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巧周旋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我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很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也将被抓。果然，在我的办公室内外，不久就铺天盖地地贴上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其内容主要说我是黑组织的黑后台，要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王之谦把我找去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得离开东西两院，不得自由行动，家里来客人要报告，来往的信件要接受检查；家里的各种文字材料，包括笔记本、日记等一律不准动；早晚要参加向毛主席的早请示、晚汇报等。时间不长，造反派就派人来抄了我的家，笔记、日记、相片、信件等，全部搜走了，装了满满一木箱子，还把被子、衣服也收走了。他们说，对我还算客气的，晚上还能回家。 　　我心里平静如水。理由很简单，我有两个深信不移：第一我深信，当前的这一切都不是正常的状态，党的政策必将会重新发生作用，党几十年来形成的正确的东西一定会重新回来；第二，我深信自己：老子一不是逃兵，二不是叛徒，战争年代我是从血与火中打出来的，和平时期我次次能认真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待人处世，我没有私怨，没有结仇；上，我对得起组织，下，我对得起朋友，我他妈有什么可怕的？！ 　　我仍然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在办公室里，我给邱部长和戴院长写信说道“文革现在深入发展，两位领导重新回来主持工作，我从内心拥护。有些人和组织，在文革初期对你们进行了无礼的批判和斗争，是不对的，我也明确表态不支持。但是现在，学院这样抓人，我也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宽容大度，对这些人要以教育为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我党历史上毁了多少人才，甚至险些毁了我们事业的基础，所以我觉得不能这样搞。我对二位领导说这些，完全是出自好意，决无其他想法，如果你们认为不对就给予指正。” 　　信写出不到一个星期，说我是老反革命、漏网右派的大标语就在院里到处贴了出来，在我住的23楼，在办公室周围贴的最多。王之谦对我正式宣布：成立赵贵徵专案小组，组长由他担任，成员有杜林曾、石洪业、朱常林、任君止、赵月正等。王还严正向我警告：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问题。 　　专案组和我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是叫我交代和燎原纵队的关系。我实事求是的说，“我和他们能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去劝说过他们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们斗争了邱、戴之后，我找到刘君潢，说‘我不同意你们象斗地主一样去斗我们自己的同志’，为此，我还写了一张没有署名的小字报，引起了震动；第二次是他们快要垮台的时候，我还是找的刘君潢，说‘你们还有什么要坚持的，邱、戴军委都保了。你们那样做是错误的，你们还坚持，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我看还是和了算了。’但刘君潢说‘我们想和，人家还不让我们和呢！要打我们的反革命。当初我们批判邱、戴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么。他们过去的言行，也不都是无产阶级的，难道就不允许批评么？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我说‘路线正确不正确还难说，但你们的方法肯定就不对，批判跟斗地主一样，况且你们又是占领总机，又是抢档案’。刘说，‘我们那是革命行动！’我说‘你们那是屁的革命行动！’就是这些。” 　　我刚说完，他们就拍开了桌子：“好啊，叫你交代问题，你倒往自己脸上贴开了金！从你一贯的表现，你肯定不是去劝，而是给他们出主意！你还反对我们关门打狗，企图软化革命者的意志，你这是软刀子杀人，你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当天晚上他们就召开了全教研室参加的对我的批斗大会，还把我的孩子们也叫去参加了。我心里想，这将会给孩子们的身心带来多大的伤害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在批斗大会上，他们按住我的脑袋，让我大弯着腰，象斗邱、戴一样，然后开始了批判。