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艰难岁月 　　 　　文革是党和人民建国以来遭受的最大挫折。就我个人的体会，它给人的磨练和考验甚至超过了战争年代。 　　文革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内外因素。就我党自身来看，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和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的骄傲是主要原因。 　　文革不是一个人的错误。从更广的空间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它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新社会的建设中还不成熟的表现。 　　全局的挫折和人民的痛苦迫使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有心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思考的结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再一次重申“实事求是”。 　　 　　四清运动 　　 　　然而好景不长，为“反修防修”，从1963年开始的，一场在农村叫“四清”，在城市叫“五反”的运动，到1965年，已经发展成一场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之初和我们还没太大关系，只搞正面教育，使我们在教学本职工作中还搞了相当的建设，到这时不行了，我们开始完全卷入运动。 　　学院的教学工作完全停止了，学员也遣散了，我被吸收进工作组，并被派往外地参加四清运动。总后、学院系统派出的工作组，是到中南地区，我们这个工作组去武汉5505军工厂。这个厂的前身其实就是汉阳兵工厂。 　　我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叫郑存先，是总后某部部长；我当副队长，还有一个副队长姓刘，是总后某部一个处长。刚到武汉，又给了我新的任务，去广州某军需被服厂搞四清当队长。于是又坐火车南下。 　　到了这时，我才开始静下心来研究关于四清的有关文件。从1959年改行搞技术工作，到现在已经快6年了，又要重新搞政治工作，我还一时转不过弯子。在火车上，我认真看了“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对这个运动的由来和现在怎么搞，运动的目标和性质，才算有了一点了解。 　　到了被服厂。按照过去的工作习惯，我还是带领工作队的同志先搞调查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工厂实际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工作队来这里要达到的目标，相差实在太大了！上面要我们搞四清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此基础上恐怕还要抓出个把“坏人”，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第一，这里广大干部职工的生活存在很大问题，第二，这里的生产也存在很大问题。 　　先说说生活。这是一个有3千多人的大厂子，主要生产被服、军鞋等。这里工人们生活十分清苦。首先是居住条件很差。许多工人住的房子还是解放初甚至解放前的房子，一到下雨很多房子都漏；老工人们的儿女逐渐长大，居住条件越来越挤，许多年轻的工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要结婚成家，也没有房子。这里的女工还特别多，婚姻问题相当突出。另外工人里得浮肿病的，得肝炎的，得风湿病的很多，这些病与生活条件艰苦有直接关系。 　　找厂长谈生产，厂长说资金运转不灵，军代表太严；找军代表，又说工厂生产不注意质量，尽糊弄我们军队，所以我们不拨款。因为这个事，搞的军地关系紧张。当问到生产的运转时厂长说，我们什么都说了不算，生产不用计成本，产品、产值利润、设备厂房的折旧等全部上缴。做多少活，来多少料，发多少工资，工厂是亏是盈，与我们全无关系，除了能给工人发点奖金外，任何福利问题解决不了；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的报告早就打上去了，可是一直没有回音……。 　　我们去查帐，查不出什么太大问题，走访工人，工人除了因生活问题对厂长有意见外，其他也提不出什么。 　　一个来月的调查下来，我有一个最直接的感觉是：要搞好这样一个工厂的生产，在加上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真是太难了！它的许多问题，似乎都不是厂子本身所能解决的。 　　那么，我们的“四清”又怎么开展呢？我苦苦的在寻找着开展运动和解决工厂问题的结合点，找不到这个“点”，就不可能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并真正为工厂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武汉来信叫我回去，并让阎登修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在跟他交接的时候私下里对他说：“这个四清啊，我看搞不出什么名堂。”阎问为什么，我说：“这里的实际问题与我们的目标相去甚远。工人们的想法、干部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所以这个运动搞下去讨不了好！”阎默默的点点头，看来他似乎和我有同感。我又问：“为什么武汉要我回去？”阎说“那是一个军工厂，军械我们没有人懂，都在那里大眼瞪小眼。所以还得请你回去。” 　　