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挨斗我陪绑 　　 　　靳勒走后，我想我的事情惊动了造反派的第二号人物，看来他们真是恼火了，我还是认真写点东西吧。于是我写我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我过去对彭德怀是很崇拜的，毛主席曾经赞扬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总在历史上是有过卓著功勋的元帅，没想到他庐山会议来了一个‘万言书’，凭一时之勇，不顾后果，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对大跃进的信。大跃进有什么不好呢？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非是想叫国家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叫人民早日摆脱贫困，你彭德怀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可是你罗列了一些所谓事实，使全党、全国人民受了你的迷惑，犯下了错误。我对彭的同情是十分错误的。今天靳勒同志指示要我很好地交代，所以我做了这样的交代。从思想根源上来说，确实是同情彭，认为他受了委屈，从阶级根源上看，自己还是小生产者的思想观念。没有从全局出发看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是只有靳勒同志叫我从这方面考虑，我才有这样的认识，可见得现在跟着革命形势走何其难也！”写好后交上去了。 　　隔了一天，就听到大喇叭里广播开了“看看赵贵徵的嘴脸，我们革命领导反复跟反革命赵贵徵谈话，他就交代了一句话，‘跟着革命形势走，何其难也！’这就是赵贵徵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大喇叭对着我住的23楼反复播放。 　　时间不长，一次在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又偷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是王之谦传达戴寅山的指示，说“喇叭里那样广播水平太低。赵贵徵是什么家伙？这不是抬高了他的身价了么？这不是表明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么？要提高斗争水平，提高斗争质量……。”我听完，悄悄回到自己的屋子，一个人在那里偷偷乐。我想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而且肯定是在“提高斗争水平”上下工夫，我也要琢磨一下应付的方法。 　　果然晚上又开我的批判会，来了30来人。主要是打我的态度。这次他们不叫我说话，只是听他们对我的批判。还把我的脑袋按住，腰一直弯着。这一次他们把我的爷爷也扯进来了。说我是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也不知他们怎么知道我爷爷的墓前还有石人石马，于是说我爷爷肯定是个封建头子，而赵贵徵呢，一直就是奉行他祖父的遗训，对抗毛主席的思想，对抗文化大革命。王之谦、赵月正、李金波、杜林曾等都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批判，可是大帽子底下一句事实都没有，空洞无物。我听了一点也不在乎。我在乎的倒是我的腰，他们让我弯的时间太久，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一直折腾到11点钟才算结束。 　　…… 　　话说就到了1968年底，快过年了。忽一天总后要召开批判大会，在总后的广场上进行。那天来了4个造反派把我也押去了。我心里想我这么个小人物，还不至于拿到总后去批判吧？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去了一看竟然是彭老总！那天在台上被批判的有彭老总、有黄克诚、周小舟、罗瑞卿等许多军内的著名人物。我和一些人只不过是来陪绑，都站在台下。这次批判大会，主要目的据说是要肃清彭德怀在总后的影响。我看见当年那个我手下的处长，如今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领袖人物也在台上发了言。发言的还有总后机关造反派、军科院造反派、二医大造反派、后勤科研所造反派等。会场上批判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整整搞了一个下午。 　　但是令我心中感佩的是，彭老总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始终直挺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眼望着天空，虽然手被绑在背后，但丝毫不减他脸上那股目空一切的凛然傲气！ 　　回来后，晚上有几个人问我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感想？我说，“首先我感到很荣耀。在战争年代都很难得见一面的彭老总，我今天又见到了，而且今天我是作为他的陪绑人员。能陪着彭大将军一起被批斗，我确实感觉不一般。第二感到彭总很傲气，身体很好，精神更好！2个小时一动不动。从这可以看出，他‘还在对抗中央’；第三，总后的领导人，特别是宋湖的发言很好，可惜我没有听清楚，能否印发一下，让我们拜读拜读？” 　　不想第二天他们把我的“感想”掐头去尾在大喇叭里广播起来。说是昨天的大会对走资派赵贵徵起了效果，他要求拜读宋湖同志的发言，并批判说彭德怀目前还在对抗中央。 　　我听了后心里想到，这些人真是卑鄙！他们把断章取义的手法真是玩到家了！ 　　造反派那天居然还放了我一天的假。晚上，我在家里和赵光民下开了象棋。我规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就是我不要车、马、炮，但是我的小卒子可以连续走两步。结果我总是赢。正在下的时候，造反派来人了，他们看见了我下棋。 　　