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 　　 　　传达“5.16”通知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巨大的“风暴”。这个通知，说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要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整个学院，也就是正面传达、学习。由于与本院的事情结合不紧密，也没有引起多少人，至少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仍然在看我的业务书籍。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学院居然有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并要召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一天，看见通知要求人们去参加全院的批判大会。我去了之后，发现邱会作、戴寅山竟然被“革命组织”的人把两只手臂向后上方高高的撅起来，把头压的低低的，站在那里接受批斗。我的心惊的差点要从嘴里蹦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把堂堂的领导干部，在光天化日之下象当年土改斗地主一样的揪斗？这是什么运动呀？ 　　急切要了解情况的我急忙去翻看那一段时间的报纸和各种可能看到的文件。一看才知道整个中国都闹翻了天，真有“洞中才三月，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原来在“5.166”通知之后，立即展开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大批判；紧接着北京的各个中学、大学就闹起了“红卫兵”运动，毛主席还数次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毛主席这个超常规接见学生自发组织的举动，实际上是对各地成立造反派组织的肯定和鼓励，于是各种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 　　中央领导也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林彪上升为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已经是国家主席和仅次于毛主席的人物也突遭不测，正在接受批判，连毛主席都写了一张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切都脱离了常规，一切都乱了套。但是，在这个运动中我应该干些什么，怎么干？我不知道。由于包括学院在内的所有党的组织全部瘫痪，运动完全成了一场毛主席通过广播、报纸直接指挥的、但多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 　　然而过去的老观念老习惯却紧紧束缚着我。自那天批斗了邱、戴以后，我就觉得很不理解，在我们自己内部怎么能够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这不是太过火了么？我于是在家和翠芬悄悄议论，说戴院长这个人不是很好么？我们也写张大字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吧。 　　但是，我已经不敢公开地吐露自己的观点了，只是在和翠芬商量之后，写了一张小字报，也没有署名，在半夜里悄悄贴在了西院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小字报的题目是《学院文化大革命到底向何处去？》内容是邱、戴院长受批判到底是为的那一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与人为善，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两个领导，有战功，有建树，现在把生活琐事和一些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当做炮弹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们发动批判，这是不对的，是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的，决不能这样搞……。 　　尽管学院里有无数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不是千篇一律的随声附和，就是言之无物的革命词句罗列，所以人们看的时候只是草草而过。我的这张小字报却不同了。第二天，当我照例去西院去看我的书时，有意去贴小字报的地方看了看。吓！小字报四周已经围满了人，一个个伸长脖子挣相阅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小字报立刻成了当天的爆炸性新闻，街头巷尾全是议论小字报内容的。最感到震惊的是革命组织“燎原纵队”的领导人。郑树人、王林成等人，看完了小字报，就在学院的大喇叭里广播开了：“写小字报的人，你站出来！你把名字亮出来！你只敢在暗地里反对文化大革命，你是胆小鬼……。” 　　我有点暗自得意地悄悄对翠芬说，只要起作用就行了，那么多大字报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只这么一张小字报，就引起了注意，说明起作用了。 　　