会场上，“打倒走资派赵贵徵！”“打倒漏网右派赵贵徵！”“打倒……赵贵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判的内容，有的说我是“燎原纵队的说客，被他们专门派来说服革命派不要对他们斗争，要我们对敌人仁慈”；有的念起了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有的叫我好好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痞子运动一节”；有的说“你以为你是谁？是圣人，是上帝？这边劝，那边劝。你这是混淆是非，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批着批着，就有人离开了燎原的话题，批判起我过去的一些问题。有的说“你是反对大跃进的人，你是个老右派！”有的说“你同情彭德怀，反对庐山会议！”有的说“在武汉的时候，你就对林副主席的‘四个第一’不感兴趣，从来不用‘四个第一’统帅教研室的工作，而是用‘技术第一’的思想来统帅教研室的工作！你走的是纯粹的白专道路！” 　　…… 　　批判会到很晚才散。会后我问王之谦：“你们今天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实事求是了？在武汉的时候，我刚从搞政治工作转行，我不学行不行？不学，我能领导这个系么？再说你们也都是搞专业的，你们自己说，政治工作能不能代替业务、技术？我那个时候的学习，还受到了你们这些教员们的一致赞成和支持，怎么现在我就成了走白专道路？” 　　王之谦瞪着眼睛在那里呆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千错万错，错在不该袒护燎原纵队！这才是实质。这个问题说明你的思想根子就不对。” 　　我问哪里不对，王说“你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 　　王之谦，从武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关系一直很好，他是我工作上很得力的助手，怎么一搞文化大革命，他竟变的这么陌生了？我说“我不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但问题是对谁？是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还是对我们自己内部，对军队内部？如果是对内，这样搞可就麻烦了！那还不把自己搞的四分五裂了么？” 　　王马上说：“看看，你说说就又来了！这就是反动的观点！” 　　我说：“我这是担心！”王问：“担心什么？有毛主席的领导怕什么？分裂就分裂，他们本来就是牛鬼蛇神。关键是你的态度，我们要引蛇出洞，你不同意；我们要横扫牛鬼蛇神你又来劝我们，你这是用软刀子杀人，分裂革命队伍；你还打着保护邱部长和戴院长的名义伪装自己的真实意图，你用心何其毒也！” 　　望着眼前的王之谦，我感到都快不认识他了。在我们之间，好象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的语言。我心里想，你们现在还不是仗势欺人？随你们的便吧，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学院里大规模揪斗领导干部也开始了。彭剑钦、苏浩、李水深、阎金三……，都被进行了揪斗、批判。有一次翠芬在外面听到风传要开批斗大会，就回来告诉我，还问：“会不会有你？”我说那就做一点准备吧。第二天家里5点就吃了早饭，因为我的腰有病，我把围腰也绑好了。他们正好6点钟来叫我，一看我饭都吃完了，很奇怪，就问我怎么知道要开批斗会？我说我会算命。他们说你不要耍贫嘴！ 　　开始我陪着院里的领导挨斗，后来有一次，他们还把我拉倒总后去陪了一次绑，我一看，这次竟然有彭老总！ 　　我心里想到，我这是每被批斗一次，档次就提高一层，看来我还算个人物！而且随着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我心里更有底了。什么底呢？那就是现在的这一切，肯定是不正常的。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优秀的领导干部，都他妈是反革命？！ 　　慢慢的，5.16造反团进一步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除了三顿饭和睡觉回家，其余的时间都只能呆在办公室。而且我逐渐发现，他们还在动员我妻子翠芬和孩子跟我划清界限。这使我的心进一步收紧了。但我对翠芬是完全信任的，我们是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经过了20多年风雨的考验，我不相信她会跟我划清什么界限。事实果然是这样，翠芬在外面什么态也不表，每当我在办公室被批斗一白天回来，立刻就能得到她的安慰和体贴。热饭热菜端上来，洗脸水洗脚水打好。我感到一股莫大的温暖，也更坚定了我熬下去的决心。 　　