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 　　 　　苏浩的命令来了，要调他去军事学院工作。临走时，他想把校部的这一摊子交给我，问我敢不敢接？我说，“不是不敢接，而是不愿意接。原来那几个造反派的领导人，不是还没有免职么？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管？收拾这个烂摊子，这里的安全等，他们是应该负起责任来的。至于我，我还是把2队那面的事情管好吧。那面还有100多人呢。”苏浩一听，就接受了我的意见，还给我们2队这边派过来一个班的警卫战士。 　　时间不长，苏浩就走了。我这时也接到总后来的通知，叫我负责原学院被遣散人员的安置工作。我看了一下名单，大约有几十人，一般都是团以下的干部，并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但南方占的比例较大。 　　按照这个通知，我就成了“安置大员”，要到全国各地去跑，落实这些人的工作，有的还要给人家平反。我找了两个助手，一个是张应俭，一个是蔡成光。 　　因为江浙人比较多，我第一站就到了南京。按说我可以直接去找省组织人事部门，但是，我在南京有一个老熟人、老首长，能跟他先打个招呼，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再说我知道了这位老首长在江苏省军区当副司令，还是南京市警备司令后，就一直想再见见他。他是谁？是曾文虎！我们已经有小三十年没有见面了。 　　那天我们见面时，两人都非常高兴。老人说老话，一见面，就说起过去打鬼子的事，又激动又兴奋。他说话还是“吭吭”。说到在文化大革命的境遇时，我问“造反派闹的最厉害时，你被抓了没有？”曾说“哈，当时造反派要抓我时，吭吭，有人给我通风报信，吭吭，我借故从南京跑到扬州去视察了，没有抓到我！你知道么，吭吭，造反派的头头跟我不错，形式上造我的反，暗中却帮助我。另外，吭吭，我和许（世友）司令关系也很好。”我说“你算躲过了一劫，我可倒了霉了！”于是，我把我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曾说“你赵贵徵就是一根筋，吭吭，你写什么信！你能阻止得了么？多管闲事……，吭吭，挨点整也好！” 　　我又胡乱问起“1955年授衔的时候，听说你才授了一个大校，人家好多打仗也不比你好的都授了少将。”曾很平淡地一笑，“还提那个事做什么？吭吭，我老婆出身是个地主，土改时她从家里拿回来一包衣服，吭吭。那时仗打得那么激烈，谁知道家里的这些事！吭吭，但就有人说我立场不稳，包庇老婆转移浮财，吭吭……。” 　　曾最后问起我来南京有什么事情，我把来安置干部的事情和他说了，并说在南京我人头不熟，想请他帮忙搭个桥。曾说“这个忙我帮得上。我还是江苏省委常委呢，吭吭！我和民政局打个招呼，军队干部安置是他们管，吭吭。”当下和曾文虎依依惜别。 　　第二天就去了市民政局。是一个副局长接待的我们。他说已经接到曾的电话。这个局长看看我，说“我认识您。”看了他半天，“可是我却认不出你来了。”他说“那当然，我那时职务太低。您那时在华北特种兵直属政治处当过主任，我当时也在特种兵，是个助理员。” 　　我一听很高兴，说“熟人好办事，有你的帮助，我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于是我把有关人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在江苏要安排的人有7、8个，其中我原教研室2人，朱尚林和张强森，其他的几个都是通州军械学校的。对这些人，首先是政治上的平反，这个问题解决了，工作就好安排了。所以我把贺兰山5.7干校的平反介绍信也拿出来给了副局长。 　　副局长听了我的介绍，又看了信，说“这几个通州军械学校的人都在南京，有了平反信，我直接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另外两个人，分别在苏州和常州，我给他们那里的民政局打个电话，给您接上头。” 　　南京这边的事情办完，我们马上去了苏州。下火车时，看见苏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朱尚林来车站接我们。这时我们和朱已经整整4年多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朱在家中的老屋子里——江浙一带典型的木板房中尽其所有接待我们。 　　他谈到了这4年来在云南下放的痛苦遭遇唏嘘不已。他说“最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和当地环境的不适应。那里的空气非常潮湿，在树林子里蚂蝗、蛇、蚊虫特别多，吃的东西主要是木瓜之类的东西，米饭算是稀罕物。虽然如此，我却和当地的老百姓关系不错，他们对我很好，没有歧视。但我毕竟是被发配到那里，在背后总有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我呀！赵美云陪我一同去的，她可造了大罪，由于不适应，一去了血压就高，成天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 　　我问他怎么回来的，他说“我们是逃回来的，现在户口还在云南，我们在苏州还是‘黑人’。”我把平反和安排工作之事告诉了他。他说，听说苏州的市委书记和咱们学院的曾人君是战友，在这里支左，后来复员当了书记。 　　我一听，如果这个关系果真属实，对朱的工作安排会有很大好处。