不久，5505厂来人了，说是要请我们原工作队的同志回去说明情况，来的代表对我们非常热情。与此相反，总后系统派到沈阳、广州、武汉其他地点的工作队，也接到了原来参加四清单位的通知，但不是请，而是要揪他们回去。大概他们在那里惹了“祸”吧！ 　　我们的曾队长把人找到一块儿研究去不去。大家商量还是回去一下，王之谦、宋湖等最坚决。3天后，我们坐着5505厂的同志们包的车厢回到了武汉。但是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不能直接卷入工厂的是非中去，这次去的目的，只是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到了5505厂，在他们组织的大会上，我们的一位教员宣读了我们对前一段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盛赞了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为军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批评了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最后我们把在工作中受到的阻力和不白之冤也表白了一下。讲完之后，全厂职工鼓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当天晚上工厂就发生了造反派的夺权事件，但我们没有管。第二天我们就走了，工人们热烈欢送我们。回来不久就听说5505厂的造反派把领导扣起来了，不久还召开了批判王瑞从的大会，揭露他的“丑恶嘴脸”，工厂很快就成立了正式的造反组织，不久整个武汉有了更大的造反组织“百万雄师”。 　　看来我们去的这一趟，对5505厂的造反派是个巨大支持，促成了他们后来的这些革命行动。事情说来也真奇怪，我在学院是个“保守派”，不知怎么搞的，到了武汉，却糊里糊涂成了造反派的支持者。说实在，我这次也确实糊涂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敌人到底是谁？革命的力量到底是谁？我在这个革命中到底应该做点什么？根本说不清楚。 　　军械教研室也开始对我进行批判，给我贴了不少大字报，主要内容就是说我是个铁杆保皇派，又保邱，又保戴。我们教研室的郑尹欣是“燎原纵队”的，他们倒不知道是我贴的那张小字报，但根据我对批判邱、戴的消极态度，就判断我是个保皇派。我找到郑尹欣问他，“说我是保皇派，我保在哪里？还是个铁杆的，什么叫铁杆？”说到后来，连郑尹欣自己也笑了，他说“这是群众的意见，你平时连个批判会都不参加，态度消极的很！”我说，“你们批的那些事情，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怎么批判呢？我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不久，一阵更大的风暴又刮来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到总后造反，驻地就在学院。他们为首的头头叫钱喜盛，也是个学生。他们一来，就和燎原纵队联合在一起，后来又成立了一个以学院的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叫“工人造反团”，也联合在一起，这下就把学院和总后给闹翻了。 　　在总后和学院，到处都能听到他们唱革命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到处都听到他们在喊革命口号或大声念毛主席语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时在楼道里碰上，不管认识不认识他们就把语录本掏出来，对你念上一段。 　　不久他们就开始对总后机关进行冲击，又是占领电话总机，又是抢夺档案，后来还把学院和总后的领导人都看管起来了。这种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文革中竟是再普通不过的革命行动。 　　我是真看不惯那！看不惯，我还忍不住，老想找造反派去说一说。我找到燎原纵队问：“这样好吗，把指挥机关都冲破了，那全军的后勤工作怎么办？”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革命行动！”我说： “那机关的同志就不革命了？他们还有战备值班任务呢！”他们仍然回答“这是小将的革命行动！”我碰了一鼻子灰，就直接去找二医大的“红色造反纵队”头头钱喜盛，问道：“你们冲击总后机关的目的是什么？”说：“我们是本着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精神，要揪出党内的赫鲁晓夫……”“就你们这么个揪法？抢档案、占领电话总机，还软禁领导？”“我们要先向他们示威，我们还要争取群众站到我们这一边来，然后要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调查……”“难道你们这么揪，是掌握了确凿的材料了么？”“就是掌握了也不能跟你讲！”“为什么？”“你是学院有名的保皇派！” 　　我没有办法，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确定自己今后的态度，我就去看大字报。 　　邱会作的大字报真不少。但看来看去，有关政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很少，几乎都是生活作风方面的东西。有的说邱从延安来时就有一个外号“骚骡子”；有的说，他住院时跟哪个护士乱搞两性关系；有的说他为满足欲望还逼出了两条人命，一个是他们家年轻的保姆被逼上吊，还有一个是强奸未遂死了的……。 　　