担心的是几个孩子，他们太小，不懂事，很容易在造反派们的鼓动下办出一些傻事。赵光军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他仔细地看了给我贴的那些大字报，回来悄悄对我说，“我看没有什么，都是一些大帽子，没有实质的东西。”竹丽可是太天真了，他们把翠芬烧东西的事，在笔记本上划，在毛选上划的事情都告诉了5.16的人。因为这她还受到了杜林曾的表扬，还说分配插队的时候，让她去个好地方。竹丽那个时候，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回到家，也开始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我对翠芬说，“孩子们在家时，咱们说话可要注意一点，竹丽太单纯了，把家里的事情往外说……。”翠芬说“怕什么，心里不冷，不怕吃西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说“还是少一点麻烦好啊。”就这样，我们在家里说话都得小心翼翼，搞得好象没有安全的地方了。那段日子真难熬啊。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感到腰非常难受，下楼走到西院，在办公室上楼时，腰一下不行了，走一步都锥心地痛。我只好向王之谦请假：“我可能是腰椎间盘病犯了。原来我就有这个病，我不会骗你的。能不能叫我休息两天，治疗一下。”王还算不错，同意了。我回到家里，用热水袋敷，用砖头顶，来缓解腰的疼痛。 　　后来朱常林悄悄告诉我，造反团的人专门派人到301医院去查了我的病案，证实了我确实有病。我一方面感激朱常林，一方面也感叹同志间的关系竟到了如此不信任的程度，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悲夫！ 　　过了2天，朱常林、任君止来看我，问怎么样？我说好一些了。他们说那就应该到办公室去了。我说你们放心，只要能去，硬撑着我也会去的。翠芬给我找了一根棍子，由于批斗时连水都不给我喝，加上平时有一个爱喝水的习惯，于是只好每天去办公室时，用一个军用水壶装满水，然后背着去“上班”。 　　学院把我当成了敌人，但我外面的熟人们却不管这一套。有一天在广州的朱翠萍来了，门卫听说是找我的就不让她进，她把毛主席语录一举，大声说，“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来的人，为什么不叫我进？”这下真把门卫给唬住了，瞪着眼看她闯进了院的大门。上得楼来进了家，我一看很奇怪，“你怎么进来的？”她笑着说，“我说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唬，就把他们唬住了，就放我进来了。” 　　我说“我可是反革命，走资派，你不怕受牵连么？”翠萍说，“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再说在广州我已经见得多了，地方上比军队里闹的更厉害。当权派都被剃了阴阳头，脸被画成鬼脸，坐喷气式，大弯腰，广州现在正在批判赵曾睿，王瑞从，搞得可凶了。可我看这些人没有几个是坏人，早晚还得给人家平反！” 　　我又问：“你挨斗没有？”翠萍说：“我还没有。我们边防检查站不搞文化革命，所以我没有挨批斗。” 　　翠萍忽然很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你传授几条挨批斗的经验怎么样？这是几个走资派对我说的。”我问什么经验，她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顺着造反派们的意思说不就行了么？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你就说‘我是这么想来着’，他们说你杀人，你就说‘我很想杀，但还没有行动。’他们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就说‘我理解不深，就犯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我说，“那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呀！”翠萍说“嘿，现在就是说假话的人吃香！他们捕风捉影，先认定你是走资派，再给你找材料，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帮造反派，天天在那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他们真的那么忠心？再说毛主席听得见么？我说你呀，他们叫你写材料，你就写，写的时候先琢磨他们想叫你写什么然后再写，造好了假材料，你在每一页看不见的地方，打个╳，或写个‘假’字不就行了么？他不实事求是，你也糊弄他，不就完了么？” 　　我心里说，这倒是条经验！我何不也跟他们玩玩？不过，我的弯子也不能转得太快，否则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第二天我就撑着棍子、背着水壶去“上班”了。