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工作 　　 　　终于把复员干部的安置平反任务完成了！我们回到了贺兰山。这时已经到了1972年底或1973年春的时间了。1973年的春节，我们留在贺兰山的人过的非常之好。生活好，精神也感到很轻松，唯一使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岁数一年年增大，但时间却在无所事事中一天天度过。2队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批林，再就是不断地打发人走。 　　但是，批林怎么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工作呢？搞到最后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只剩下了许多人的自我吹嘘。我就总跟一些人唱反调：有的说，我们一开始就是反林彪的，反邱会作的等等。我说，我没有那个觉悟，也没有那个本事一开始就知道林彪要犯事；有的说林彪搞毛主席语录也是罪行，我说语录本身并不坏，我看还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华呢！就看你怎么用，从革命利益出发用有什么不好？有的人老是把邱会作腐化的事情批来批去，我说老批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 　　这样一来，再组织批判会，就不叫我参加了，我也乐得清闲，而且我有了大量的时间来看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看的书，对于开阔我的眼界，明确今后我军建设应该朝什么方向走，是打下了良好基础的。 　　总后对于贺兰山还没有走的人的安置迟迟没有消息。我等的有些着急，就给总后张泽敏政委写了几封信。大意是要求赶紧给这些闲散人员分配工作。长此以往，无事生非，不良影响将一天天扩大云云。 　　不久，得到回信，说这里的人分配工作是有条件的。由于毕竟都犯有走资派的错误，所以，一不能在北京安排工作，二不能当一把手，三不能去野战军，只能在后勤机关分配工作。我一看，急忙又写一信：“如果就我个人而言，不在北京就不在北京，不能当一把手就不当一把手，不能到野战军就不到野战军。主要的是，我现在需要工作！但是这些条件如果是针对所有在贺兰山的人，则是值得商榷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他们中有许多人还年轻，有工作热情，有能力……。” 　　这封信发出时间不长，张政委又来信，基本上采纳了我的意见，最后说，“你把那里的人送完之后，就可以回北京待命了……。”果然时间不长，这里的人们就陆续开始分配了。有的去了仓库，有的去了省军区，有的去了后勤分部或办事处，也真的有人去了野战军。我和赵队长大半年来，一直就是在打发人，办理各种手续。当人走的差不多时，我也就开始准备回北京了。 　　回北京之前，我到竹丽那里去看了看。这个时候，竹丽已经调动了几次工作，原来在省军区招待所，现在调到了离西安不远的临潼部队的疗养院，干的是护士。去看她时，我还到西安故地重游，看看当年的八路军办事处，看看‘阿房宫’旅馆，看看大雁塔，碑林……。我还在临潼疗养院的温泉里洗了一个澡。这个温泉，就是当年杨贵妃醉酒的那个地方，也是西安事变捉蒋介石的地方。 　　我跟竹丽聊天时，知道她自学辩证法，反杜林论，还看了不少其他的书，她现在一个月能拿到十几元的津贴。我听了之后，感到很欣慰，我还嘱咐她，要认真地学点技术，文化也要学。这下，孩子里面最不放心的她，现在也放心了。 　　空军的那些战士们听说我要走，也都来看我。我又到空军基地去看了看。在告别贺兰山的那一天，2队还没有走的人去银川火车站送我的有2卡车人，空军的不少战士也去了。这些在贺兰山的人，都是患难中的战友。近5年的时间，大家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5年对我来说，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说不清的变化。张应俭在我临走时问：“赵主任，你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如果叫你总结一下，你怎么总结？”我说，“总结的事对我来说是太大了，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它超出了常规，直到现在，许多事情我也不理解。但我总觉得，是不是毛主席手中还有什么最后的法宝，摸不透。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人来总结的，不过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现在，文化大革命不是还没有结束么？等这看吧……。” 　　在这之前，造反派把抄家抄走的我的那些日记笔记还给了我，但大多数都给丢了，还给我的只有大约1 /3。我看了看，一把火把它们都付之一炬！