第二天大喇叭又广播开了，说右派份子赵贵徵不交代问题，竟然有时间在家里下棋…… 　　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开过我的会了。我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每天我还是照样打扫我的卫生，而且只要有时间，我还是在我的屋子里看业务书籍，上面放着毛主席著作，下面则放着我的军械资料。想复习一下力学，但复习不成，有的地方看不懂，又不能去找人请教，只好作罢。 　　有一天，陈钦孟拿给我一张报纸看。上面说的是关于两派要联合的问题，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但是学院已经没有两派了。在这种情况下，5.16和5.17 又假模假式的分为两个组织，然后搞成一个联合，再结合一些原来的领导干部，算是三结合。 　　这段时间外单位来找我调查、核实材料的不少。这说明全国到处都在这样搞。奇怪的是5.16造反团的人并不阻止我给别人写证明材料。一个大坏蛋写的东西，也能证明别人的清白或不清白么？但他们却不管。我自己的原则是明确的，那就是实事求是。 　　有一个来外调的要我写关于张月东是否叛徒的材料。张是抗战时我在游击军八大队时的副指导员。我如实地把当时的战斗和他被俘的经过写了一下，最后说道：“是否叛变，本人一概不知”。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人，要我写“张月东不是叛徒有何证明？”我只能回答“证明不了”。因为被俘后的表现我并不知道。但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没有听到关于张月东叛变的任何传言，我们的人也没有任何损失。” 　　又有人来要关于杜全光的材料。我写到：“这是一位很好的领导，此人领导水平高，革命军人的素养好，正规化训练抓的紧。炮兵学术知识渊博……。”这是炮兵造反派来取证时我写的。 　　又有人来要关于龚勋冠的材料。我写到：“龚勋冠同志是位好领导。善于用人，团结同志宽容大度，事业心强……。” 　　又有人来要关于韩铮的材料。我写到：“这是一位我很敬重的好领导。思想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据说当年是冯玉祥的秘书，写得一手好字……。”他们还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说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同志关系。韩铮当时好象是广州军区炮兵司令，1954年我调到重庆后就分开了，一直没有再见面。 　　又有人来要关于陈宜贵的材料。我写到：“陈宜贵同志是位好领导、好兄长，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这是北京军区造反派来要的材料。 　　我写的材料，都要经过5.16造反团的手才能拿走。王之谦、石洪业等人看了我写的材料后，就讽刺地说：“你的这些材料都是歌功颂德、吹牛拍马。”我毫不客气地顶回去：“在你们的眼里看来，我们这些人全都是黑色的！你们知道吗，这些人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老领导，老红军！”他们听我说完，一句话没吭，走了。 　　有一次，王之谦问我和抚顺5.16反军派有什么联系？我说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给陈锡联写过一封信，但是却再也没有接到回信。又问我为什么要给陈锡联写信？我说，“他是我的老首长、老上级，为什么不可以写信？”他说，“你知道吗，你的那封信，在抚顺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我说，“有那么严重么？对于这一点，我毫无所知。那你们给我讲讲都造成了什么影响？”他又不说了。 　　王又问，“你妹妹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听说还托人给你送来一个小瓶子，里面是什么？”我说，“可能是糖精吧。”王又问是不是烈性炸药？他这一问真是把我搞的哭笑不得：“我说老王啊，你这真是怀疑一切了！要说炸药，军械教研室还缺么？咱们什么炸药没有？我如果真想搞炸药，难道还需要别人送么？关于这一点，咱们都是老军械的人，你应该明白！”王不吭气了。当时给我送糖精的是关新清，是当年在六炮校时我的女学生。是翠芬要的，为了蒸窝头、蒸馒头时增加点甜味。 　　话说就到了1969年春天。一天，我照样去办公室，却看见原来我的专案组里神秘消失的几个人又回来了。时间不长，就放出话来，说是要解放我。随后，作为军人标志的领章帽徽也叫我重新戴上了。一时间把我搞的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解放我呢？ 　　后来，徐泽天悄悄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几个消失的人确实是去搞我的外调了。他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跑遍了我生活、战斗、工作过的几乎所有地方：湖南、四川、河北、……。但是无论怎么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家庭成份没有问题，战争年代作战勇敢，既没有被俘过，也没有脱过队，表现一贯积极等，就是在文革中，反对邱会作也没有明显言论，其他方面也找不道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徐泽天说，“能够抓住一点影子的，就是三反言论。”我问什么叫三反言论？徐说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三面红旗、反文化大革命”。还说因为抓不到什么东西，就只好把你解放了！打那以后，我的工资也开始照常给我发了，而且听说原来扣发的工资还得全部给我补回来，每年定期发给的服装也照常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造反派只是发给我的生活费。 　　教研室的徐泽天、陈钦孟、朱常林等许多同志也慢慢开始和我公开半公开接近起来。 　　