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烂摊子 　　 　　队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不怕了。一时间涌出了很多顺口溜：“陈伯达是大骗子，干校一群大傻子。受骗的人觉醒吧，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乌拉喔也！”“贺兰山是软禁的牢笼，学院是升官的基地。直升机，窜的高，快速列车也不孬，后面还有慢跑的。邱部长乌拉喔也！”“学院出了奇，宋湖一跃上天梯！一些人鸡犬升天，一些人下了地狱。一些人笑，一些人哭，家破人亡好可怜！宋湖校长乌拉哄喔也！”听了这些乱七八糟的顺口溜，我心里很痛快，但也很怀疑：“你们这么说，没有人管你们了么？”“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管拉？”“他们都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了。” 　　由于没有人管事，本来不多的麦子，用了一个月才算收割完毕。收麦子期间，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又严重犯了一次。背麦子一弯腰就锥心地痛，腿都抬不起来了。我狠着心，拿了一块砖，靠在墙上，用砖的棱角对准痛的地方使劲一顶，只听得“咯嚓！”一声，腰上原来摸着突出的东西就进去了。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歇了一会儿。没想到站起来时，竟不怎么痛了。腿也能抬起来了。老曹这时还是和我一起干活，他说，“你回去休息两天吧，也没有人催着干活！”我就回去躺了两天。起来后一点也不痛了，好了！我心里想“人真是贱！你怕痛，它就真痛，你不怕，向它进攻，它就不痛了。” 　　这时2队就只有赵宗新在那里张罗事，管管食堂、后勤，其他的人都不出头了，说实在，他们出头恐怕也没有人听了。整个2队，甚至整个学校的人都在那里混日子了。我这时把家里的灯泡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每天晚上就在灯下看书。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材料学”。 　　空军的小战士们见我们好长时间不过去了，他们就来看我和老曹。还专门给我们带来他们自己种的花生和白面。那白面，是他们自己种的麦子，自己磨的面，给我和老曹一人送了一袋，还叫我们过去玩，给他们讲战斗故事。多么可爱淳朴的战士啊！ 　　10月份翠芬从太原回来了。她一进门就问：“传达中央文件了没有？”“什么中央文件？”“林彪叛逃，坐飞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什么？这么大的事我们怎么不知道？确实吗？”“确实，别的地方早就传达了。” 　　我这才知道学校封锁了这个消息。但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已经从各个渠道传来并且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学校。人们这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感到很可能是自己出头的日子到了，因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另一方面又似乎觉得某种神圣的东西一下子轰然倒地，心里没着没落似的；这种神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象也说不清楚。 　　赵光军这时也回来了。他是接到我的关于招兵的信回来的，真是一路风尘仆仆。他下了火车，穿着大头鞋，步行50里从车站到了家。脱下衣服一看，哎呀！里面净是虱子在那里爬，衣服的缝隙里，也下满了虱子卵。据他说有半年没有洗澡了。翠芬给他洗衣服，他自己洗澡、第二天又理发。经过这么一整理，一个焕然一新的小伙子站在我们面前。我对他说，“现在边防师正在招兵，你苏浩伯伯的一个老战友在那里当政委。你就去找苏伯伯，让他给你联系。”后来苏浩一看见赵光军就很赏识，说他老实厚道，肯吃苦，经苏一介绍，那边二话没说就收他当了兵。 　　松丽已经去了太原，后来在李久善的安排下，到河北医大就学。 　　竹丽也通过苏浩找到宁夏军区一个姓陈的副司令，搞到他那里当兵去了。据说，这个陈司令认识我，但我始终想不起来他是那一位？难道是我少年时期在四川时的好友陈士拔？抑或是陈东平？但这恐怕永远是个谜了。竹丽当兵还有个小插曲：那边接到要送我的孩子去当兵的消息后，已经到了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这位陈司令还不知道竹丽的名字，于是，就胡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赵伟”，然后填了表。