其实在班上，除了他们开批斗会，或是审问我时有事，其他时间都闲着。我就坐在办公室里，偷偷地看我的教材，看我的业务书籍。他们一来我就赶快放在玻璃板下面，上面铺上纸，写毛主席语录，看毛主席著作。 　　一次去厕所小便，路过他们的办公室，在门缝里看见他们正在翻看我的日记本、笔记本。我这些本子从抗日战争就开始记，有上百本，这是30多年的东西！看着他们一页一页的翻，想来也真是辛苦。他们是要从我的这些日记、笔记里找出我是“反革命”的根据。 　　我从厕所出来，碰上王之谦，他说以后这个楼道、厕所就归你打扫了，你要打扫干净啊！我心里想，我从小就是学徒出身，这点活难不倒我。 　　从那天起，我一上班，就先打扫卫生。扫楼道，擦窗户，洗便盆和小便池。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人打扫了，到处都很脏，积垢很厚，我就有计划地，很耐心的一部分一部分地搞。玻璃窗，擦得亮锃锃没有一个污点，地面用拖布拖得没有一点灰尘；大便池，两侧积攒了很厚的疙粑，我就用扫把头蘸着水一点点蹭，直到露出陶瓷本来的亮白色；最难打扫的是小便池了。因为时间太长，尿垢积了厚厚一层，而且下面那根弯曲的泄水管已经被尿垢堵死。我就要来盐酸，稀释了用刷子蘸着一点点刷，堵的管子我干脆拆下来用手清洗。 　　时间不长，整个楼道和厕所，就变得镜明瓦亮，面貌一新。我也摸索出了一套打扫卫生的经验。由于有事情做饭量有所增加，心情也愉快起来，甚至我的腰痛似乎也减轻了！ 　　一天专案组的杜林曾来问我写了检查没有。我说没有写，不知写什么。杜说主要就是交代和燎原纵队有什么勾结和默契。我说，这些事我不是已经说了么？杜林曾说，你那哪里是在交代问题，那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评功摆好。我说那你叫我怎么写？杜说“我们要你交代干货！”我说：“什么叫干货？”杜说：“就是见不得人的反动勾当！”我说：“我哪些事是反动勾当？”杜说：“你们在背后是怎么骂邱部长和戴院长的？你是怎么反对大跃进的和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的？就要你写这个。” 　　我想，他们准是看了我的日记，或者我的档案，不就是那点子事么？我说“好，让我想想。”杜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第二天他们就来收我写的检查。我写道：“我想反对大跃进，只是因为看见玉米、红薯都烂在地里，人们却跑去炼钢，而炼出来的钢都是铁砣砣，根本不能用。后来又刮起了共产风，我就想，这是不是错了？后来果然中央出来纠偏；庐山会议之后，我写过是不是反右扩大化了？打了那么多右派，是不是过火了？果然62年以后又纠偏；毛主席很英明哟！对这次文革抓人，我也说过，人好抓，不好放啊！关门打狗这个词也不好，对大多数群众来说，只是个教育问题，不应该当敌人看待……。” 　　杜林曾看了之后，还是很不满意。说，“你总算交代了一点问题，但还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什么关于纠偏的话，毛主席英明的话不写多好，就干脆说你反对大跃进，反对反右不就行了么？” 　　我说：“行，你叫我勾掉就勾掉！”于是又重写。在重写的开头，我写上一句：“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杜林曾同志的指示交代如下：我反对大跃进，认为大跃进搞的老百姓没有吃的，我反对抓右派，说抓右派是不对的，我说过后来毛主席纠偏英明的话，但这个话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以上所说，完全是‘干货’！” 　　晚上杜林曾又来了，还来了朱常林、任君止、石洪业。看着杜林曾的脸，好象气的鼻子有点歪。杜说“赵贵徵！你老奸巨滑！你这样搞是不是要逼着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我说：“要真是革命行动，我甘愿接受！” 　　第二天就又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还是两个人押着我，大弯腰。我的腰眼真是疼啊！但也只能忍着。这次批判，他们果然拿出我的日记本，挑出一些段落来进行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是我在60年代初回家乡时记下的“回靳江河有感。”那次回家，是奔丧，我的妈妈死了。回去后，感到靳江河没有变化，甚至好象一年不如一年，有的房子塌了，街道有的地段被雨水冲跨了也没有人修；人丁不是兴旺了，好象比过去少了，整个面貌显得很是凄凉。我记述了这些之后，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感想：“周围都有毛主席 的阳光照耀，唯独阳光没有照到这里。似乎这里没有人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可惜我没有时间来调查研究了。只有感慨同情这里的受苦的人民……。” 　　