关于戴寅山的大字报，说他是个投机分子，他原来是贺龙的秘书，他投贺龙之所好，贺喜欢打篮球，他就组织篮球队，贺到了中央，他一个大校居然一跃成为学院的院长，如今贺龙被打倒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线人物。 　　还有彭剑钦的大字报。也是作风问题。乱搞男女关系，在门诊部，在301医院，不是跟护士，就是跟女医生；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其实塔山阻击战他是缩头乌龟，老躲在后面，是个怕死鬼，如果不是罗帅重新部署防守，他根本就守不住……。 　　对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我总觉得靠不住。再说，对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不谈他们的政治问题和工作上的问题，光把生活作风问题拿出来说事，是不是也太不严肃了？再比如说彭政委是怕死鬼的话，我根本不相信。尽管我对他有很多意见，但他历史上有功劳是不容质疑的，在战场上表现的究竟怎样那是万人共睹的事，如何造的了假？ 　　只是看到王之谦、宋湖等人写的大字报还算涉及到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但是跟他们谈起来的时候，却听出了弦外之音：“我们还要引蛇出洞，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到大大小小的蛇一出来，我们就要一鼓而歼灭之！看着吧，好戏在后头呢？” 　　我一听这话，感到有些心惊，现在的人怎么都变成了这样，这些话不都是对敌人的么？我问，“你们也要成立什么组织么？”宋说：“有这种想法……。”“但是引蛇出洞一类的话，我却有不同的看法，人民内部矛盾么，哪有那么多蛇？一般的蛇，管他做甚？即便是毒蛇，也有好处嘛，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打死了，老鼠就成灾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象我什么也不懂，成了一个跟不上时代的傻瓜。 　　在后来的2、3个月里，“红总”、“燎原纵队”、“工人造反团”等造反组织，仍然在进行大批判，写大字报，但是劲头似没有刚开始的时候足了，大字报上“揭露”的事情，关于学院的事情也越来越少，而外面的事情却越来越多。什么叶剑英的，徐向前的，彭真的，关于草岚子监狱60几个人当叛徒的事……还有早已经批判了的吴晗及三家村、彭德怀，罗瑞卿，等等，内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的感觉这么不着边际的批判，说明他们搞的这一套已经没有什么后劲，尤其是学院内部的批判对象，看来也揭发不出什么东西了。那些反红旗、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如果没有实质内容，恐怕什么用也没有。看看没有什么意思，我仍然回去看业务书了，这么一天天无所事事，真是太浪费时光。 　　到了1967年5月份，宋湖他们果然成立了造反组织，名字叫“5.16革命造反团”其骨干成员以军械教研室为主，有王之谦、靳勒、李金波、陈杉启、阎兵、辛红全、赵敏政等人；过了几日，又成立了一个“5.17革命造反团”其成员好象是后方、军事教研室的人为骨干，我们教研室的刘永厚也参加了。 　　一天我到教研室去，看见在火炮教研室有李金波、陈杉启在整理材料。见我进去，他们把材料收起来，然后跟我谈话。他们说，成立造反组织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党内、军内的一切妖魔鬼怪。现在，他们已经显露原形，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然后他们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本意，是要纯洁党的组织，是要清除象赫鲁晓夫一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但是上面的情况我不了解，不了解的事情不能乱做评价。不过现在咱们这里的这种搞法，我有看法，这么批斗，我是不同意的。当然了，院校搞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在运动初期做的过火一些也再所难免，矫枉必须过正么。无非是教育问题。燎原纵队，郑尹欣他们的言行是有点过火，但老宋说的引蛇出洞，还要关门打狗，我担心你们也要有过火的行动？这种致人于死地的做法，还要继续下去么？他们那样做我不赞成，你们如果也那样做，我也不赞成。 　　陈杉启说，“我们现在躲在这里搞运动，也是被逼的。只有你赵主任来，我们才接待你，给你透点风，燎原、红总如此嚣张，是该到反攻的时候了！” 　　我说：“我真不理解，咱们原来的军械教研室是多么团结呀！现在是怎么啦？已经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了。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我真搞不懂，搞不懂……。我反正也管不了了，我无话可说，我只是希望你们以友谊为重……。” 　　陈杉启说：“这些话说明你对文化大革命一窍不通！你就不要说了。你愿意中立就中立，我们管不着。你的这种态度，好象很公允，各打30大板，你难道不知他们的险恶用心么？他们是意在夺权，要推翻无产阶级的统治！”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现在看来是绝对的疯话，但在那个时候，却是极其严肃的话。