决定去电报到贺兰山证实一下。那时，电话是很不好打的。两天后曾人君回电说：“确有其人……，我已同时给书记打了电报。可持电报找他联系。” 　　见到书记，他把我们待为上宾，说到“曾人君和我是老战友，我对他信得过，因此对你们也放心。而且我可以肯定，朱尚林也是个好同志，否则你们不会这样尽心尽意地为他安排工作……。”我说“既然咱们都是部队上的人，我也就不客气了。这个朱尚林，原来就是我的部下，工作尽心尽力，是郭兴福式的好教员。他1955年授衔时就是大尉，是个人才啊！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就因为他参加了反邱的组织，时间不长就被抓起来，后来就被复员和下放到了云南。现在他头上还有反革命、反军派的帽子，就这样把他给浪费了。希望书记尽心安排，并好好保护，说不定部队将来还用得上呢。”书记说，“这个你就放心吧。关于他和爱人的户口，我马上派人发函从云南调回，工作也很快给以安排！” 　　朱尚林的事情处理完毕，我们就到了常州。临走之前，朱想陪我们去看看著名的苏州园林，但我实在是没有心情。 　　常州民政局已经接到江苏民政厅的电话，一去就接待了我们，并陪我们去张强森所在的常州拖拉机厂。久不见面，为了稳妥，我先找到厂子的领导了解张强森的表现情况。 　　厂领导认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张强森到厂子里来，是按照反革命、反军派的身份从北京来的。因此一开始我们就感到来头不小。但是他在厂子的时间一长，我们感到这个人并不坏。有能力，有水平。我们试着让他给工人们上课，讲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讲辩证唯物主义。没想到，他的课讲得那么好，工人们都愿意听。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根本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工人们喜欢他，厂里也没有歧视他。但是市里头却说，他们得到军委办事处的指示，要批斗张强森，还要把他批臭……。” 　　我听了说“真奇怪，军委办公室居然关心起一个小小团级干部了。你们批斗了么？”厂领导说，“我们掩护了他。市里要开批斗大会时，我们派他出差了。”我说“真是谢谢你们了。张强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郭兴福式的教员，1955年的大尉，是我军枪械方面的专家。你们这是为军队保护了一个人才啊！”接着又和他们一起研究了为张公开平反的事情，厂子里决定由工会出面召开一个全厂的大会，当众宣布对他的平反决定。我觉得这个安排很好。开会的那天，工会主席在会上说，张强森同志蒙受了4年的冤屈，但在这里毫无怨言，勤勤恳恳地工作，还为工人们上课，得到了全厂干部工人的尊重和赞扬，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他是一个好同志……。我又在会上宣读了平反信，并讲了一番话。 　　会后，厂领导征求我的意见，如何安排张强森。我说“这个主要由你们决定，当然也要张本人同意。如果厂子安排不了，我可以和市里打打招呼。”厂领导说，“我们能安排，这个人我们不放，他的确是个人才，不但能讲政治课，机械知识更是出类拔萃。”我说“那是当然。他本来就是专家。我希望你们要好好保护他，将来有一天，军队可能还要用他……。”这个话，我后来和市里的有关领导同志也说了。 　　在我最后找张强森谈话的时候，他说“这次能在政治上给我平反，我已经很满足了，主任你是知道的，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叔叔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舅舅是伪保长，还有一个叔叔是还乡团长……。”我明知故问“那你父母呢？”张说“他们倒都是小生意人。”我说“这不结了？再说，最主要的是看个人的表现。这些事你根本不要放在心上。另外我也劝你不要离开这个厂子，人头熟了，又是在这里平的反，人们都了解你了。厂子里上下对你的反映都不错。看起来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要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恐怕还真不容易，在群众中是通不过的。”张说“我不离开。可是我还有一个终生的愿望，就是想入党啊！但我也知道，现在对我来说，这是奢望，是不可能的……。” 　　对张强森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我现在帮不了他，只好说“只要对得起人民就行了。如果在行动上做的不好，那入党不过是图个虚名。你看有些党员，他们还象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么？你要安心工作，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成绩来，把好产品的质量、工艺关……。”张说“你的话我懂了。”临走，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饭。这时看他的孩子，还那么小。 　　又回到了南京。我找到曾文虎说“你干脆把我调到你这里算了，我还跟你干。反正学院也解散了。”曾说“我哪有那个本事？我们中间隔了好几层，你现在又在军委直属单位。