从那个时候起，竹丽的名字就改了，只有家里人叫她竹丽，在她工作的几十年里，外面的人都叫她赵伟。 　　这样我的几个孩子就算都有了着落：北战在国营农场、两个当兵、一个在工厂，两个在身边上学。从文革以来一直为儿女们担的心现在算是放下了。这大概是形势变化后的第一次受益吧！ 　　11月份，终于等到了正式的文件。总后党委还附带了4条：守纪律、顾大局、听分配、稳妥地进行平反。这样我们终于详细地知道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 　　这时干校的领导也全部撤换，全体人员一致拥护苏浩当校长。总后也批准了。然后大规模的控诉和平反工作开始了。我们2队共推举了20多人作为清理黑档案和进行平反昭雪的领导班子，其中有郝宪文、阎登修、高堂深等。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召开的控诉邱会作罪行的大会。总的控诉人推举的是我，而控诉材料则是由我们学院几个有名的笔杆子写的，他们是蔡成光、刘君潢、李某某。整个控诉用了两个多小时，控诉他捏造一些人搞反革命暴乱，控诉在他的指使下，大批的人被揪斗，被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残暴罪行。在我们学院被迫害致死的就有6个！ 　　大会始终有序而群情激昂。当说道悲惨之处，许多人留下了眼泪。会议一面控诉，一面高喊口号，人们积压在心头几年来的郁闷，终于得到了释放。 　　紧接着是清理黑材料和平反昭雪，以及诸多的善后工作，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象控诉和喊几句口号那样容易。为了平衡全校的工作，苏浩点了我的将，叫我去6队当平反工作队的队长。6队主要是原通县军械学校的人，由于被迫害的人在军械学校被解散时都复员了，所以平反工作很难搞下去。 　　我点了徐泽天、陈钦孟、张应俭几个人和我同去。还是先从了解情况入手吧！到那里一看，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6队现在的人员组成，主要是原军械学校三大部——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当时的逍遥派，或被邱认为罪行不大的人，或者是邱派的人。那些被打的，被迫害的，都在军械学校解散时复员了。几个被打的最惨，肋骨、腰腿被打坏的，都不在这里，据说还有2人被打死了。二是目前在这里的原领导人只有一个，是副校长，但他不是党员，是解放战争起义的人员，按副军职待遇；原政委在天津，没有来这里；另外原训练部部长、原政治部主任（两个都姓陈）也在这里。三是这里的人员主要是营团干部，政治水平较差；这里的气氛也不象2队，似乎林彪事件对他们震动不大，显得很平静。 　　根据这个情况，我和工作队几个商量之后向苏浩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若要真把平反搞起来，应该把被遣散的人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请回来；第二，把原政委请回来，组成以他为中心、包括两位姓陈的部门首长以及原学生队领导在内的领导班子，负责整个平反工作，要以他们为主，我们只能当观察员，当顾问。如果以我们为主，一是搞不好，二是也不好脱身。 　　苏浩欣然采纳了我的意见，立即找他们谈话，并派人发函，允许部分人来学校。 　　半个月后，人们陆续到齐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事情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原先的想法大相径庭。首先是他们的领导不是很得力。那个政委，岁数也太大了点，我看有70多岁了，他的资格很老，曾经参加过当年的铁路二七大罢工。但现在基本不管事，也不拿主意了。等我们拿了主意，他就点头，后来我们叫他“点头政委”。其余的几个人也不是很得力。这样一来6队的人员，有了事情不找他们，还是找我们。最头疼的是他们的人员，特别是回来的人想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成天找我们哭哭啼啼地提出各种要求，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要求重新回到部队；二是要求进行经济赔偿；三是要求回部队后最好是官升一级。而对于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平反，他们倒是觉得无所谓了。 　　唉！没想到，把人叫回来，把我们粘的更牢了，问题更复杂了！