在广州期间，我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见到了老战友张干生、王欣山等人。王在公安局当局长，张在外贸运输办公室当主任。在他们那里吃了几顿饭，广州的饭并不合我的口味，那个饭里面放一节猪大肠，洗的也不太干净，据说就是要那个味。广州话不好懂，我和广州人说话还要有人翻译，到后来，有些话才听懂了。 　　回到武汉5505厂，又开始和这里的四清工作队一起搞运动。通过调查，还真发现了不少问题。5505厂是个很大的厂子，有5、6千工人，主要是为部队生产武器装备和负责正在服役的武器的修理任务。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厂子的政治组织基础是很不错的。从成分讲工人和贫下中农占绝大多数，许多都是世代的工人，从爷爷开始就在这里上工，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党员团员多，对工厂的建设极为关心。我们一来，就有许多党团员向我们反映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个厂子还是有不少光辉之处。生产任务和修理任务还是能够完成的，工人队伍的组织纪律性也比较强；从思想政治工作来看，能坚持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一个光学车间负责研磨镜片的女工小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红旗小组，不仅是厂子的红旗，还是总后和中南局的一面红旗。毛主席的不少文章她们都能背下来，有个别女工，甚至能把毛选第一卷背下来。 　　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因生产管理不善和技术问题造成的大量原材料浪费。其中热处理车间和翻砂车间浪费最为严重，看了真是叫人心痛。三七高炮复进器支撑杆，由于表面处理不好，脆得象“玻璃杆”，一摔就碎，热处理10个，就有7、8个不合格；复进弹簧更是如此，不是软了没有弹性，就是脆了一用就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技术不过关。但奇怪的是厂子里有一个在热处理方面非常有造诣的人，名字叫江水生，就因为他的籍贯是台湾，所以不用他。下面许多工人都叫他“弹簧大王”，意思是他对弹簧的热处理很有一套，凡在他指导下处理的弹簧，质量都很过硬，可这样的人就偏偏不用。对这种事我非常不理解。在战争年代，连敌人起义投降的，只要真心实意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还要重用，怎么到了和平时期，这么一个技术人员我们都不敢用呢？ 　　那个翻砂车间也是由于技术不过关，废品率特别高，车间外面到处堆放着废弃的毛坯。另外还有许多价值十分昂贵的、有的甚至还需要进口的合金材料、铜材，都有大量的浪费，不是由于下料不当，就是因为加工马虎，反正废弃的材料到处都是。 　　尤其问题严重的是前面提到的光学车间女工小组，磨出的镜片质量都不合格。尺寸不够，表面曲率不达标，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光学仪器的精度，经了解不是因为女工不努力，而是因为厂子有意放宽了标准（从原来的2-3%放宽到10%）。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把工作时间腾出来学毛著了！真不知道这样学习毛著究竟意义何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厂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作风漂浮。从我们大量了解的情况中感到，厂领导好象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认真抓好生产上，放在如何关心群众生活，调动群众积极性上，而是搞一些花架子。厂里的生产秩序混乱，规章制度不严，设备保养、维修、更新无人过问，从而导致故障频频，产品质量没有保证。对工人的生活关心也很不够，房子分配不公，维修不好，食堂生活没有改善，搞得工人怨声载道；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不深入，又不大关心工人的学习和技术教育，还有任用私人的情况，搞得工人内部新老之间、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之间矛盾也很大，工艺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厂子领导管理比较生硬，甚至还有私自关工人禁闭，打骂工人的现象，许多工人都不想在这个工厂干了。 　　那么他们都抓了什么呢？搞来搞去，就是狠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时间上，精力上投入很多。但是他们的学习，完全是一种照本宣科、教条式的灌输，根本不结合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情况。真搞不懂，他们学毛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是这个厂子的王书记，却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带头人，很得中南局的赏识。 　　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成员通过调查认定，这个厂子学习毛著是虚假的，那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红旗小组也是假的。为此我们根据调查的大量材料，整理出一份正式的工作组文件，一式三份，正式提交给学院党委、总后党委和中共中南局。 　　但是不久我们发现，厄运来临了。