又是正师职干部，我现在不过就是个正军么！”我说“你吭吭儿本事不是挺大的么？”他说：“我没有这个本事。” 　　在南京还有一个小插曲。杜林曾也来找我了。见到我象没事人似的说“赵主任，听说你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能帮助我安排一下工作么？”我说“你的工作怎么还要我安排？又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难道是宋湖王之谦他们给你的鉴定写的不好么？”杜说“正是因为他们给我写的鉴定把我给害了。他们给我写：“杜林曾以革命大义为重，反戈一击，积极批判走资派，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等等。”我说“他们写的挺实事求是的嘛！”杜说“可是林彪一爆炸，黄吴叶李邱一倒台，我这个鉴定反而成了累赘。根据这个鉴定，他们还怀疑我是不是和林彪、邱会作反革命集团有关系，真是冤枉啊！赵主任你能写个东西，证明我当时是被迫的么？”我看着他那张毫无愧色的脸，说“你可拉倒吧！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违心的话。你要我证明你当时是被迫的，但实际情况是被迫的么？你动员我的孩子、爱人和我划清界限是被迫的么？你断章取义，歪曲我的日记也是被迫的么？你说我搞复辟也是被迫的么？你这个同志，太聪明了，有点投机心理。你待人处世不看是非，而是跟风、跟人。现在形势是变了，你要我给你写证明，万一形势再变过去，你又该怎么办呢？这么反复无常可不是做人之道啊！叫我做证明，还不如自己做检讨。真正把问题认识清楚了，自己做一个深刻的检讨，反而比什么都好。出自我手里的证明，应该经的起历史的检验，因此我不能开假的东西。”杜林曾自讨没趣，走了。当然按道理他的工作当地也应该给予安排，但这不是我这次工作的范围，说实在我就是去找，能帮助他说什么呢？ 　　离开江苏到了武汉。先到汉阳5505厂找到他们的工会主席，想叫他们帮助和市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工会主席和厂子的人见了我们非常热情，对于我们提出的要求满口答应。这个厂子在武汉有一定影响，联系也十分广泛。民政局、市工会都有认识的人。这样学院在武汉的十几个人很快就给安排了，该平反的也给平了反。这些人里，有军械的，油料的，军需的，财务的，都是一般的教员和工作人员。光5505厂就帮助安排了好几个。 　　被安置好了的人都很感激。我们住在5505厂，他们都来看望，见到我们象见到亲人一样，都说贺兰山还没有忘记我！现在我们都在家待着，没有人接受我们呀，这下好了。有的还希望能回到学院。我说“就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了。单位都解散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到了接受单位，好好工作……。”我心里想着，给他们平反不就是一张纸么？在我的怀里，拿出来只要一填，给他们单位就算平反了。这真象如来佛压孙悟空在五行山下的那张写满咒语的纸，只一揭，孙悟空就翻出来了！可是这张纸却代表了一个大背景的变化呀！ 　　从武汉出来就去了长沙。又回到了这个我魂牵梦饶的故乡！ 　　这次办事，我没有通过什么关系，直接去了省民政厅。在湖南一共有5个人要安排。民政厅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证明给他看了后，他就帮助我查那几个人的底子，结果很快就查到了。说“我们这里都有登记，但是这几个人都还没有安排工作。”我问“为什么没有安排工作呢？”工作人员回答：“老同志你也不想想，他们头上有那么大的帽子，我们敢给他们安排么？您看看，说他们是反革命反军派，‘5.16’分子，帽子一大堆……。”这时，我又一次感受到那一纸鉴定的巨大威力，说“唉，现在都给他们平反了。所谓反军，就是反对林彪，反对邱会作。现在林彪一爆炸，这些人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么！那些罪名都不做数了。我这里把原单位的平反信都带来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他们平反，还请你们帮助给安排工作。” 　　工作人员和我谈着话，忽然问我“老同志是那里人？”我说“我就是长沙人么！”“哎呀，看您的岁数也不小了，您一定是很早就离开家乡了。”我说“对呀，我是1935年离开的。咱们湖南，革命可是出去了不少的人。你知道肖劲光么，他也是长沙的，他是我抗大的老师呢！”“哎呀，您是老革命呀！怎么不早说，您这么老的同志亲自来给你们单位的人平反，那没说的，我们很快就会给办好的。”这位工作人员后来又是问我住在那里，又是向领导汇报。还专门搞来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拉着我们几个人在长沙转了转市容。长沙市也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化，麻石路面变成了柏油路，还看见正在修建湘江大桥。晚上我们就在这里的招待所住下了。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回到了靳江河。乡亲们都来了，问长问短，打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在同他们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在我被关押审问期间，家乡的亲人们也同时上演了一场为了保护我的名誉的“大戏”。 　　