他们批判我：“你这是把农村描述的一片悲凉！好象你们家乡就没有毛泽东思想。这是污蔑，这是反动的思想。” 　　还有一段是关于彭德怀的问题的。我写到：“对于彭德怀，仅仅就因为一封信，就这样批判他么？”他们批判我：“你这是质问党中央，质问毛主席。你赵贵徵有什么资格质问党中央、毛主席？你完全是同情彭德怀所致。” 　　就这样，陈杉启、李金波……一个个都起来发言批判。 　　当叫我回答问题时，我说：“即便是再好的形势，总也有不足之处么！你们再批我，我家乡的那条街也还是被冲坏了，房子也塌了，这是事实嘛！”于是就招来一片口号声：“打倒赵贵徵！”“打倒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赵贵徵！” 　　喊口号时，他们见我不举手，就问为什么不举手？我说我的手被你们抓住了我怎么举？他们就把我的手放开了。放开了我正好把腰直一直，然后就跟着举手。举手的时候又问我为什么手中不拿毛主席语录？我说：“啊，我把那个小红本本忘记带来了。”“什么？你忘记带了，还把毛主席语录说成是小红本本？你简直不把毛泽东思想放在眼里，你真是罪大恶极！”我只好说：“是，我罪大恶极！我把语录说成了红本本！” 　　会议主持人王之谦气的说：“你真个是老奸巨滑，油腔滑调！你的回答没有一句是正经的。”我说：“唉，你们的问题本来就没有一个正经问题么！你们把我的日记完整地读一读，不要断章取义，那意思就完全不是你们所说的了。形势发展本来就不平衡，有好有坏很正常嘛。”我说完，他们又转而批我的态度，说我抗拒文化大革命，而且，这时再也不叫我说话，一个劲地批，喊口号。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的军心，满口的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往燎原纵队跑……。 　　批判到了11点多，快要结束时，我突然来了一句：“你们说我往燎原纵队跑，可不要忘记了，在燎原纵队最盛的时候，我也跑到你们这里来过，那时你们只能偷偷在一个角落的办公室里办公……。” 　　他们刚要喘口气，我说了这么一句，又把他们气的够戗，有人就拍着桌子大喊：“又往自己脸上贴金！”接着又是铺天盖地的一阵口号声。 　　…… 　　第二天，在我住的房子前后，斗大的字写的打倒我的标语口号贴满了墙，在东西院的大门口也贴满了。院里的许多孩子，见到我也喊：“打倒赵贵徵！”喊的时候，还必须叫我也跟着喊。我就在他们喊的时候，胡乱在嘴里“咕噜、咕噜”两声，可还是没有骗过孩子们，他们就问：“你喊的什么？你糊弄我们！”搞得我哭笑不得。这就是革命么？这简直是在玩游戏么！ 　　紧接着，我的孩子们也跟着我遭了罪。我那老五赵光民自从得了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一方面抽羊角风，一方面变得神经兮兮，认死理，一根筋。那些造反派的孩子们见了他就骂他是“狗崽子”，“是黑五类”；赵光民就跟他们对着骂。院务部一个造反派的喽罗看见了，就把赵光民用绳子捆在走廊的暖气上，然后用一根粗绳子抽他，赵光民不管那一套，就大骂那个造反派，还说你们解放军还动手打人，你们不是真的解放军！结果围了很多人在那里看。也许是造反派们自己也觉得跟一个孩子这样搞太掉价丢人，就在人们的劝说下把赵光民放了。赵光军听说了，悄悄把他背了回来。 　　第二天，又有一群孩子们找到赵光民骂，把他追到走廊一、二楼半截楼梯的雨搭上，赵光民没有办法就从上面跳下去，结果把腿给摔断了。后来，还是我们教研室几个造反派里的人，有陈钦孟、朱常林、辛红全，把他送到的301医院，在骨科住了院。这些事，白天都没有人告诉我，直到我半夜里被批斗回来，翠芬才告诉我。我这时不但感到愤怒，而且感到一丝恐惧！这难道不是封建主义的一套么？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连累家人？我对翠芬说，孩子们能上山下乡的，赶快走，免得在这里受连累！ 　　可是，象我这样一个身份，孩子们也是三无希望：当兵无希望、招工无希望、学习更是没有希望。连上山下乡也只能去比较坏的地方。后来，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们都陆续走了，赵光军去了内蒙阿荣旗，松丽也去了内蒙，竹丽说是给她分派一个好的地方，结果去了陕北。孩子们的分派，都是5.16、5.17造反团一手操办，我和翠芬一点意见也提不上去。就这么一个个悄悄地走了，只剩下了两个小的：赵光民和梅丽。 　　几天后，朱常林悄悄跟我说，你孩子正在301医院，问题不大，很快就能好了。听他说完，我心存感激，到底还是有人没有泯灭良心！ 　　但是在这以后，我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反正横竖就是这么回事了！ 　　他们也及时改变了战术，我给他们起名叫“短小精悍死磨赖追，鸡蛋挑骨掐头去尾”。就是说，他们一般地不再开大会，而是只用专案组的几个人，轮番死缠着我，从早上9、10点钟开始，一直审到到晚上9、10点钟，中间只押着我回家匆匆吃口饭；审问的材料，全部从我的日记、笔记里面掐头去尾地挑。