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历史’也给烧了，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写日记！但是我看过的那些业务书籍及其笔记，我都精心留了起来。 　　回到北京，在学院招待所一安顿下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的平反决定。 　　当时学院善后工作的总负责人是董交匀。我找到他问，他说，包括你在内的平反决定都已经上报了总后党委，你就等着批吧！我说，在我被分派工作之前能否看到？董说那可不一定，总后待平反的有上千人，那能那么快！我又问，对我的那些不实之辞的鉴定都塞到了我孩子们的档案里，这对他们影响太大了，这些黑材料是否应该给予销毁？——我去给别人平反时，深刻体会到放在档案里的东西的厉害，所以特别关心这件事——董说，已经派人去办这件事了。我听了长长出了一口气。 　　我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孩子们的安置问题，还是找董交匀。我说，我的孩子们是6个人6个地方，都是在没有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被人安置的。现在是组织上帮助重新安置，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董说，上山下乡是当前的一条国策，将来如何收回，我们答复不了。为此，我到处跑了几天，果然是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只好作罢。 　　第三件事，我想问问我的工作安排有没有具体的方向？董说，这个事，你可以到总后干部部去问一问。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老董，你这个黑头头到底负什么责任？问你的事，你都往外推。那你干什么呢？”董说“我这个黑头头只管平反。”我说“那我平反的事情你也往总后推。”董说“好你个赵贵徵，你是来挑刺的吧？”我说“你就是唯唯诺诺，嘻嘻哈哈，东推西挡瞎应付！”董听了一点也不生气，只是个笑，“好好，我给你催，催！这还不行么？你自己再跑跑，可能落实的就快一些，你不就是想赶快走么？” 　　于是我就去总后干部部，一个姓王的部长接待的我，他也是从贺兰山回来的，所以很亲切，说话也随便。王说“你的方向是重庆办事处，那里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单位，一个兵站，两个分部，都是正师级单位。两个分部，一个在蜀北，一个在贵州，兵站在子江，离重庆成都都不远……。老实说去那里也是过渡。”我说“我不需要过渡，我需要稳定的工作，何处青山不埋人？”王说“好吧，我们尽快给你办，不过，你这级干部要到军委备一下案，你再等几天吧！”这样我的工作就有了确切的方向。 　　第四件事，我还得找老董。我问“朱翠芬到底给个什么待遇？她也是1947年的兵！现在被扒的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了工作，医疗问题也没有着落。怎么解决？”老董看看我，说“医疗问题给她搞个包干吧！”我笑着说“你就这么点本事？我的儿子赵光民呢？他可是一身的病。”老董“也搞个包干！”我说“朱翠芬的其他待遇怎么办？按照她的工作年限在地方上大概早就是个科长了。跟着部队这么多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也有点太不公平了吧？”老董“唉，我知道，咱们谁不是这样？这样吧，我们申请一下，搞个退休吧，还有点待遇。” 　　那段时间，在老董头的办公室，成天坐着一大帮人，都是来要求落实政策的，来要求平反的，等等。也亏得老董脾气好，一天到晚应付这些象牛皮糖一样粘粘呼呼的事情。我对他深表同情。说“你也搞一个办公室么？什么事情都找你，忙得过来么？” 　　老董象抓到个垫背的：“怎么样，老赵，你来协助我吧！”我说：“我他妈才不到你这个鬼地方来呢！”老董：“你看看你看看，口头革命派不是？我这里是离不开又讨人嫌的工作，谁也不愿意来。”我说“那你怎么来的？”董：“组织上委派的呗。”我说“这不得了？你应该找张政委，给你委派几个人，反正现在闲人有的是！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没有一套人马怎么行？你看，连他妈办个出入证也要来找你，这叫什么事？”董说“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张政委不一定听我的。”我说“不听？你现在是临时工作，也可以不干么！” 　　从董头那里出来，我回到了招待所。招待所里住着不少和我类似的人员，家属孩子一大堆，挤在很小的一两间房子里，吃饭还要到食堂打。都在等待着落实工作。 　　我就在下面悄悄鼓动，说现在办事效率太低，人手太少，得想办法。许多人一听，都蠢蠢欲动：“对，这么多人，就董头一个，又无职无权，什么也解决不了，找总后去，找张泽敏政委去，机关里那么多闲人，不能让他们舒服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观察，几乎每天都有人从学院到总后去上访，反正就一马路之隔，抬腿就到，方便的很。