乡亲们告诉我，大约是1968年冬到1969年春这一段时间，从北京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经市、区介绍到靳江河来调查我的情况。他们调查的非常详细，有个别谈话，有座谈会，光座谈会就开了5、6次。除了靳江河，还去了枯石塘。他们先问，我们这一家是怎么来靳江河的，从那里来的，家里有几口人，我妈妈又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等等。乡亲们都如实回答，可是那两个人总是怀疑乡亲们说的不真实。一个划船的乡亲说，“他们就是坐我的小船来的，赵家大爹待人好，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船钱我都没收。” 　　他们又问，赵家在这里靠什么生活？赵家大爹在这里做什么？乡亲们说，做小生意，小买卖；赵家大爹还救过一个细妹子的命……；又问赵贵徵都干了些什么？乡亲们就说，铁伢子卖过扯麻糖，拣过烟屁股，拣过破布，破烂，打过幡，在河里打刨摸鱼，给郴巴佬背过纤……。他们问赵贵徵读过书没有，乡亲们说，他干过那么多活路，可就是没有读过书，“饭都毛得洽（没得吃），读么子书！” 　　又问炳廷做什么，说划船的，他爷老子不在了，他就划船了。 　　乡亲们还说，那个老的军人态度好一点，那个年轻的态度很恶，总说我们讲的不真实，说假话。后来把廖运生的爷老子廖家四爹气的直拍桌子：“你们既然找我们做调查，又不相信我们说的话，那你们就走吧，我们没有工夫陪着你们！” 　　后来，这两个人又去坪塘（湖南某监狱）了解彩英和天人的情况，什么王的成分啦，什么彩英什么时候当的童养媳啦，天人过去是干什么的啦等等。那里的干警一听就火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调查我们所长？”说着说着一大群人就把他们围起来，还是彩英解了围，说“这是我哥哥单位的人来搞调查的，不要难为他们。”众人一听就说“你哥哥不就是铁伢子么？谁不知道他爷老子赵家大爹？谁不知道铁伢子？这两个看来不是来调查的，是来挑刺的。” 　　…… 　　后来，他们又去翁云所在的长沙机床厂了解我三叔的问题。厂子介绍说，赵人宪和他的女儿赵翁云是死对头，不是赵贵徵把她搞的北京去，早被她后娘折磨死了；赵贵徵据说只是给他叔叔当学徒……。 　　后来，两个人又去查找肖补正，曾大成，肖没有找到，曾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他们觉得有用的东西，最后，他们还到我的祖坟去了一趟，并在那里照了一张象。经过了这样坚忍不拔的努力，两个人终于一无所获，没有得到比我自己写的自传更多的东西。 　　我倒是很佩服这两个人的韧劲，为了搞清我的问题，他们真是不怕磨破铁鞋。我更要感谢我的乡亲们，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面前一照，就现出原形了！ 　　离开长沙又去了四川。重庆只有三个人需要安置和平反。我按照程序走了一遍，很快就搞完了，还和这三个人见了面。又去重庆某炮校看看，没想到，炮校也撤消了。人全部分散在市里的各个单位。 　　我还专程去了一趟万县，这个我参加革命的启蒙之地。巧的是，这次居然找到了罗师爷。他现在还开着一个小小的纸烟店。罗师爷说，有人来他那里调查过我。我一听就知道，吴幼业，朱屯辛（调查我的那两个人）也到这里来了。我笑着说，“他们来调查时，我已经被关起来了。他们都问了些什么？”罗说“还不是你在这里的情况，你和你三叔的关系，你读过书没有，怎么来的，和王伯权、罗大麻子的关系，你怎么走的……。我都照实说了，只是你怎么走的我不知道，只好说，你在1937年底就神秘地失踪了。” 　　我又一次深深感到，要想把白说成是黑，那是不容易的！我倒是感谢起吴、朱2人了。没有他们这样穷追不舍、认真细致的调查，我恐怕还解放不了呢！后来我知道，他们甚至还到了完县、唐县，什么西板村、渠河、南燕……，几乎我打游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结果得到的材料，比我自己吹的还神：什么打伏击，什么端炮楼，什么杀汉奸……。那些乡亲们说“你们问赵指导员？那没说的。他要是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没有革命的了！他要不是人才出众，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医生朱好生老先生也不会把闺女嫁给他了……。” 　　从四川出来又去了沈阳。茹云的爱人马响云派了两个车来接我们。我们专门去抚顺计委（茹云的工作单位）的食堂去吃了一顿饭，这是告诉造反派：赵贵徵没有事了，这个军官又解放了。 　　在沈阳有三个干部要安置，老马提供车辆送我们去沈阳找这三个人，还把他们接到了抚顺。我和老马商量，这事还用不用我们跑？老马说“你们就不要管了。我来负责，这三个人即使是沈阳不能安排，我也把他们安排了。” 　　在抚顺还见到了当年跑到北京我家躲祸的林沛元，他这时也已经解放了。在抚顺，我们还顺便到露天煤矿的大坑去看了看。

浏览：88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2/4 5: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