于是我们只能先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首先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我们主要围绕这样几个问题来谈：第一，要搞清楚政治方向、政治路线问题，获得政治上的平反。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别说你们回部队，就是到贺兰山你们都来不了，将来在地方上给你们安排工作都安排不了。第二，你们的实际利益要照顾，但也要从实际出发。如果你们要求所有复员的人都要回来，还要升官，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学校的建制已经撤消了。部队番号撤消，当兵的复员是天经地义，谁也没有本事帮助你们回来。我们只能通过你们，帮助包括你们在内的受委屈的人平反，然后得到一定的补偿，将来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在地方上给安排一定的工作，这就功德无量了。超过了这个界限，你们会一事无成。你们这十几个人要代表原学校被迫害的人做好平反工作，还要照顾国家的大局。文化大革命以来，国家已经很困难了，有的地方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第三，你们自己也要谦虚谨慎。好象你们就是那么革命？天生的就是反邱的英雄？你们是孙悟空，火眼金睛啊？一眼就看穿了他？你们不也喊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么？你们原来的认识就这么高？凭你们现在的言行，不从政治路线出发，说明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本身的水平也是不高的。 　　随后，我们还向他们提出了若干要求：一是首先谈涉及自己的问题。谁把你打伤的？要谈具体事情；在文革中你们都具体做了什么？二是你们还是要听你们政委和2位部长的，他们还是好同志么！平反工作搞完，然后通过他们安排你们在地方上的工作问题。三是如果你们不听招呼，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你们还是回去吧，我们不管了。 　　几天以后，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于是我们和他们的领导在一起制定计划开始工作。我们建议先在小组会上揭批，弄清情况。 　　但是几个会议下来，我就完全没有信心了。在会上他们说的情况，使我们几个人总是忍不住想笑：有的说，是我们先造反的，我们拉起队伍，从通州去总后抓邱会作，结果被人家打了；有的说，我们去抢档案，结果被保守派给轰了出来；一个满脸横肉、五大三粗的山东大汉说，我当时是造反司令，在那次造反中，谁也打不过我。我们有一个戴眼睛的人肋巴骨被人打断了，也不知道是谁打的，我在后面做后卫，掩护我们的人都回来了；还有的说，我们回到学校，学校的干部战士都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也打我们；有的说，时间不长，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起来了，我们就被镇压下去了，后来，我们的学校就解散了，学员们遣散，当造反派的也被复员了……。 　　听来听去，哪有什么原则问题，就是一场混战。说实在，我原来还打算象过去搞运动的后期搞甄别善后一样地搞一下这个平反工作，现在看来，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根本说不上什么对，什么错，冤也没有头，债也没有主，没有了是非界限，没有了敌我之分。 　　这一来全校的批判控诉大会我也不打算开了。我把情况向苏浩做了汇报。苏听了气得不行，直嚷嚷要把他们赶走，还说今后在这里吃饭要收他们的粮票，并大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一听赶忙说“您这也有点过火了，粮票别收了，反正我们自己生产的有粮食，要多住几天就多住几天，人是我们请来的，还是要好来好散。”我这是第一次顶撞了苏浩，他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按照我的意见办了。 　　但下一步怎么办？这时我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的想法，决定不搞什么教育批判了，平反也完全可以简化，都给平反就完了，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是非，打人的人搞不清，就是搞清了也意义不大，因为他们是响应号召搞运动；被打的人也是很盲目的参加运动。 　　