例如，他们掐出这样一段话：“……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适时地改革，不能一成不变……”，然后就问：“赵贵徵，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想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么？”这一问，把我都问糊涂了。我竟不知道自己日记中的这段话出自那年那月。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上下文都念念？把你们蒙着的地方都拿开，让我知道全文？”他们说，“不行，我们就问你这句话！”我说，“你们连我是那天写的，文章的题目是什么都不叫我知道，我怎么回答？！”他们说“这句话是独立的，我们就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想不起来了，他们就开始批：“你狂妄自大，你立场反动，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改革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小赫鲁晓夫，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可以斗我半天。 　　第二天，又找到一句话，是关于“郑三发子”的问题。“……我对郑三发子很感兴趣，有点传奇色彩，应该加以考察……。”于是他们问我对什么感兴趣？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想起来了，是在武汉养病时看小说《金陵春梦》后写的。我说“这是《金陵春梦》上的一段，我第一次知道蒋介石还叫郑三发子，感到很有趣，也很奇怪，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性，其实我后来根本没有时间去考察。但是因为有兴趣，就在日记中记了一笔。” 　　于是他们就又开始批判起来：“我们要揭露你的反动思想！你写‘感兴趣’这一段话的时间是1962年，是有背景的！那个时候，蒋介石正想反攻大陆，还有中印边界形势也很紧张，但你在这时却对郑三发子很感兴趣，其实就是对蒋介石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说明你就是想复辟！你想欢迎蒋介石回来……！” 　　好一个荒唐的推理和混蛋逻辑！我心里想着，抬起头来一看，说这个话的竟然是杜林曾！我心里那个气！ 　　杜林曾这种人，我是最瞧不起的。他原先是燎原纵队的小喽罗，那时他也表现的很积极，眼看着燎原纵队不行了，又“反戈一击”来到了5.16造反团。我看他现在表现的这样积极，大概是想向新主子讨好，重新捞点政治资本。唉，其实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表现也还可以，并不象现在这样无耻。怎么短短的时间，人就变成了这样！ 　　突然，我想到了什么，觉得反击的时候到了，可以出一出几天来心中的恶气了，我说“对，我确实是想复辟！复辟多好呀，复辟了，我又可以回家去拣破烂了，又可以去拉纤了，又可以去过饥寒交迫的日子了！你老杜拉过纤没有？我想你没有。我可是在湘江里，在长江三峡里都拉过纤。那心情真是愉快呀！那滋味真是享受呀！”我越说越愤怒，声音也越来越大“你老杜也想复辟吧？复辟了你可以回去收租子呀！你爹老子的地可是不少，你们家每年收的租子可是不少……。”（说实在，这样的话在平时是决不能说的，这会伤害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志的感情，可是现在真是把我逼急了！） 　　只见杜林曾的脸变的刷白，嘴唇哆嗦着，“你，你，你赵贵徵好大胆子，你竟敢污蔑造反派！……”这时，他说话显然已经没有了底气，被我把他的“魂”抽走了。我也猛拍了一下旁边的桌子：“事情是你挑起来的，你不说复辟，没有这回事，你既然说了，我当然要反击！” 　　这下子，屋内突然沉默下来，其他几个人一句话也不说，气氛显得非常尴尬。为了缓解气氛，李金波、赵月正使劲按我的头，致使我的腰弯过了90度。边按，边叫我请罪，我大声说，“我无罪可请！” 　　这次批判，就这样草草结束。会后我找到王之谦说，“专案组要换人！杜林曾是什么人？燎原纵队的骨干，看看不行了又跑到这边来混，什么玩意儿？他家里出身还是个大地主，你们要还用他审我，我就一句话不说！”其实，我这是得理不让人，我知道我这一杵子点到了他们的穴位上，够他们难受一阵子的。换人不换人也不是我说了算，但我要乘胜追击，显示一下我的精气神！ 　　果然，从那天开始，安静了好几天没有再揪斗、审问我。我又象先前一样，每天打扫我的卫生。有时我仍然从门缝里偷偷观察他们在干什么。结果发现，杜林曾果然离开了我的专案组，还发现有几个人不见了。他们仍然天天在翻看我的日记，好象非要在里面找出“宝藏”来不可。我问陈钦孟专案组里怎么有几个人不见了，陈悄悄告诉我，他们出去搞你的外调去了，后来徐泽天也这么说。我想，好啊，你们如果去外调，那只能是对我更加有利。 　　又隔了几天，专案组换成石洪业为组长，陈钦孟也补了进来。他们还改变了策略，专门围绕我的家庭成分和出身来做文章。