先是厂子里有人放出风来，说我们不是来维护红旗的，而是拔红旗的，接着就看到“长江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红旗小组红旗飘》，跟我们的观点公开唱起了对台戏，而且这是刊登在湖北省的党报上，其声势不可谓不大。时间不长，彭政委来了。他一来什么也不问，把工作队的人召集起来就训话，然后叫我们“上楼”作检查。还说什么时候认识了错误，什么时候才允许“下楼”（注：上楼下楼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术语，意思是停止工作闭门思过，等待处理）；说我们的主要错误就是拔红旗。我们想申辩理由，但却不给机会。从此我们的所有工作都陷于停顿，运动不能继续搞了。 　　我心里很不服气，找到李代欣副总队长谈我的观点。李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实的。但你是个副队长，你只要管好你负责的那摊子关于生产和业务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可以了，管那么多干什么？你知道么，你们想拔的这面红旗，是王瑞从认可的典型，可你们却偏偏要拔它，这能行么？” 　　我说“四清中要求我们清思想，这是典型的思想不清！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那我们算什么？要我看宁肯得罪这个封疆大吏（王瑞从时任中南局书记），也不能背弃原则。我们不是拔红旗，而是扶正，而且这本来不是一面红旗，而是人工用颜料涂上去的红色！我们并不反对小组的女工们学习毛著，但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掺水。这面红旗不是小组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它掩盖的是厂子里思想不清，经济不清！彭政委不允许我们申辩，叫我们做检讨，我们正憋着劲要告状呢！”李代欣一听我和他较起真来，马上说，“好好，老赵，你们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干涉还不行么？” 　　在工作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我一样，宋湖、某部材料处处长等还说，“咱们告！直接告到中央去！就告王瑞从。”于是，我们又搞了一份报告《红旗下的四不清》，在送上去之前，我坚持让纵队的领导看一看。李代欣看完后，只是笑笑，没有表态。 　　工作组里也有跟大家不一条心的，有一个叫方辰的人，就是王瑞从的吹鼓手，他对工厂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却打工作组的小报告。 　　报告打上去，我们也没有事情可做了。但是却没有写检讨的。我这时忙里偷闲，看起小说来。记得书名叫《士官回忆录》。 　　大约过了一个来月，总后张金林副部长来了。他一到武汉，就来到了工厂工作组的驻地召集我们开会。他首先对工作组进行多方面安慰，然后说：“彭政委叫你们做检查，是对你们的爱护。你们的错误，主要是对王瑞从、对中南局的不尊重，承认一下不就过去了么！”队员们在下面吵吵说，“我们没有不尊重，我们不过是就事论事。”张说，“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你们现在要想办法下楼来，什么时候下楼工作组也同时就撤出了……。” 　　看起来，工作组的工作使上面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反映的情况有理有据，即使是总后党委和学院党委也不能否认，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报告却和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在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时，在我的思想上已经产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对搞各种运动的厌倦情绪。这些年来，我们都在搞什么？每到政治氛围稍稍平静一点，想要静下心来在本单位、以及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搞点建设的时候，就要文不对题地折腾一阵子。现在，我们放着自己的工作不做，跑来插手工厂的事情，就算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又能够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再看看，这么一个好好的工厂，不抓自己份内的工作——不抓生产，不抓技术，不抓管理，不管工人的生活，却在耍那许多花架子，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领导，包括地方上的领导，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难道就不懂“实事求是”的道理么？这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了？ 　　正在这时，我接到家里来的一份电报，说赵光民病危，已住进了302医院。总队领导给了我7天假，叫我回去看看。回到北京直奔医院，这时看见了翠芬。只见她满脸的疲惫，但目光坚定。她已经在给赵光民切喉管的手术通知书上签了字，正在进行喉管切开手术。因为这时赵光民已经没有排痰的能力，要从喉部直接插管子帮助呼吸，还要从这里进行食饲。 　　术后，赵光民已能呼吸，但还没有脱离危险。翠芬的决定是正确的，她很坚强、冷静。孩子们和这个家全交给她了，我感到她太辛苦，心中有些内疚，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在赵光民身边守侯了一天一夜，还听医生对病情做了一些介绍。