基于这种想法，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善后”，而善后的核心问题是给他们每个人安排工作，使之有一个出路。至于平反工作，无非是我们以组织的名义给他们把过去的不实的鉴定纠正过来，重新给一个鉴定而已。 　　获得苏的同意后，我马上按照新的思路工作。按照新思路，具体要办的事情有三个。 　　第一就是要摸清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特别是需要我们给安排工作的？我们先根据军械学校现在在这里的人以及被请回的人的口述进行整理，又查他们的花名册，终于大体上搞出了一个名单。再根据这个名单，把已经有了工作的，或者回农村了的去掉，最后剩下了40多名需要落实工作单位的人。 　　第二个事情是重新给复员的人搞一份鉴定。这就让他们的领导组织人一个个给重新写。写的时候，除了每个人其他方面的表现各有不同外，都有这样一些大致统一的话：“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由于对邱会作的罪行无比愤恨，参加了对其的批判斗争。也因此而遭受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长期迫害……，现在特此给以平反。并且希望当地有关部门按照他们自己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给以安排工作。”云云。这些鉴定，都按照已知的地址，发到了当地的人事部门。 　　第三件事就是动员说服被请来的人回去。我们帮助他们买了车票，还适当给了一些钱，有的100，有的200，最后大多数都动员回去了。剩下5个人坚决不回，我们暂时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 　　为了把善后的工作做的更扎实一些，我又设想让他们自己的人成立一个“处理安置办公室”，这个办事机构回原通州军械学校校址办公，与贺兰山脱钩；主要的任务就是落实那些复员的同志的工作，因为光写信去不一定能落实，恐怕还要到各地去跑一跑，有的人找来了还要接待。跟他们一商量，两位姓陈的部长主任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又找他们学生队的一个姓陈的教导员，他欣然同意。 　　其实，成立这个机构并要他们回去办公我有两个目的：一是给安排工作，二是有了这个合法机构，就可以把六队在贺兰山的150多人，逐步转移回去，这些人的善后工作最后由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的这个想法苏浩非常同意，当下就批准，并向总后做了汇报。事实上，这个5.7劳动干校早晚是要解散的，如果6队的问题解决了也就算解决了一大坨，他当然同意了。 　　我同陈教导员等人一起回到了北京通州，落实了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挺不错，是原来该校外事班的楼房（负责培训第三世界军械方面的人才）。安顿好了他们即开始着手工作，去总后开介绍信，往各地派去联系安置的人员等。 　　我又回到了贺兰山6队。现在的工作就是善后的准备，并设法撤回北京通州。对于这个事情，那个老政委有点为难，两个姓陈的也有点不情愿，倒不是不愿意回北京，是不愿做善后工作。到后来还是同意了。 　　苏浩请示总后的张泽敏政委。张有点犹豫，主要是怕这帮人回去到总后闹事，所以没有马上答应。我一考虑，只要他们不闹事，不就可以让他们回京了么？我于是和他们的政委及几个领导商量，决定做大家的工作。 　　在大会上我问：“你们是不是在贺兰山住的有兴趣了，不想回北京了？”大家答“谁说我们不愿意回？”我说“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总后担心你们回去闹事。如果你们不闹事，不提无理要求，那就有可能回去。”说的这里，我的眼光看着那5个没走的人，尤其是那个山东大汉，“你们要是太‘革命’，别人就怕你，象你，拳头那么大，人家都怕你，怕你就躲着你，你的问题就拖下来，就不好解决了。那我们也不管了，你爱找谁找谁。”说的那5个人都笑了，“我们写保证书。” 　　在获得了大家都写保证书的允诺后，我继续说：“现在我们要讲大局，大局是什么？大局是批林批邱会作，是挽回军队的不良影响和地位，是巩固党的领导。这是最重要的。不能把个人的得失放在第一位。回到北京，也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遵守纪律，服从安排，维护军队的光荣传统。最后，我还是劝大家要谦虚。不要自以为有功。林彪这一闹，国家损失太大，不管是谁的错，损失是造成了，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要以为反邱有功，不要有投机心理……。” 　　做了大量工作后，每个人都写了保证书。