我眨眨眼，说：“有这么严重么？” 　　陈杉启见我这么说，便极其严厉地说，“看来你是燎原纵队的说客了！” 　　此话一出，我再也没有说话。我深深感到，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呀，我根本阻止不了眼前发生的任何不正常的事情。燎原的事我阻止不了，5.16、5.17的事我照样也无能为力，而且，我对他们搞的运动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觉得毫无意义了。既然阻止不了，又认为毫无意义，那我还是回去看我的书吧！ 　　先看了有关美国海空力量的有关材料。美国的航母海军编队，当时有大约7个，每一个这样的编队，除航母外，至少要有2艘供应舰、2艘潜艇、2艘巡洋舰配合。一个编队就是一个庞大的舰队。美国的海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美国的空军力量，战斗机主要是F-15；轰炸机主要是B-52。他们那时已经配备了响尾蛇空空导弹，用红外线制导；激光已经运用到坦克的瞄准上，进一步就可以用激光进行制导。 　　还看了苏军的一些材料。苏联的核弹头每一枚都在百万吨级以上，超过广岛原子弹几十倍。在中苏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苏军当时有3000多架战斗机，还布置了约2000个导弹发射点，从东面的海参崴到西面的新疆，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头。 　　还看了美苏在欧洲对峙的情况。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波兰等华沙条约国共部署兵力达60万，主力在东德、波兰。其兵力部署看不出有明显的点。而美国则在德国、比利时等部署，共有兵力36万，部署的点很分明。双方的飞机都在5000架左右，导弹发射井（点目标）在一千以上。真是剑拔弩张。另外就是天上的争夺，卫星满天飞。 　　看了这些材料，我就联想，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发展科技，把我们的国防也搞上去？我们现在把生产都停下来搞文革，这是为什么？生产停顿了，教育也停顿了，难道这就叫抓革命、促生产么？ 　　社会上不断传来各地武斗的消息，一会这里打起来了，一会那里打起来了。不久接到抚顺茹云妹妹的来信，说是他们那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煤矿工人死了几十人，生产完全停顿了。茹云说她想到北京来躲躲灾。我同意，时间不长她就来了，她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老干部姓林，也是三八式，开始被造反派揪斗，后来就是打，他们把他藏起来了，过几天也可能到北京来。我说，来吧！ 　　第二天林果然来了，在我这里住了几天，他怕本单位的造反派来抓，我说，不要紧，他们来了我就把你带到西院躲一躲。后来他就走了，到南方去了。我知道我的老首长陈锡联在沈阳军区，就写一封信给他，说“老首长，你派去支左的人，最好一碗水端平，否则压一派，支一派，对生产不利……。”信寄走了，但一点消息也没有。 　　茹云在我这里住了3、4个月，后来她躲到马唤云的家乡去了。这时西板村也传来消息，说翠芬的家也被造反派抄了。把我寄存在那里的日本战刀、我的不少笔记本、以及当年不少的《连队导报》，都给抄走了。那时朱好生老先生的病已经很重，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紧接着，听说我的妹夫徐月玖也被造反派抓起来，开他的批斗会。有一天，他到我这里来了，我看见他神情憔悴，面带惶恐，人比原来也大大消瘦了。我问问他的情况，他说“造反派又把我过去已经做过结论的陈年老帐拿出来做为材料斗我。主要是1937年我在河南做地下党的巡视员时，地下党当时遭到了破坏，事情牵连到我说是我告了密。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搞的挽救失足者运动，就把我关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事情解放后就给我平了反；那个地下党遭破坏的事情根本与我无关么。”我就安慰他，说：“人正不怕影子歪嘛，你一定要沉住气，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徐月玖说，“唉，你不知道，我一听造反派高喊口号：‘打倒徐月玖！’我就心惊肉跳！” 　　老徐在我这里吃了饭就走了。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没想到当天晚上丽芸来电话，说老徐失踪了。直到第二天才在海淀区四季青公社的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他，原来，他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后来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一条命。后来造反派没有抓住他什么证据，又把他放回了家。 　　整个社会上到处都是乱糟糟，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武斗。常常能看到学生把自己的老师或者教授押着，用绳子捆着，还用棍子打，进行游街或批斗，真是触目惊心。我心里搞不明白的是：文化大革命，怎么看起来完全象是一场野蛮的毫无文化气息的社会动乱呢 ？ 　　时间不长，学院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大逆转式的变化：“5.16”、“5.17” 人数迅速增加，许多中间派都倒向了5.16、5.17；燎原、工人造反团的人也纷纷反戈一击参加了“5.16”、“5.17“。