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配贺兰山 　　 　　火车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才算到了银川。一路上，由于我们这列火车是军用包车，没有服务员，吃饭喝水都得自己解决。吃的东西，我们带了面包、饼干，但喝的水怎么办呢？虽然火车上的炉子里有水，却是凉的。我这个人就是爱管闲事，于是决定试着烧水。好在煤、柴都是现成的。说实在，这等小事岂能难倒我？时间不长，水就烧开了，解决了大家的喝水问题。 　　总后的5.7劳动学校，原来是一个军马场，坐落在银川城西部50多里路的贺兰山脚下。自古以来，银川及其附近地区就是有名的塞外江南。虽然雨量稀少，但是由于能够得到黄河的灌溉，农牧业相当发达。这里的空气还特别的清新，透明度极大，一眼能看出去几十里。 　　我们来之前，住的房子就已经盖好了，都是干打垒的小平房。我和翠芬带着10多岁的赵光民和梅丽，应该说还算是麻烦比较少的。有的人，家中还有老人或者很小的孩子，情况就比我困难多了。我们到达的那天，汽车刚把东西卸到院子里，老天爷就给来了一场大雨。真是天公不作美。这个地方向来雨水少，它还就赶在我们到的这个时刻下下来了。我们住的那些平房，漏的一塌糊涂。整个院子也一片狼籍。 　　这个时候，苏浩挺身而出，立刻负起了组织大家互帮互救的责任。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连我们二队的赵队长也听他的。看来这个“走资派”还是虎威不倒。房子漏，就组织腿脚利索一些的上房用雨衣、塑料布堵漏；院子里的东西，组织人往各家各户搬，老人孩子，组织人力安顿；特别是那些家有小孩和老人的，都得到了特殊的帮助，结果虽然老天捣乱，大家还是很快就把家安顿好了。那天雨下时间不长，从贺兰山上还下来一股洪水，就从我们驻地前面不远的河沟里汹涌而过。说实在，要不是老苏临阵的果断指挥和处置，非乱了套不可。 　　5.7劳动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叫胡飞的人，职务是总后生产部的副部长，是个红军干部，但不知怎么的，文革中他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政委姓王，师级干部，也是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专门整人的主儿。 　　整个学校共有12个队，是全国各地总后系统的人。其中1队，是总后机关的，2队是学院的，6队是通县军械学校的，还有二医大的、四医大的、后勤科学院的……等等。 　　2队算是比较大的队。其中，我们军械教研室的有二、三十个。一个好端端的教研室如今人已是七零八落，各奔东西了。我印象中到贺兰山来的有徐泽天、陈钦孟、马全银等人，象朱尚林，下放到云南去了，张强森回家当工人去了，杜林曾呢，“真造反派”也没有对他客气，叫他复员了……。当然，相当一部分是高升了，被派出去当官了。 　　陈钦孟、徐泽天因为是造反派的成员，虽然在他们里面不被重用，但身份和我们还是不同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个负责运输，一个赶大车。 　　2队的队长姓赵，指导员姓李，副指导员叫刘顺直。每4个班被编为一个区队，我们那个区队长姓陈，是原来学院管理科的管理员，名声一向不怎么样。这些区队以上的干部大概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派来的，比我们这些劳动改造的人年龄都小，但是那个架子可大了去了。这位陈区队长一下火车，就对这帮老头子们训起话来：“你们到这里来，就要放下你们当首长的架子，好好劳动，接受再教育……”一解散，这帮老家伙就在下面骂开了：“你他妈算老几？谁不知道你几斤几两？跑这里充大瓣蒜来了。整个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 　　赵队长人还算正派，对老同志也较尊重。来那天下大雨，他帮助老同志做了不少事。 　　我被编在8班，班长是苏浩，我当了一个副班长。 　　一来贺兰山，就对我们宣布了几条规定：1）不准互相串联，只能在本班活动；2）除了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其他书籍文件一律不准带；3）严格请销假制度，不得自行外出；4）一律参加劳动，不得无故缺勤；5）所有来往信件一律交给队部。 　　几天后，又重新编了班，我仍然在8班，但苏浩走了，我当了班长。新班编完就开始劳动。劳动主要是植树，还有一些轻一点的活是女子班干，翠芬她们就去打草编草帘子。我们植树，主要种的是杨树，由于树苗比较大，挖的坑也比较大。都是直径一米、深一米五的大坑。开始一人一天挖不出一个。主要是那里的土很特别，里面有一种象生姜一样的石头，均匀地分布在土里。这样一来，单纯用锹就不行，必须配合用镐。总是动镐，速度肯定快不起来。但是慢慢的，人们越干越熟练，速度也逐渐快起来了。 　　