关于反对毛主席、反对邱会作和戴寅山的事，他们实在是找不到更多的证据。而从日记里翻出来的只言片语，真要叫起真来也不可靠。 　　在后来的审问中，他们问：“你说你没有上过学，但你的文化是从那里来的？你还会一点英文，知道A、B、C，还会解方程，力学也会一点。”他们还拿着我年轻时的照片问“你到底是什么家庭成分，从照片上看，这那里象一个干苦力的，完全是个少爷嘛！” 　　我一看他们问这个问题感到心情非常轻松。原来他们怀疑我这个文化一定是家里有钱才上得了学，而且照片也说明我穿着很气派。 　　我说道：“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解放军是个大学校。你们知道么，我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你们看过‘从奴隶到将军’的电影么？那个将军的原型叫罗炳辉，就是他给我开的去延安的介绍信。在抗大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什么都学！我还是速成中学的好学生，有毕业证书为凭。我想，这些东西你们都给我翻出来了，都看到了，难道这还有什么怀疑么？至于我的家庭成份，说句老实话，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自报的可是资产阶级，我说我家是很有钱的哟！后来还是组织上发现了问题，给我改回了城市贫民。我那时幼稚，怕成份报低了抗大不收，我还报的我的学历是初中生，但是也被我的指导员看破了。我还真见过阔少爷、阔小姐，他们那时有文化，知道共产党的性质姓‘穷’，所以报名时和我相反，装穷，穿的破破烂烂。他们装穷我装富，是因为我以为穷了他们不要我。我的成份在解放初，是经过组织正式改的贫民。你们现在如果想把我的成份改回成资产阶级，那就改吧，随你们的便！” 　　他们听我这样说就讽刺我：“可见你是个投机分子！为了某种目的，把成份改来改去，这样改，谁还信得过你！”我一听就火了：“我他妈是投机！放着大后方的日子不过投机去陕北那个穷地方！放着大米不吃，跑到陕北去吃小米，去吃糠咽菜！我是投机，那时国破家亡，我投机跑到敌后，跑到抗日前线去经历千难万苦打鬼子！要说是投机，对，那我就是投机！” 　　我这样一说，他们立时觉得说漏了嘴，又给来了个大窝脖！气的有人直拍桌子。我说“你们不要发火，你们这样说本身就是自找没趣。我还给你们说点细节：罗炳辉给我开介绍信时还真问过我，到延安可是很苦的呀！那里可只有小米吃，没有大米。我一听急了，深怕他不要我，就说我能吃小米，我什么苦都能吃……，哼，我投的就是这个机。” 　　他们说，“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们对抗？”我说，“我摆的都是事实，我也不想和你们对抗啊。”晚上，5.16造反团的第二号人物靳勒来了，他原来是勤务教员。他说：“赵贵徵，听说你的态度很不好。你这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啊！这是很不好的，由于你的态度，影响了全院的清查工作，阻碍了运动的进展。你知道么，我们学院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居然有人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来谋反篡权！因此你应该很好地配合我们，认真地交代与燎原纵队的关系。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小卒子。他们有大阴谋。你老是对抗，使我们把这么大的力量都陷进你一个人的专案组里去了……。” 　　我说“你们到底要我交代什么呀？什么阴谋不阴谋的，我那里知道？” 　　靳勒说，“那你好好交代，你到底跟燎原纵队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和燎原纵队的关系已经说过好几遍了。那时，燎原纵队还说我是铁杆保皇派呢。现在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而且还这么严重，我自己都不清楚了。反正你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不就得了？” 　　看看关于燎原纵队的事情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靳勒又转了话题：“你那些反毛主席的言论……，”我马上接着说“我到底那些话是反毛主席的了？”靳勒又转而说我想复辟，我马上又顶了回去：“我这么想复辟，复辟到底对我又什么好处？”靳勒马上又转而说我同情彭德怀的事情，我说，“你说这个问题，我倒是可以交代一些，实事求是么！我那时是有一点同情彭德怀。不过这个事情，1962年学院党委已经正式通知我，说我同情彭德怀的言论不是右派言论，已经给我平了反。” 　　靳勒最后只好说，“那你就交代你怎么同情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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