医生说，孩子得的是病毒性脑膜炎，在全北京只有4个病例，那3个病人都没有生还。孩子的治疗方案，是协和、北京等几家大医院来的专家和我们一起制定的，我们将尽力把他的病治好，不过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翠芬对我说，学院领导对孩子的病也很关心，戴寅山院长还来看望了一下，还给医院打了招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医院的护士、医生都很尽职尽责。 　　我听了这些话，心下感动。在学院，象我这样的干部不少，院长能做到这样关心下属很不容易，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领导，学院对我也不薄；从治疗方案来说，我更是无话可说，这算是很高的待遇了；我只有把工作做好，以此来回报领导的关心。 　　回到学院，看见办公楼内贴满了大字报，都是有关四清运动的。当时学院很多人都下去搞四清了，学院里也在搞，而其他的所有正常工作，都陷于停顿了。这时有人对我说，你还回去做什么，都乱了套，没有人管了。我说还是自己管自己吧！我还是得回武汉去，做事总要有始有终么！ 　　我按时回到了武汉。向曾队长说了一下孩子的病情。曾又把这几天的变化说了一下。他说，我们工作组都已经下楼了，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整个工作队对5505厂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材料越来越丰富了。总之是，由于厂领导班子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把厂子搞的很糟糕，我们的意见是要更换领导班子。 　　新的报告在全队念完通过，上报总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有一天，曾队长开会回来，说，我和刘处长在这里守摊子，其他人干脆就回去吧，恐怕有更大的运动要来……。 　　于是我们都悄悄地走了。这时工作队还想把方辰揪出来，都说他是“汉奸”，我们对工厂的意见，对中南局的意见他不当面说，却去到上面打小报告，大家说这是小人行经。 　　回到北京不久，曾、刘也陆续回来了。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这时已经到了1966年的春天。 　　工作队的人，开始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到曾、刘的家商讨在5505厂四清的事，有的说，还要继续告王瑞从，有的说，还要揭露彭剑钦，彭在学院没有什么建树，对下级没有什么关怀和温暖，只知道摆架子、训人……。 　　我开始还有点热情，慢慢的也就不愿搞了。细细想来，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就是个假红旗小组么，在王瑞从那里这不过是个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的事情，能因此就把他怎么样么？彭剑钦是个堂堂大军区级首长，资格那么老，也不能因这点事就把他怎么样了。总之，厌倦的情绪使我把事情看得越来越淡。后来，来的人慢慢也淡漠了，我的态度是，说几句赞同的话，泡上茶招呼一阵，人一走，茶一倒也就过去了。最后人们也就不来议论这个事情了。 　　1966年的春天，学院没有再招新生。学院的正常教学工作完全没有了。只是不断传达一些在文化领域进行批判的“风”。 　　对于我来说，我可不愿意把六年多在业务上积累起来的心血都丢了，而且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这些东西早晚还会用上的。既然没有了正常的工作，我还是抓紧时间学习，抓紧时间看我的书吧。于是，我一头钻进了图书馆。把美国的、苏联的各种关于武器装备的书，都借出来阅读，除了陆军的，空军的、海军的都看，看武器，看战例。我看了苏德战场的许多战例，我还把苏式、美式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各种技术参数，象射程啦，精度啦，尺寸啦，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我还看了原子弹爆炸的原理和杀伤力的三要素：首先是冲击波，和普通炸弹一样，原子弹也会产生冲击波，但能量要大得多，以巨大的冲击力从爆心向四处扩散并产生强大破坏力；其二是光辐射，爆炸时产生的耀眼光辉，能使被照物立时着火，眼睛马上会被致盲；其三是放射性污染，会在爆心附近造成大面积污染，人在其中，会得放射病……，但原子弹也是可以防护的，掩体挖到5米以下可以防冲击波，光辐射和污染都有相应的防护手段，因此原子弹也是不可怕的……。由此上溯，又看了关于什么是放射性物质，什么是核裂变，什么是原子能，放射性物质是谁（居里和居里夫人）发现的；还了解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全过程：什么许多原德国的科学家都跑到了美国，美国集中了一万多人，很秘密的搞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终于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夕研制成功；我看得津津有味，如同进了一个避风港，好象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全然不知。 　　赵光民也已经出院，但是他却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癫痫和智能障碍。这个病儿最后成了我和翠芬终生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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