后来不知是不是我的行动被人有所察觉，就听到风声，说“赵贵徵这小子不安分，得赶快让他走！”我心说，我还乐不得呢！ 　　在待命期间，我还通过董头开介绍信，把赵光民送到301总医院看看腿。自从那次跳楼，没有接好骨头，已经成了瘸子。经过20多天的开刀、正骨和治疗，基本是治好了。 　　又到通县去看看，军械学校的善后工作差不多了，那4、5个赖着不走的人也回去了，想必是得到了安置。那个陈教导员是个很不错的人。 　　又去看看丽芸，她爱人徐月玖糖尿病已经十分严重，是病重回京治疗的，仍然不算正式回京。几个过去的老战友，都是五劳七伤：那个抗战时期冲锋剧社的和国阳，也被整得不轻，现在被放出来了；还有冯准，被发配到福建去了，最近才回来……。 　　又碰上了于清水。由于搞他的专案，我们现在成了很好的朋友，感情很是融洽。我谈起了我的工作分配，于说“怎么让你去那么个地方？不要去，就在这里跟他们泡！”我说“不行啊，我今年都52岁了，不能再等下去了，我现在要的是工作！老弟你打算怎么办？” 　　于说：“他们在全院的范围内把我搞成这样，我也一定要他们在全院范围内给我平反昭雪，我现在就等着。”我说“老于，听我一句，等着不如工作。人一工作，就能忘记所有的烦恼。你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申诉。现在学院上没领导，下没组织，你找谁去？总后现在也总不能成天围着这些事情转，他们的事情太多了，百废待兴啊。你如果要缠他，他不会训你，但他们也很快会想出摆脱这些缠绕的办法。这样你的事情就只好拖下去了。泡，只能耽误了自己的光阴！”于听完我的劝告说“老赵说的有道理！”后来，他果然去要求工作，被分到总后油料部当处长去了。 　　这期间，石洪业也来找过我一趟。石过去也是我们室一个很好的教员，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闹得很凶，是我的专案组的成员。我问他有什么事情？石说“学院一解散，我就复员了。”我问“以你当时的情况可以选择留部队么！”石说“当时复员可以得到八千元的复员费，这个数目回家乡很可以风光一下了。我回到家，用这个钱娶了媳妇，买了小拖拉机，心想可以舒服地过小日子了。”我问“怎么又回来呢？”石说“没想到，我娶的媳妇是个骗子！我去了一趟太原，回到家她就不见了，把剩下的钱也全部卷跑了。我现在找都没有地方找，我命怎么这么苦！主任你说我还能不能再回部队？” 　　我说“得了吧，我这个走资派，怎么能够解决你这个‘无革派’的问题？再说，复员是你自愿的，现在学院又没有了，回部队想都不要想。”石忿忿不平地说：“哼，他们都升官了，比我强得多。现在就是下来，也还在部队，生活也比我好。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把你们也得罪了。林秃子一爆炸，象我这样的，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我叹了一口气，说“路，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你过去，从武汉到北京，表现一直很好么！”后来我留他吃了一顿饭，就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感慨良多。我得出了一条做人的道理：凡是投机的，跟风的，跟什么什么人走而不辩是非的，其下场必定可悲！宋湖，靳勒等人爬得高，摔得也重，现在都完蛋了；宋湖、靳勒在二医大据说把一个当年华东的一级战斗英雄给整死了，理由是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人，他们把他关起来交代问题，下面的打手下手太重，一拳打在肝脏上，当时就不行了。另外二医大还整死了2个人。现在好了，宋、靳二人都被收审；还有王之谦、李金波也被停止了工作……。我深深感到，搞投机，不与人为善，踩着别人身体往上爬的人，最终必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想到的是报应来的这么快，甚至还殃及了自己的后代：宋湖的儿子，仗着老子的势力，在西安开车横冲直撞，结果压死了老百姓，也被抓起来！ 　　我的工作安排终于下来了，被分配到总后重庆办事处子江兵站当一名副站长。大概我是跟四川有缘，这次再到四川，就是第三次了。我半个多月前给北战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请了探亲假，和他的对象吴竹英一起来到了北京。这些天，我开始办理各项手续：组织关系，介绍信，妻子孩子的户口……。许多同事不理解：“老赵，到那么个偏远地方去当个副站长？你是不是有病？”但我心里很平静，只要有工作就行！能回到群众中去，能到工作中去，就行，在我人生52周岁之时，又开始了新的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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