我于是把这个情况又一次向苏浩汇报。他这次专门派人回去找张泽敏反映情况，终于获得了同意。这样，我就算把6队的事情处理完毕。回到2队时，已经是1972年夏天了。 　　2队这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都走了。象郝宪文、郑树人、阎登修、高堂深、于清水、王良……等，差不多走了20多人。我在6队搞善后有了名气，刚一回来，就一致推举我当支部书记，还说“老赵好人做到底，你来当这个书记，把我们都搞回去吧！”这样我就和原来的队长赵宗新主持2队的工作。 　　徐泽天、陈钦孟也想走，陈说，石家庄要成立军械学院，想去打听一下，徐则说他在石家庄七分部有认识的人，可以到那里的仓库去工作。我说，行，你们能走就走吧。他们的爱人都在身边，只有一个孩子，走也很方便。 　　他们走了之后，我受到启发。这种自发善后也是一个办法，反正学院也撤消了，人员早晚要由组织安排，这样可以减轻一些安排的压力。于是我就说，现在咱们6队，谁在外面有关系，都可以走。我们这里负责给开证明和办理其他手续。这样半年之内，又陆陆续续走掉了4、50人。 　　冬天又到了。但是，学校的日子现在很好过。有米，有面，烧的煤是好煤。食堂的伙食也很好，不愿意在食堂吃的可以自己在家里做。每家的屋子里都烧的暖烘烘的。说实在，就我自己来说，早走晚走也无所谓了。有些人，甚至不想回北京了，象陈道力，把自己的子女也在银川安排了工作。王林成的爱人万婷要求到贺兰山来，我们把她搞回来了。后来，她把女儿王莹在银川广播电台安排了工作，王林还跟在身边。 　　我们支部还解决了3个人的党籍问题。蔡成光和一个女同志递交了申请书，支部大会一讨论，一致通过；还有一个老同志，前些年由于男女关系被开除了党籍，他申请要求恢复，支部经过慎重调查和讨论，终于通过恢复了他的党籍。说起来，这个老同志的事情挺有点意思。 　　老同志叫李居万，也是个三八式干部，被开除了党籍，对他这个跟党干了几十年革命的已经是副师职的人来说，好象是被抽掉了魂。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要想恢复自己的党籍。到贺兰山4年来，他拼命的表现，真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些年轻点的人可能不大理解，但我理解。在他的心目中，如果离开了党，就等于没有了归宿！ 　　那么李居万是怎么被开除出党的呢？经了解是这样的：说起来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的一个战友，可能是因为病，要死了。临死前托付他照顾照顾自己的爱人和孩子。老李在战友去世后，就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个寡妇。经常帮助她家解决一些困难，做一些事情。还尽量省一些钱来接济她，为了省钱，连自己的烟酒都戒掉了。然而，这些事情回到自己家里还不能讲，因为他自己的老婆很厉害。 　　寡妇有了他的帮助，自然是感激不尽，几年下来，孩子们也陆续上了小学、中学，老李家有了事情，寡妇还来帮忙。有一次，李的老婆病了，寡妇来到家里细心照顾，给他也帮了很大的忙。这样，慢慢的两人就产生了暧昧关系。 　　这种关系终于叫自己的老婆发现了，就跟他吵架，李一气之下，打了自己老婆2个耳光。老婆就告到院了去了。当时院政委是彭剑钦，这位首长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李居万开除了党籍。职务也撤掉了，只保留了副师职待遇。老李一被开除。他的老婆也后悔了，那个寡妇也差点自杀，还是老李有预感，及时发现并制止了她，没有跳到井里去。这个事大约是发生在四清运动期间，到了文化大革命，李居万是一只“死老虎”，倒也没有象其他领导干部一样遭了许多罪，造反派没有人理他。 　　但是对于恢复李居万党籍的事情，支部里有一些党员想不通，我就耐心地一个一个做解释工作。赵宗新也有点顾虑，不敢做这个主。我找到赵宗新说“老李的党籍应该恢复。4年来，他一直表现很好，还要他怎么样呢？他也是个老党员，50多岁的人了。如果设身处地地为他想想，离开了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否定了他自己的历史！他还有活头么？他的那个错误，到底是个什么错误？并不是政治上的错误嘛，而且是做好事在前，履行对战友、对朋友的诺言在前。当然事情发展到后来出了格，但毕竟是可以谅解的错误么！就这样一棍子打死，行么？” 　　后来说服了赵宗新，在支部会上又反复讨论了好几次，最后终于通过了！通过的那天李居万不顾自己50多岁的年龄和老干部的身份，象小孩子一样大哭了一场！我从自己对党的感情，深深地理解他，并为他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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