虽然燎原纵队和工人造反团人数还不少，但削弱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不久二医大“红总”学生因提前毕业纷纷撤走，燎原等失去支持，眼看着就不行了。 　　一天，宋湖找到我说：“赵主任，我正式通知你，邱会作、戴寅山已经被保送回来，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保的他们。我们要组织欢迎；第二，三军革命组织要在人民大会堂联合组织演出‘智取威虎山’，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要去；第三，我们学院要采取重大的革命行动，我们要关门打狗，抓一大群妖魔鬼怪，希望你能站在革命的方面……。” 　　啊，原来是这样！燎原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们批判的人被林副主席保了，这说明他们斗争的方向错了，所以他们要完蛋。看来这个革命跟“押宝”似的，不是以原则、以政策、以事实为根据，而是以“跟着谁”为根据。想到这里我说，“邱部长和戴院长回来我当然高兴。我从过去的实践中体会到两位首长是好的，有能力的。爱护部下深入基层，能倾听群众意见。我那时之所以反对燎原，是因为不同意他们那种把同志当作敌人的行为。 　　可是老宋你刚才说什么要关门打狗，要抓一大群妖魔鬼怪，难道你们也要按照他们的办法来进行斗争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也不赞成。我的经验，人好抓，不好放啊！孙子兵法云：‘全军为上，全城为上’，那还说的是对敌人，放下枪就要讲优待俘虏。何况这是对待自己的同志，何必这么打打杀杀。我一直不赞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宋说：“我们固然要分别对待，但对于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酷。”我问：“那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呢？” 　　宋湖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看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不欢而散。这时时间大约是1967年9、10月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宋湖找我谈话的目的，是想在他们反击成功之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搞“三结合”把我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去。由于没有谈到一块，他最后没有把这个话说出口。王之谦后来有一次对我说：“老宋那次找你谈，谈的不欢而散，太可惜了！你这一步走错，将无可挽回了。”我说“这有什么可惜的，我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那样我会于心不安的。” 　　一天突然北战说他要到东北农场去。我一听极力表示赞成，因为我有了一种预感，我这个家庭将要因我而面临灾难，孩子们保不住要受到牵连。北战已经19岁了，他能够自己出去闯荡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有好处，走一个少一个。时间不长，就把他送走了，行李很简单，只有几件换洗衣服，被子和棉衣棉裤都是北京市发的，所有东西装在一个我战争年代曾经用过的马褡子里，就这样匆匆把他送上了路。 　　对孩子们，我虽然由于工作忙没有更多时间进行教育，但自认为对他们还是负责的，要求还是严格的。尤其是对老大北战，我把他当作一个战士来培养。他学习不错，也能吃苦，待人处事也能先想着别人。教育孩子也有窍门，抓住了老大，下面的孩子就有了榜样，所以在这方面我没有费太大的劲。这次他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完全放心。 　　宋湖找我谈话后时间不长，“三军革命造反派”就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演出，林彪、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都去了。之后又动用了几百台军用卡车在北京市举行了一次“三军造反派”的大游行，游行的人都坐在汽车上，显得格外壮观、气派。 　　有了林副主席的支持，也就算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包括“5.16、5.17”在内的造反组织大得其势。队伍空前地扩大，在学院内，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完全的统治地位。他们的宣传工作搞的也好，大喇叭、大字报，甚至解放军报都为他们造势。“工人造反团”彻底倒戈，燎原垮的只剩下100来人，龟缩到一栋教学楼内。 不到一个星期燎原总部被攻破，王林成、于清水、郑树人、阎登修，还有油料教研室主任、政治教研室的教员、海军教研室主任赵文端都被抓起来并关进了院务部12楼，院领导中的苏浩、李水深等也被软禁了。

浏览：1036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30 6: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