二天就看见操场用白线划分了区域：什么地方是机关干部家属的区域，什么地方是连队的区域，什么地方是老百姓看电影的区域都标明的非常清楚。最显眼的，是在看电影的最佳位置，划出了兵站领导看电影的专门区域，以表示对部队首长的尊重，表明部队的等级和上下从属关系，表明这种关系，在部队中是必不可少的。 　　适逢周末看电影，我早早就到了操场观察效果。我看见值日的连干在维持秩序，各个连队唱着歌整齐地入场，在机关干部及家属的区域，人们也坐的比较规矩了；老百姓在部队影响下，似乎也不象原来那样杂乱无章，虽然还是乱搬石头当凳子，但毕竟规矩多了。 　　站首长的位置一直空着，几把椅子的靠背上，用纸写上徐、陈、赵、郭、张的名字。后来，政治部张主任派人去把徐站长、陈政委以及其他几个站里的领导请来，入了位，电影才正式开始。那一天，徐陈真高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看电影了。全站的同志也很兴奋，大家已经看到了兵站的希望。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在每天的检查中都会发现变化：食堂的桌凳修好了，地面整洁了，连队的战士吃饭排队了；干部们家里的家具，也按照标准配齐了；部队进出，三人成行，两人成排，互相见面敬礼了；值班制度建立起来了，军风纪有人检查了，军人外出，没有头上歪戴帽，嘴里叼烟卷的了，查铺查哨也坚持了；去门诊部看病，要排队挂号了，取药有处方有记录了，药品的进出也有帐可查了，部队和老百姓看病也分开了。也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来自机关和个别干部。但是通过做工作，通过检查、督促、批评也都逐步克服了。上下班按点了，有事请假了，脱岗的现象逐渐消失了。在这里，司政后的几位部门首长象张主任，刘处长等，督促的也积极，功不可没。 　　在抓部队生活的问题上，我还是拿出过去的老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加强管理，杜绝浪费和个别人的多吃多占。在这里，尤其要在靠自己力量创造物质条件上下功夫。老侯专门召开了后勤管理员和各连司务长的会议。布置了在兵站范围内开荒种菜、养猪、养禽的任务；并宣布，每个连级单位补助2千元，用以买菜子、种苗，买小猪。还要求各个连队，积极参加兵站建设的各项劳动，把雇民工的钱自己挣回来用以改善自己的伙食，如果还有多余，部队复员的时候，用各种形式返还给干部战士。 　　我们的这些干部战士真是可爱，只要有人去抓，去组织，事情很快就办起来了。在不长的时间里，站内的荒地都开垦出来，并种上了各种蔬菜，猪也养起来了。 　　在整个整顿工作中，侯副参谋长最为积极。对我的话言听计从，还经常能提出许多好的建议。比我刚来的时候，好象完全换了一个人。他常对别人说，赵副站长，邪厉害！跟我也无话不说。有一次和我聊天说“我算准了，你在这里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兵站这座庙太小，容纳不了象你这样水平的干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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