我心里说，就是那些所谓的“三反言论”，你们早晚也得给我平了反！ 　　时间不长，他们送我去参加一个总后在通县军械学校举办的训练班。什么训练班呢？叫做“打不倒、扶不起来份子的训练班”。我去了一看，学院象我这个级别的就只有我一个，看来我是中层干部中第一个被解放的。 　　我们住的是三人一间的房子。我一看这些学员，都是40~50岁左右的人，全是总后系统的：二医大、三医大、军事卫生医学院、总后机关的，等等，大约200来人，编了15个班。我还闹了个班长当当。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516通知》，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庐山会议的材料，四清运动的材料，还有有关党内若干次路线斗争的材料，等等。干部们边学习，边议论。这一议论起来，就有些收不住口。有的说，李立三、罗龙章到底算是右还是左？有的说，高饶只是个别的、局部的行为，够得上路线斗争么？有的说，庐山会议只能算是党内高层的斗争，跟我们基层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说，一次路线斗争下来，往往有余波，比如王明从左又变到了右，抗战在长江局就变成了右。搞了个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但也不能算做全局性的路线斗争……。到后来，议论的东西和文化大革命的事情靠近了不少，和上面的要求就有些不一致，于是有人提醒，这样议论不好；再后来，又有人提醒，注意，有打小报告的。这我们才注意了。 　　总后政治部有个邱副主任，过去我们比较熟悉，这个人也比较接近群众，有一次在组织劳动锄草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是不是有人在学员里布置了监视网？我们都解放了，还被监视呀？”老邱一本正地说 ：“老赵你要注意一点，你是个炮筒子！”我还是问：“我们班谁是？”他说我也说不准，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我说我保密还不行么？他就告诉了我，“就是你的副班长。他是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又问你是什么派？邱说我是逍遥派。我说，我也是逍遥派。 　　在这以后，我对班上了几个老家伙们就提出警告了。我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对副班长“效敬效敬？”有人问怎么效敬？我说，他发言的时候多附和一些，平时说话多注意一些和顺着他们的意思一些，卫生么，咱们多打扫一些……。 　　一个四川籍的老同志说，“老子就不敬他，这个龟儿子，老子看他就不顺眼。你看，他那眼睛是三角形，鼻子钩钩着，简直是个小刁德一！我还想整整他！” 　　第二天锄草的时候，他就悄悄搞了两条蚯蚓，回来塞进了副班长的被窝里。 　　这个副班长比我们都年轻，本人很是邋遢，经常不洗脚。那天他晚上回来一头就钻进了被窝。后来发现脚底下滑溜溜的，把被子掀开一看，黑糊糊、脏脏的一片，想是把蚯蚓蹬烂了。就有人说了，你看你脚也不洗，把被子都搞的这么脏……。 　　后来我对老四川说，以后这样的小动作就不要搞了，你看，咱们也都是正儿八景的老同志了，不必跟他执这个气。 　　后来，我们采取了和副班长若即若离，敬而远之，附和多反对少的方针。这样，我们班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而别的班就出现了各种“反革命言论”，有的人还被拿出来进行批斗。我们班呢，却受到了表扬。 　　学习了3个月，回到原单位一看，学院已经解散！5.16、5.17造反团的一些头头，都“高就”了：宋湖，去二医大当了校长，由副团一下升到了正军，可谓一步登天；靳勒去二医大附属医院当了政委；李金波、陈杉启去二医大政治部当科长去了；石洪业也去了二医大当了什么助理，王之谦去云南昆明军区后勤部贵州五分部当副政委去了……。 　　而我们这些人呢，却被宣布去宁夏银川“5.7劳动学校”下放劳动。院里的许多头头也都分别被处理：彭剑钦去了郑州；阎金三去了西安；苏浩和我们一起去银川……。 　　紧接着，林彪下了个一号战备命令，限这些人在9月20号之前必须离开北京，包括家属在内。整个学院下放劳动的共有300多干部，加上家属有500多人。 　　临走前回到我苦心经营的军械教研室去看了看。一看那凄凉破败的景象，把我伤心的眼泪直在眼眶里转！玻璃窗碎了，黑板坏了，桌椅板凳东倒西歪缺胳膊少腿，屋子里灰尘垃圾遍地。最惨不忍睹的是那些仪器设备。两千多幅展图、展板的镜框全部破碎毁坏；数百个各种火炮、坦克、军舰、飞机、装甲车、机枪、步枪、手枪的模型不是坏了就是没有了，后来听说是拿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了玩具；电动仪器、活动黑板、各种仪器设备的线路全部砸了，拆了！我心里默默地想着，这就是“文化革命”么？我是真搞不懂了！ 　　我不死心，立即给邱、戴写了一封信，“这都是在你们领导下费尽了千心万苦才搞起来的，现在都破坏掉了。请首长们务必注意这件事。破坏容易建设难啊！学院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家当难道就这么散了？！能不能派人收拾一下，保护一下？真是令人痛心呐！” 　　但是信一去就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了。 　　我们只有半个来月的准备时间，除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以外，又去丽芸那里看看。 　　终于，来了20多节火车厢，直接开到了离学院南面只有300米的铁路上。我带着翠芬和两个年龄还小的孩子，又一次离开了北京，踏上了去银川的路程。作为革命军人，东跑西颠本属正常之事，但是这次调离，我却分明感到了一种遥遥无期的压抑。都三年了，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何时才有个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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