先是种院内，然后又种院外，足足种了两个来月，种了好大一片树。这些树，后来都成活了，形成了很大一片林子。 　　冬天到了。不种树，学校就组织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但晚上回到宿舍，我仍然看我的业务书籍，我觉得这几年来，看书成了我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我深信，看这些书，将来一定会有用的。有一次，我进城在书店里看到了有关电子计算机的书，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里面有许多东西我看不懂，比如那个2进制，我就搞不大明白。然而这不能阻挡我对这个东西的兴趣，至少一些初步的知识和原理我明白了，而且我朦胧的感到，这个东西将来可能用在我国的军事上。 　　看这些书在当时仍是不允许的，因此我很谨慎。从北京来的时候我带的这些书也放的很隐蔽。平时看时也很注意。看完后，就把它们藏起来。屋子的墙都是土坯垒的，抠下一块土坯，把书放进去，再把土坯放回，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 　　这段时间，还是不断有外调的人找到我写一些证明材料。有一个是二炮来的人，要我写关于李郁山的材料。李郁山是我在重庆某炮校时的政委，我和他关系不好。但是写材料必须实事求是。来人很凶，先给我念“最高指示”，要求我不要保留，必须如实地写，然后主要了解李郁山和他的小保姆的关系问题。我说我知道怎么写。于是写到：“李郁山和保姆的暧昧关系问题，我没有发现，不知道。李和群众的关系不大密切，架子比较大，不大关心群众的疾苦。他如果要个车进城，任何人是不能搭他的便车的……。”估计二炮也在搞三结合，所以要调查干部的情况。 　　我的妹妹赵申媛的单位也来人，了解她家庭成份问题。我于是写了一份与丽芸同样的证明材料。估计可能是要发展赵申媛入党。通过这，我才知道妹夫李久善这时正在山西太原某军工厂支左，这时他已经是高炮某师的政治部副主任。 　　转眼到了1970年的春天。一天忽然接到队里的通知，要把我抽出去到西吉县支农。2队共抽出30来人。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我们才知道，这次叫我们去是以支农的名义镇压反革命暴乱，把隐藏的反革命头子抓出来。队里其他人都很羡慕我们，因为这是“组织的信任”。他们还欢送了我们一下。事情真是奇怪，我们在干校地位跟“囚犯”差不多，而一旦“组织信任”，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支农的解放军。那个时候的事，真是说不清。 　　工作队由副指导员带队，很快就到了西吉，书记县长接待了我们，并把情况做了大致的介绍。说这次暴乱影响到了全县，但重点是在第4区。我就被分配到了4区。我们一共去了十几个人。带队的人姓姜，他一开口说话，我就感到没有什么水平。他先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谈县委交给的任务如何如何完成。他强调的是完成县委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为什么？他却不去管。他更不提到下面如何了解情况，如何和群众打成一片。 　　分配任务时叫我带一个小组，共4个人。还记得名字的是军需教研室的教员王玉鹏，还有一个运输教研室的姓陈的教员，还有一个记不住了。我们4个人，要负责8个村子，我于是又把人分成两个小组。临进点之前，我召开了一个会议。之所以要开这个会议，是因为我想强调一下问题的严重性和我们如何开展工作的切入点。我说“根据县里的介绍，我们要去的第4区是‘重灾区’。看来情况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倚仗？除了区区4个人和每人身上有个手榴弹，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一去了就蛮干，就去抓人、捆人，那是很危险的。恐怕不但一事无成，可能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所以手榴弹千万不能暴露，更不能扔。说句不好听的，它是用来在最危机的时刻避免被抓，自杀用的！ 　　那么怎么做？我的主张是：先不张扬，老老实实住下来了解情况，了解干部和群众的各种情况，慢慢和他们混熟了，情况掌握了，再逐步开展工作。 　　我的意见他们都非常同意。我估计在这4个人中，我的政治阅历应该是最丰富的，过去在敌后开辟工作，靠的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和争取了群众，掌握了实情，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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